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峰 秦 涛

(河北大学 工商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共青团中央 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中国新型青年政策智库的四大发展趋势

■ 朱 峰 秦 涛

(河北大学 工商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共青团中央 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在共青团决策咨询需求日渐增加的情况下，我国青年政策智库启动了以“新型转向”为目标的“转型发展”进程，以克服传统智库运行中的思想产品质量不高、主动咨政动力不足、政策参与渠道不畅、化育青年活力缺乏等问题。“新型转向”的本质是智库的供给侧变革，在此过程中，我国青年政策智库在内部治理机制、思想生产机制、智慧传播机制、成果转化机制、影响塑造机制等方面都呈现出一些带有鲜明时代气质的新特征，呈现出思想生产的协同化、智慧传播的传媒化、智库研究的精细化、交流影响的国际化等新趋势。青年政策智库正逐渐成为我国青年事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织。

青年政策智库 协同化 传媒化 精细化

青年问题社会化、社会问题青年化的交互作用使得青年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角色日益凸显。中国共青团作为以青年群体为主要工作对象的群团组织，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其政策创新、组织创新和工作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变迁、技术环境变革和工作对象变化。组织气候变化和组织形态演进促进了共青团决策咨询制度变革和决策咨询需求迅猛增加，青年事务决策中的多元参与替代了政策的封闭运行，共青团与专家共同处理青年问题与青年政策渐成常态。新常态召唤新型青年政策智库提供专业、多元、独立、可持续的“咨政育青”服务。所谓青年政策智库就是指由青年研究和青年政策研究专家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专家构成的，运用专业智识为青年工作决策者、实践者提供智慧支持，为青年和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的智库，它包括综合性青年政策智库和细分性青年政策智库两种基本类型。此外，一些跨学科的综合性公共政策智库，虽非专门的青年政策智库，但其部分研究方向、思想产品和咨询服务是指向某一青年政策领域，并且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广义上看，也是为青年政策提供智慧支持的智库类型。例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研究涉及外交与国际关系、移民政策、就业政策等广泛的议题，其长期深耕的留学政策、青年人才政策等也明显属于青年政策的范畴，且对党和政府的相关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围绕建设“团青新型智库”“共青团智库”，一方面，传统的青年政策智库开启了以“新型”为标准和目标的转型发展；另一方面，一批按新机制运行的青年政策智库得以应势而生。总的来看，在决策需求释放和制度空间扩张牵动下的“新型转向”过程中，我国青年政策智库呈现出了思想生产的协同化、智慧传播的传媒化、智库研究的精细化、交流影响的国际化等一些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发展趋势。

一、思想生产的协同化

1．跨界协同的基本动因

第一，智库的本质是智慧共同体，是不同学术共同体、政策共同体、实践共同体和传播共同体相互借鉴融合形成的边界组织。这就决定了青年政策智库及其他青年政策决策、实践主体之间有必要也有可能建构起深度合作、互动交融、协同增效的关系模式。说必要是由于传统智库存在过度依赖体制、运行机制僵化、内生活力缺乏等问题，其“咨政育青”功能亟待激活。说可能是由于不同青年政策智库之间及其与青年政策相关的政府部门、共青团、高校、媒体、企业等不同主体之间，在科研基础、组织稳定、人才队伍、工作资源、思想生产、咨政渠道、传播平台等方面，分别具有多元化、异质性、相对性的资源优势和结构特质。日益深化的跨界合作、优势整合和协同创新极大地丰富了青年政策智库新型转向的想象力和可能性：通过整合异质性的使命愿景与功能价值，以克服原有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化腐朽为神奇”，完善了思想产品生产质量标准及供需衔接，解决了思想产品的生产、转化和传播之间的矛盾，在整体性、稳定性、多元化、灵活性等新型智库所需的多重品质之间达致某种平衡。因此，通过跨界协同的方式实现智库的运行机制深度变革和思想产品生产转型升级，应该是青年政策智库克服目前发展瓶颈和功能桎梏的重要方式。

