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治军

李昌平的乡村复兴梦是让农民成为金融的主体，并通过金融组织农民重建传统的家族共同体和村社共同体。他对这个梦的实现深信不疑—毕竟，连癌症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李昌平：三农问题学者、中国乡建院院长。2000年3月，致信朱基总理，反映湖北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曾公开在国内媒体呼吁：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2009年9月在河南信阳平桥区 郝堂村主持以“ 内置金融”为切入点的村社共同体主体性重建及自主综合发展实验，2013年 郝堂村被建设部等部委授予国家级“生态宜居示范村” 。扶贫工作做到李昌平这个份上，基本就和做官无缘了。他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但每一次都以或被动、或主动从工作岗位离开收场—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他的言论、做法得罪了许多人。2000年，在以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身份给时任国家总理朱基写了那封有名的反映“三农”问题的信件6个月后，李昌平彻底告别了官场。政治生命结束的同时，身体也面临绝境。这一年，他被告知患了癌症，生命随时都有戛然而止的可能。“很多人都给总理写信，为什么偏偏我的那一封被送到了总理的面前？很多人都不会在我的那个年龄（37岁）患上肝癌，但为什么偏偏我被查出了转移性肝肿瘤？”他很困惑，后来明白过来，“有些事，注定要‘你来面对，‘你来完成。”此后十余年间，他探索出了一条“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模式的扶贫道路，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中国乡建院，立志要在中国实现乡村复兴。作为一个读书人，你得回答这些问题1996年12月，李昌平被任命为湖北监利县柘木乡党委书记。他面临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全乡干部严重超编，财务管理混乱，乡级财政赤字1200万元，农民负担严重。经过实地调研和报请乡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李昌平打响了精简机构、清理编制的战役，121人被列入清退名单。为了进一步确认清退编外人员的合法性，李昌平将具体方案和工作方法向监利县委、县政府做了报告，得到确认批复后，当即着手此事。然而，没等他行动，清退名单上的一位老同志找到了他，并向他出示了一封县某位领导的书信复印件。信上的大意是说，该名老同志曾经是省劳模和省人大代表，希望在这次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工作中，能够对他特殊处理，区别对待。李昌平很为难，不知该如何答复，但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稳住这位老同志后，他连夜进城，找到那位县领导，把书信复印件递过去说：“因为这封信不是原件，所以特意当面请您指示。”领导看完书信复印件数十秒后，严肃地告诉李昌平，这封书信是伪造的，那名老同志必须做清退处理。有了这件事打底，121人的清退工作最终得以顺利完成。但李昌平心里很清楚，他的举动已经得罪了那位老同志和县领导。不久，李昌平赴武汉进修学习，在这期间，柘木乡茶卜村一位农妇因和村干部吵架愤而服毒自杀，他被紧急叫回处理此事。最终的结果是，李昌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均被撤销。三个月后，被清退的121人中，绝大部分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他所制定的一系列管理制度，随之被全部废除……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争取农民利益，李昌平作过太多的抗争。长期扎根农村基层工作所得到的一手资料、一手信息，使他对农民生活的艰难感同身受。“我1982年参加工作，看到了太多农民的疾苦，他们很努力，可他们的日子越过越艰难。辛苦了一年，到头来还是亏本，不但照顾不了自己的父母、孩子，甚至连老婆都不是自己的了。”他说，“作为一个读书人，你得回答这些问题。”他看到了，也触摸到了，却无力改变这一切。对农民现状的悲悯和对自己人微言轻的不甘，在李昌平的体内搅拌翻腾了许多年后，最终在2000年以两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爆发—那一年，他写下那封令他名动天下的反映“三农”问题的书信；与此同时，他的肝部突然长出了一长串或大或小的肿瘤。“我家里没有这种（转移性肝肿瘤）病史，它从病发到扩散，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的精神状态长期不好。” 