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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开启“绣花”模式

2017-05-18李双金

检察风云 2017年9期
关键词:绣花网格化精细化

李双金

2017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要强化依法治理,强化智能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标准,更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

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涵

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发展为“社会治理”之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不同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中国当前社会治理实践创新成就的概念化和理论化表述,是对以往粗放式管理的否定和超越。所谓社会治理精细化,是指在績效目标指引下,通过机构部门的科学设置以及管理流程的重构,推动“ 粗放式”社会治理思维和方式的根本性转换,实现社会治理各方管理框架的标准化、执行的细节化以及服务的人性化。

目前,不少城市都已经开始探索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以上海为例,2014年,上海正式启动了“社会协同创新社区治理”的社会治理精细化实践,获得了较好的社会评价,其模式被总结为四个方面: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社区治理目标过程化、社区治理内容多样化以及社区治理方式互动化。

2015年,上海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社会治理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在体制创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的重要指示,在强化党建引领、改革街道体制,推进社会共治、基层自治、深化网格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镇域治理、建立专业化社区工作者制度体系等方面作了积极探索。

2016年,上海又在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建设、“五违四必”环境综合治理、强化基层队伍建设等方面继续发力,进一步促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权力下放、资源下沉,提升了社会治理的信息化、法治化和系统化水平。

在网格化、精细化治理方面,上海各区积极探索,形成了立足于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注重体系建设的“网格化+”模式:以各个区为一张大网,在街镇中网之下,分出村居、街面和拓展三种网格类型,再划分出N个责任网格并且责任到人。责任网格负责日常巡管,并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共同治理,将城市治理顽症和民生诉求发现在初期,处置在前端,解决在基层。

精细化治理需“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因此,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实践不能从管理者和管理部门的利益和便利性出发,应及时捕捉群众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的需要。

对此,一是要以开放的心态,平等对待各类社会主体,进一步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精细化格局。平等对待各类社会主体,首先应在理念上确立:社会治理各方不是一个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而是共同治理、共同受益的伙伴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搭建开放性架构、形成市场化机制吸纳包括居民群众、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共同破解治理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多元主体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治理力量和能力上的均等。基于当前治理力量的现实情况,政府仍然需要更多地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最终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各尽其责,协同推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

二是进一步以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引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创新。依托政务信息化建设,推动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逐步建立起全市范围的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在此基础上,逐步将政府部门管理数据、政法综治专业数据、公共服务机构业务数据及群众上传数据系统整合,有效实现资源融合和数据共享,并进一步运用大数据技术,实时关联、分析社会治理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推动社会治理由事后追溯向事前预测预警预防转变。

三是进一步依托法治化、规范化的制度体系,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效能。系统推进社会治理领域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协调、政策协调和制度协调,明确职责关系;精准推进政府的“补短板”职能,把市场成熟的服务交还给市场,为群众提供精细化的社会服务;努力建设协同化的工作制度,强化各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工作制度的相互呼应和相互衔接,通过精细化的公开制度、调解制度、问责制度、听证制度、常规联系制度等形成功能整合、共同合作、相互监督的社会治理实践模式,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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