第二，团中央围绕新型青年政策智库的发展建设和功能发挥，推出了一系列政策表述，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1)提升和拓宽青年政策智库在青年政策全过程发挥功能的制度空间和咨政渠道。《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共青团中央常委会工作规则》均明确了“更加突出面向全团的宏观指导功能，将工作重心从过多过繁的具体事务转移到研究规划、资源整合和指导推动上来”的深改思路，提出了常委会在重大决策前向智库和专家听取意见的程序设计和制度安排。(2)探索跨界协同的新型青年政策智库的创新运行机制。2015年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团调查研究工作的决议》明确提出，“积极整合团内外研究资源，从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高校中综合选择一批青少年问题和青少年工作研究专家、共青团工作和建设研究专家，组成团青新型智库，通过专题研讨、委托课题和联合攻关等形式，引导他们积极发挥决策咨询作用”，这是共青团青年政策文件首次出现的“智库”论述，文件倡导建设跨界协同智库和网络智库，并就协同的范围、方式等提出了指导意见。

2.跨界协同型智库日渐兴起

跨界协同型青年政策智库是指共青团、党政机关、高校、科研机构、媒体、企业等不同类型的青年政策决策、实践和研究机构，通过跨界协同联合组建的新型青年政策智库类型。目前包括五种模式：共青团-高校智库协同(共青团上海市委与上海师范大学共建的上海青年研究中心智库)、高校智库-政府机关协同(首都师范大学与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共建的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院)、团内协同(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共建的“青年之声”专家团)、团属智库-政府系统协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广州中级法院共建的全国青少年法律与权益研究基地)和高校智库-教育智库协同(中国海洋大学青少年理论研究中心与山东省青少年教育科学研究所共建的山东省青少年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借助协同机制组建的新型智库主要包括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全国共青团青年工作研究基地、中国青年网络智库、青年之声服务联盟专家团、全国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研究中心、中国大学生“一带一路”协同发展行动中心专家委员会、安徽省共青团新媒体工作研究中心和江苏学校共青团工作研究中心等。其中，2015年团中央联合北京科技大学共建的全国学校共青团工作研究中心，致力于“团结凝聚学校共青团相关领域的实践和理论工作者”，建设“学校共青团工作的新型智库、学校共青团研究的前沿阵地、学校团干部培训的重要基地”，“为学校共青团的组织和工作创新提供思想支撑、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是目前观察共青团决策咨询制度变革方向和跨界协同新型青年政策智库发展趋势的代表性样本。

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运行机制创新一览表

3．枢纽型智库平台或将成为协同演进的未来形态

顺应协同化的发展趋势，可以考虑在全国选择若干家基础较好的青年政策智库，健全“实体机构+社会团体”平台模式的运行机制、功能发挥与实践操作的制度设计，使其成为“智库的智库”“青年政策智库联合体”，从而在整体上壮大青年政策智库的咨政育青能力和影响力。例如，共青团中央层面可以完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研究会”机制建设，通过平台凝聚青年政策专家队伍、建立青年政策智库联盟网络，使其成为全国性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研究平台。这种制度设计蕴含有丰富的跨界力和协同力的结构要素，具备推动多层次协同创新的内在潜质。若能基于“跨界平台智库”价值理念指导，对于跨界范围、资源配置、运行机制、协同模式、思想生产、咨政通道、智慧传播等进行精细化、针对性地规划设计，将可以形成共青团、不同类型青年政策智库、媒体、青年对话交流的“智库枢纽”，在智库平台、思想市场与青年政策发展之间创建更多关系链接、协同场景和供需对接网络，从而进一步开辟智慧资源优化配置组合的崭新格局。

二、智慧传播的传媒化

正如纽约城市大学智库研究专家Eric Alterman教授所言：智库产品实际上介于新闻报道和学界论证之间，它不像新闻界变化那么快和零散，对具体事物的准确认识往往需要等上数年，也不像学界的研究有时会刻意绕开民生和热点。目前，“媒体智库化”和“智库传媒化”作用下的智库与媒体协同创新的趋势正日益显现。青年政策智库借鉴媒体运行机制的优势将智库研究成果更好地向决策层和社会公众进行传播，可以提升决策服务和舆情引导的媒体策略运用水平。青年媒体借鉴智库的运行机理和科学理性的智识资源可以强化其公信力，推动深度信息数据产品的挖掘、生产、积累、运用、传播与转化。“一刊一智库”“一网一智库”“一群一智库”正从我们丰富的想象力中逐渐照进现实。青年政策智库与青年媒体的边界将会更加模糊，两者的相互借鉴和深度融合将持续推进。