武汉、北京几家医院分别给李昌平做了检查，得出的结论是：他有99%的几率患上了转移性肝肿瘤。医生建议李昌平住院开刀，因为病灶显示是肝癌晚期，但是他拒绝了。“如果我是肝癌晚期，那么不管做什么手术，吃什么药都没用。我不相信奇迹，如果有，那么一定是自己创造的。我信我自己。” 李昌平说，“我知道这个病是因心情而起，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我相信我自己能治好。只要我精神好了，那它就会好。”他既不吃药，也不做手术。刚刚生病那几年，他每隔两年去医院做一次体检，后来变成了三年去一次，到最后干脆连体检也不做了。“我的态度是，随它去吧，别把它当回事。”他给自己开出的药方，是从政府辞职。以他的经验，在体制内做事，所有的一切都要按上面的意志来，这让他享受不到成就感，还会被许多事情牵着鼻子走，根本不可能让他把想做的事情做好。如此，心情只会更糟糕，病情也无从得到缓解。“我的工作、生活经历使我对农村扶贫有着深深的情结，它可以说是我的‘洪荒之愿，但我也知道，留在体制内是无法按照我的意愿达成的。所以我选择辞职。”2000年9月，李昌平离开近20年的乡镇工作岗位，此后数年里，他先后以记者、NGO组织的工作人员等身份继续关注、参与农村扶贫工作。但是，扶贫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纷扰的系统性工作，李昌平清楚，若想达成所愿，就必须在千头万绪中找出一种具有可持续性、可复制性的扶贫方法来。内置合作金融的魔力从2000年到2004年，李昌平始终在探索如何建立一种可复制的乡村复兴模式，使之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在整整四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徘徊于那扇门之外。 2005年，李昌平回老家监利县王垸村过年，在和村支书李花清的闲聊中，他发现，以养殖螃蟹和鱼虾为业的王垸村村民在想要进一步扩大经营时，经常遭遇贷款难、贷款贵难题。而且，即便村民想要存款也十分不易—最近的银行也在十几公里外的镇上。接着，李花清又告诉他，村里有点集体经济，每年可以拿出5万元给老人们过年发红包，人均200元。老人、红包、贷款难—这三个词汇在李昌平的脑海中盘桓纠葛良久，忽然之间他感觉找到了敲开那扇“乡村复兴”大门的方法：为什么不能以老人群体为精准扶贫目标，以村社内置合作金融为手段来开启乡村复兴之路呢？“中国的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个人承包，但是土地的承包权无法让农民将其当成财产抵押给银行以获得贷款，因为银行拿着那些土地没有用处，其规模太小。这是农民贷款难、贷款贵的主要原因。同时，它还意味着，农民的财产不能实现金融化，因此也就无法像城市居民那样获得资产增值收益。但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在农村内部解决—如果我们让农民将土地承包权抵押给集体，那么这样一来，不就解决了贷款难这个问题吗？到时候如果有人拿承包权抵押后不还钱，那么集体就可以把土地承包权转让出去。”李昌平给这一扶贫方法下了一个定义，“村社内置合作金融，就是在农民组织内部诞生的一个金融服务工具，以农民为主体，由农民管理，收益归农民，其所有权，也在农民的手中。”在解决了贷款难这个问题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保证村社内置合作金融的收益优先分配给老人，“一定要把金融和老人这个弱势群体绑在一起，这样不仅能提高他们的经济收益，也能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李昌平说，“要实现乡村复兴，就必须把以前中国文化中的敬老、爱老这些孝道找回来，因为它是重建家族共同体的基石。”他的具体做法是，由他出资10万“种子资金”，由王垸村匹配25万元“种子资金”，再由村中每位老人出2000元入社，正式创建王垸村“村社内置合作金融”-养老资金互助社。在这个互助社中，王垸村把村中老人编成小组，将贷款指标分配到各个小组，由老人负责给村中的年轻人审批、担保、发放贷款，而贷款所得的利益收入，届时也将全部分配给老人。2006年，王垸村养老资金互助社开业，初始资金87万元，当年实现利息收入12万多元，每位老人分红400元，积累2万元；至今，村社内置合作金融累计为王垸村村民发放贷款2000万元，累计为老人分红107万元—这中间，没有一笔坏账。李昌平的这次扶贫实验，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但解决了王垸村贷款难的问题，同时还找回了失落许久的乡贤和孝道文化。2016年10月，养老资金互助社举办了“王垸村首届重阳节”，正规剧团被请来唱了两天花鼓戏，一批好儿媳受到表彰，“乡贤”捐款7万元，村中的青年男女无不踊跃争当志愿者为重阳节服务—除此之外，由于村社内置合作金融的创办，以往高高在上的金融机构此时有了主动上门的服务意识，村两委的服务能力也显著提升，积极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并出台了多项惠民政策。