1．青年政策智库的媒体化策略及其影响

一些青年政策智库日益发展出更为娴熟、丰富的媒体策略：或设立专门的媒体工作部门，或组建专门的媒体与公共关系工作团队；完善促进智库与媒体深度融合的机制和政策；运行自有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自媒体，作为练就智库媒体化运作能力的媒介依托和实战神器；从个人和机构两个层面建立与主流媒体协同协作的伙伴关系；为媒体数据新闻、深度报道提供智力、数据、信息支持；借助大众媒体平台主动设置议程，围绕公众关注的新闻话题表达观点、公开讨论、在线演讲、直播会议、阐述政策、解读时事；打造善于在媒体上直面公众的明星专家队伍，鼓励他们开辟专栏、撰写评论、接受采访、解读热点；面向大众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成果发布会，发布研究成果。对外经贸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在研究“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北上广外来流动青年”“高校青年教师”等社会群体的过程中，创设了“蚁族”“洄游”“工蜂”“海陆空青年研究”等一系列形象化、易于识别和传播的概念，运用自媒体发布文章、频繁接受媒体采访、连续推出系列评论、主动参与讨论证明、及时回应疑问，使之迅速成为了新闻热词、舆论热点，引发官方关注和回应。从政策影响看，其结果不仅使这些概念直接进入官方文件成为了官方政策用语，还促使特殊青年群体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障、发展权益等青年政策议题迅速进入政府议程，并对我国建立国家层面综合性、系统性、整体性的专项青年政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从学术影响看，“蚁族”成为了多个社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并进入了许多重要社科课题目录指南，2009年以来，直接研究“蚁族”问题的学术论文多达342篇，其中CSSCI或核心期刊论文67篇，硕博士论文53篇。更重要的是“蚁族”研究凸显了青年研究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青年研究进入传统学科热门研究议题的进程。

从某种意义上看，作为智库发展趋势的媒体化日益构成了智库必然的组织形态和存在方式，而这对习惯于“阳春白雪、高山流水式的自说自话和曲高和寡”的我国青年政策智库而言，其影响是革命性的。一是对于智库在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公众话语之间的娴熟驾驭和转换运用，提升了智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学术话语唯有转换为政策话语陈述，才能更有助于让智库思想产品获得决策者的认同，进而将其成果的思想精髓与政策建言吸纳入政策文件和决策议程。学术话语唯有转换为青年话语表达，将有意义的大道理化解成为有意思的小道理，并以文字、图片、图表、漫画、直播、网络电视、微视频、H5等多种符合青年口味、易于形成传播扩散的方式呈现，才能获得关注和聚焦、形成共鸣与反响，从而更好地传播智库观点、引领社会舆论，当好共青团社会治理的左右手。二是使青年政策智库所生产的思想产品在整合沟通精英和公众观点诉求方面产生了奇妙效果，从而使得智慧传播更兼具服务政策制定者和青年公众的双重目标。这不仅将青年诉求纳入思想产品，为青年政策发展提供了多元、理性、科学之建言，也为青年公众提供了专业服务、为政策落地创造了更加合适的社会舆论环境。如果基于青年政策智库作为共青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织维度这样一个视角来看，青年政策智库传媒化的这种融合发展趋势或将成为共青团去“四化”、强“三性”的重要组织、技术和智力支撑。

2．青年学术刊物的智库化趋势

青年研究类学术刊物已经构成了青年政策智库传播思想产品的重要渠道，甚至是智库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公开发行的青年类专业学术刊物、青年院校学报多达二十余种，其中CSSCI或核心期刊4份，此外还有一些内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与北京、上海、浙江、山东、江西共6家青年院校学报近年分别转型为青年研究类专业刊物：《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北京青年研究》《青年学报》《青少年研究与实践》《青年学刊》《青年发展论坛》。显而易见，综合性学报更适合作为以学历教育的人才培养为主业的高等院校的组成部分，而共青团深化改革方案将青年院校的主业角色指向了团干部教育培训基地、青少年工作理论研究智库，专业类刊物显然与这一定位匹配度更高。