有了王垸村的巨大成功做保证，2009年，李昌平在河南信阳平桥区郝堂村再一次展现了内置合作金融的魔力—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这个村子一跃成为住建部授予的12个国家级“美丽宜居乡村示范”之首，每年接待游客超过百万。郝堂村曾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2009年，人均收入只有4000元。由于贫穷，有些生病的老人担心连累儿女，自杀事件每有发生。2009年10月，郝堂村内置金融-夕阳红养老资金合作社在李昌平和村长胡静等人的牵头下，仅用了10多天的时间便创立开业。“虽然用时很短，但过程却很曲折，这个合作社几乎是‘吵出来的。”李昌平回忆，“为了制定合作社的章程，老人代表、村组干部、乡贤代表和我以及我的同事把所有的问题一一写在黑板上讨论，在争吵了30多个小时后，最终‘吵出了一个大家都信服的合作社章程。”创立初期，郝堂村只有15位老人出资入社（每人2000元），初始资金规模仅为34万元，开业三个月后，34万元的贷款产生了9000多元的利息收入。2010年春节前夕，首批入社老人得到了3个月的分红320元；这一年，48位老人加入合作社，资金规模超过百万，最终每位老人获得分红530元；2011年，入社老人增加到97位，年终每位老人分红720元，资金规模也激增至650万；2013年，村社老人的分红已经涨至800元，超过了政府发放的养老金……从2009年至今，郝堂村的内置金融累计为老人分红109万，积累高达76万。从郝堂村内置金融-夕阳红养老资金合作社受益的并不只是村社中的老人。村民黄建国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妻子是聋哑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他务农和外出打零工。2014年，看到村里的旅游发展势头良好，黄建国萌发了在老家开农家乐的想法，但是“在银行没有熟人，跑手续跑不齐”，几次三番也没贷到款。他找到夕阳红养老合作社，两天后，5万元贷款顺利到账。如今，他既可以在家里照顾家人，又有了务农外的收入。李昌平目睹村社内置金融为郝堂带来的变化，于2011年辞去工作，和画家孙君等人在郝堂村发起创建了以村社内置金融为基石的“中国乡建院”，专注于乡村复兴的建设及“精准助老”事业。它符合农民和当下农村发展的需要李昌平对村社内置金融模式一直深信不疑。 “我在农村工作了很长时间，村社内置合作金融的设计，我是经过了多方面考虑的，我的经验告诉我它不会失败。“他说，“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做这种设计的初衷是好的，在实施过程中也非常用心，更关键的是，它也是人心所向，它为大多数人服务，它怎么可能失败呢？不信你看，现在这个模式在全国各地15个省市都有项目点，每一个都是成功的。”王垸村和郝堂村带来的改变吸引了很多关注，“它（村社内置金融模式）符合农民和当下农村发展的需要，”李昌平说，“如今地方政府邀请我们前去考察，需要排队等候数月；与此同时，每个月都有成千上万的基层干部在我们做的示范村参观培训。”在李昌平看来，中国乡建院所从事的乡村复兴工作和政府及其他机构所做的乡村复兴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他将重建家族共同体和村社共同体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是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必要手段。李昌平认为，中国农村现在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两种“共同体文化”的丢失：家族共同体文化丢失于革命时期；村社共同体文化丢失于改革的进程。没有了这两种共同体文化做依附，农民变成了一盘散沙，在城市化、工业化的今天，农民小而分散，他们无法通过个体的力量在时下的市场经济中取得收益，也没有合适的渠道为他们当中的个体提供资金、技术等发家致富的相关支持，所以，贫困在所难免。因此，必须要找到一种方法，让农民拧成一股绳，重建“共同体文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中一个强势的主体。而这个方法，只能是村社内置合作金融。在李昌平的设计中，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是农民自己的金融组织。他认为金融是一种权利，有了金融这个权利，农民就有了力量，有了财产的自我实现—他们可以把财产金融化、证券化，从而达到在市场的交易过程中实现收益的目标。“中国乡建院就是要在‘金融為王，组织为王的今天，让农民成为金融的主体，通过金融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重建传统的家族共同体和村社共同体，实现乡村的复兴。”这个过程将漫长而繁杂，但李昌平却满怀信心—毕竟，连癌症都是他的手下败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