一是青年学术刊物便于整合作者资源、凝聚智库专家。他们可以针对一些青年政策热点进行特别策划，向不同学科专家约稿组稿，引导不同观点碰撞争鸣，为决策者和读者提供多元思想产品。一个经典案例便是发生在2010年前后的“男孩危机”之辩，以孙云晓、李文道出版《男孩危机》为标志，掀起了一场青年研究领域的重大学术争鸣，引发了一大批青年研究核心作者的参与，他们以青年研究学术刊物为阵地坐而论道、各抒己见，几个回合的论争，既抽丝剥茧般将问题现状、根源淋漓尽致地清晰展现，又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应对之策。

二是青年学术刊物具有独特咨政渠道。《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编印的《青年内参》，就一些重大或敏感青年社会问题与现象向团中央书记处等青少年政策决策者提供数据信息和政策建言。部分刊物除公开发行外，还会向特定范围的青年政策决策者和工作者赠阅。

三是学术期刊具备建设智库基础数据库的条件。《青年学报》正尝试借助作者资源网络成立国内首家与国际接轨、全球互通的青少年研究数据共享平台，以“促进青少年研究领域的数据管理、数据共享、调研协作和数据应用开发等合作”。

此外，青年研究类刊物还组建了联合组织——全国青年院校学报研究会，共谋以青年刊物建设为载体拓展青年研究的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汪鸿雁曾在一次学术期刊座谈会上谈到：团中央特别是团中央的机关出现了比较大的工作转型，更加强调定思路、出政策，更加注重理论的研究。共青团的现实是年轻人太多，干部可以说是所有战线当中最年轻的，他们理论积累工作的完成，完完全全靠共青团的理论研究智库。从现实需要来看，这种智库对我们整个共青团系统都非常重要。

3．传统青年媒体的智库化转向

青年领域存在大量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如《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网等。共青团系统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运用也是政务新媒体运用中最为活跃的力量。这些媒体特别是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面临政治担当、社会责任与市场效益等多重压力，不仅要办给青年看，还要办给“管青年的人”看。面对新媒体迅猛崛起的形势，面对即时性和互动性均不及时等劣势，他们往往会向着深度发展方向延伸，建立媒体智库、提供深度产品和发展定制产品正是可行路径[1]。他们依托自身作为传媒接触信息面更广、信息源更多的独特优势将“生产思想”与“传播智慧”巧妙结合；他们把记者培养成为兼具智库研究能力的智慧媒体人；他们多渠道与智库专家建立紧密联系、储备专家后援团。在此基础上，他们广泛搜集获取信息、积极吸纳专业意见、深入分析解读政策、打造深度媒体产品、多元渠道传播思想并且全面监测掌握舆情动态，在客观上起到了决策者与公众的链接枢纽的智库功能，成为了思想库、理论库、工具库和信息库[2]。例如，在党媒普遍智库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青年报》也加快了智库转型建设的步伐。目前，《中国青年报》已经围绕自身内容(产品)生产的需要，争取北京大学、中央编译局等智库以及相关领域智库专家打造出了中青旅游智库、中青智库社会责任专家委员会、中青智库地方治理等项目，为决策层和读者提供专项内参和数据报告等深度的精准的定制产品。

4．青年政策智库的网络化运行使得青年网络智库应运而生

“互联网+”时代智库的智慧聚集、智慧生产、智慧传播和智慧转化对互联网的依赖越来越强烈，青年政策智库的组织形态、组织结构、日常运行和功能发挥正全面与互联网紧密结合、无缝对接。借助于互联网技术便捷性搭建的智库专家、共青团与青年三方智慧供需衔接的网络平台，可以看作是媒体型青年政策智库的演进方向。共青团中央先后推动组建了中国青年网络智库，并在工作网、联系网、服务网“三网合一”的“青年之声”服务体系框架下成立了成长、就业、创业、维权、婚恋、心理、健康、国学、志愿服务、爱心传递、网络安全、科技、旅游、微电商、体育、学习者、网络文化、读书出版、金融、少年儿童校外活动等20个服务联盟。可以说，每个服务联盟都是一个智库，“互联网+智库”将有助于其实现整体性、协同性、创新性发展，从而强化“智慧”跨地域、跨领域高效率的开放、共享和传播，发挥“智慧”在“咨政育青”中的扩散效应。

三、智库研究的精细化

1．青年政策智库通过精细化、分业化的专业定位打造核心竞争力

青年政策作为面向青年这样一个在生理、心理、社会、文化多维度从少年儿童向成年过渡社会群体的公共政策，涉及不同细化的分青年群体、不同的青年工作战线，其调节领域的广度、范围要远远超过其他专项公共政策类型。这些细化的青年政策领域至少包括：青年教育与思想引导政策、学校共青团政策、基层团组织建设政策、青年外事政策、青年(职业与技能)发展政策、青年公益与志愿服务政策、青年就业创业政策、青年权益维护政策、青年参与政策、青年身心健康政策、青年住房政策、预防青少年犯罪政策等。共青团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更加注重根据不同青年群体特征，有针对性地推进青年服务供给侧改革，这就对精准化和细分化的青年政策咨询服务的需要更加紧迫。从近年来新改组或新成立的青年政策智库来看，这一趋势已然显现。针对尚未建立智库的细分化的青年政策领域，则应基于“互联网+”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思维，通过“青年之声”20个服务联盟提供智慧供需信息以对接市场。

明确的研究领域、清晰的研究方向是形成智库影响力的基础。尽管综合性智库参与青年问题与青年政策研究能够从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更高的战略层次、更多元的思维角度审视青年政策议题，但不是所有青年政策智库都一定要建成综合性智库。对于大多数青年政策智库而言，应更加重视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专”的“利基市场”，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逐渐摒弃过去“万金油”、千人一面的政策研究服务局限，跳出短期性和单学科视野的藩篱，集中力量针对细分化的青年群体、青年政策和青年工作进行长期持续的跟踪研究、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进而形成自身的特色优势，为青年政策决策者提供更具综合性和多元性的专业化、精细化、定制化政策服务产品。应当注意，青年政策智库的专业化发展与综合性研究并不冲突，对细分化的青年群体或青年政策开展综合性、系统性、全角度、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更容易形成智库的优势。专业化、精细化的发展方向使得青年政策智库全过程、全方位地在青年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成为了可能，反过来，也使得为青年公共福祉服务的青年政策日臻精细成熟。

2．青年政策智库正日益发展出一套专业化的智库研究方法“工具包”

一是多学科的学术视野丰富了青年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资源。青年研究兴起于社会学领域，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为青年研究提供了学术“合法性”、智识积累的最初和主要来源，而青年问题及青年政策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又呼唤发挥多学科多角度研究方法的优势，以获得真知灼见。青年研究的向度拓展与学科融合双重趋势的日益显现使得多学科和跨学科理论与方法资源丰富了青年研究的想象力，使其日益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显性学术领域，而青年问题与青年政策得以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全方位、全领域视角下加以全局、系统的审视，也更加有助于形成全领域的解决方案。

二是区别于一般学术方法的智库研究范式正在形成。“智库政策研究‘求善’是对科学研究‘求真’的补充、检验和拓展”。青年研究“从一诞生就带着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血统”，第一批从事青年研究的学者往往就是青年实务工作者，我国重要的青年政策智库大多是在共青团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注重理论工作和实务工作结合的传统，而之后青年研究分化出了问题主义和理论主义两种范式。但随着“注重为青年工作和青年发展带来的实际影响和实践应用价值”的行动取向，青年研究再度兴起，由“问题本位”转向“青年本位”，学术工作者与实务工作者将再现协同融和的趋势。

三是愈发注重打造智库研究专属方法筐和工具包。青年政策的智库研究将“传统定量分析与杂糅了定性定量优势的拟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以基础性的数据统计、建模与评价等作为根基，同时与逻辑推理、宏观理论、历史知识、专家经验指导相结合，从而将复杂的、平面的数据分析结果升华为深入浅出、立体化的结论、建议与启示。”[3]这也昭示了智库必备的七种技能：多学科协同攻关、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分析、数字化政策分析评估、战略预测、多元文化分析、专业数据库建设、智库营销与传播[4]。由此可见，定量方法(如问卷调查)、质性方法(如田野调查、扎根理论)、文献计量学方法、评价指标体系法(如青年发展指标体系法、青年发展规划监测指标体系法)、长期追踪法、投入产出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建模模拟及优化、政策仿真实验法等都是青年政策智库的必备方法。而青年研究与青年政策的专题统计数据库、调查数据库、知识库、信息库、案例库等基础建设也将成为必备工具。目前，信息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所形成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职能等分析方法日益广泛运用，如能在对青年行为轨迹动态监测、科学分析和可视呈现的基础上，开展专业型、计算型、战略型、政策型、方法型五位融合的青年政策研究，无疑将进一步彰显智库研究的价值与魅力。

从趋势上看，这样一种宽视野、全方位、多学科、跨学科、系统化的综合性的政策研究除了可以丰富智库研究的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成果来源“多元化”“客观性”和“前瞻性”，从而彻底改变过去“为既定政策做解读背书或根据行政化、利益方的需求而做研究”的工具色彩，这正是青年政策智库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基石。此外，日益丰富的智库成果呈现方式和传播形态，也正源源不断地为上文所述智库媒体化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四、交流影响的国际化

国际和国外青年政策的成功制定和实施背后都活跃着知名智库的身影。如联合国青年政策背后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银行，美国“家庭中第一代大学生”教育政策背后的美国青年政策论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积极、深入、广泛的国际交流对话及共同开展青年问题和青年政策研究，既有助于扩大中国青年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也是青年政策智库担当公共外交职能的体现，有助于拓展视野、取长补短、激发活力，提高青年政策智库咨政育青的能力和水平。这种交流合作影响正呈现出从双边到多边、从参与到主导、从参观交流到建构智库研究的区域或国际性新趋势。我国已有一些青年政策智库专家参加国际社会学会青年社会学研究会(RC34)等一些国际青年智库机构的学术活动，或在其中担任学术职务、会议主持人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青少年室多次与日本青少年所、日本驹泽大学亚洲青年文化研究会等国外知名青年研究机构联合开展项目研究，共建科研平台和社科实验室。其他重要的合作还有：2014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青年研究圆桌会议上，中国专家与美国同行“坐而论道”；2013-2014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与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开展“青年与社会变迁：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研究”。关于中俄青年研究的合作，时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李培林曾回忆：“2009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与俄罗斯社科院社会学所签署了合作研究协议，进行社会分层的中俄比较研究，为了扩大国际交流，(后来)把这项计划扩展为金砖国家的社会分层研究”，“关于青年比较研究的这个主题，是在2010年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在那次会议上，大家(金砖各国社会学研究机构负责人)不约而同地认为，金砖国家第二期研究合作应该以‘青年’为主题，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常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更重要的是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大国，整个社会都在发生巨变，代际差异和观念的断裂将会对未来的国家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理解新一代青年就是理解未来的世界”。这次合作形成了《青年与社会变迁：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俄罗斯与中国：21世纪的青年》(俄文版)等成果，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韩国青少年活动振兴机构等四国青少年研究机构自2004年起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共同开展历时性的中美日韩青少年比较研究，就四国青少年价值观、安全教育等多个课题进行了长期追踪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预见，伴随着“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持续推进，由我国青年政策智库主导的国际青年政策智库网络将会越织越密，各国青年政策智库互派访问学者等交流方式将更加频繁，在推动智库外交，面向国外青年的传播及引领青年服务“一带一路”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总而言之，上述新发展趋势将重塑青年政策智库自身的组织形态与运行机制，从而将深度嵌入共青团全面深化改革和青年事务科学化、专业化的进程中，而党和政府以及共青团对于青年政策智库的影响力评价体系也将逐步建立起来。这种双向交互影响将使得新型的青年政策智库日渐成为青年事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织维度。

[1]黄楚新 王 丹：《媒体智库：发展路径与关键》，载《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1期。

[2]朱 峰：《我国青年政策智库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2期。

[3]佘双好：《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研究方法的发展》，载《青年研究》，2014年第4期。.

[4]周湘智：《我国智库发展趋势前瞻》，载《人民日报》，2016年3月3日。

(责任编辑：任天成)

2017-02-22

朱 峰，河北大学工商学院副教授，共青团中央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公共政策与青年发展； 秦 涛，共青团中央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学校共青团理论。

本文系团中央2015年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学校共青团工作专业化、科学化视野中的‘团青智库’研究”(课题编号：2015YB013)、中国青少年研究会2016年度重点课题“中国青年政策智库研究”(课题编号：2016A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