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

“我希望欧洲将有明智的领导者，因为目前的问题真的很难解决。但我不确定历史能给我们多少指导”

法国大选之所以如此扣人心弦，是因为其后果涉及欧盟能否保住。而欧元区和欧盟之所以遭逢解体挑战，表面看是因为英国脱欧引发，深层次原因则是近年来一直挥之难去的欧债阴影和难民危机及移民问题。

而欧债危机主要由临地中海地区的南欧“猪”国引发，而难民移民问题则主要由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动荡导致，因此再深究下去，就会发现此次欧洲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环地中海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中海地区一直以来既是欧洲的力量源泉，又是欧洲的麻烦制造者，在中世纪时期更是见证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碰撞与厮杀。不过，由地理大发现引发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似乎将地中海叙事远远抛离了国际舞台的中心，西欧、北欧、大西洋世界以及亚太地区的迭次崛起，似乎衬托了地中海地区作为全球化短板的尴尬。

“总的来说，我觉得很难从历史中学到用于指导未来政策的教训。或许存在深层的模式。”

如今，地中海“影响力”似乎卷土重来，展开了自己凌厉的“报复”。这再次提醒人们，全球化的进退，有时更取决于其短板而非引擎。

带着这些想法，《财经》记者日前与英国历史学者、《地中海三部曲》作者罗杰·克勞利就地中海、欧洲和全球化话题展开了讨论，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检视和现状的检讨，能够提供把握未来的一种视角。

被历史抛却的地中海世界

《财经》：有没有想到过自己的作品在中国会如此受欢迎？

克劳利：我的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其他国家销量只能说还可以，但在中国销量非常高。

我对此感到不可思议。我不知道中国读者为什么会对我的作品如此感兴趣。

我描写的有些地方，比如威尼斯，就算没去过，每个人也感到很熟悉，因为看到太多照片、图像和广告了。对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说，威尼斯都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观光地，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人们想阅读关于威尼斯的描写。

在英国，来听我讲话的人通常年纪比较大，而且通常男性比女性对历史更感兴趣。但中国的听众很年轻，其中很多人可能20岁到30岁，而且女性和男性一样多。或许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

关于土耳其我也写了不少东西，我感觉中国人对土耳其以及伊斯兰世界当今各种问题和麻烦极具好奇心。我感觉中国听众教育程度很高，他们提的问题非常好，了解得很多。或许他们非常迫切希望看到外面的世界。

《财经》：为什么选择研究地中海历史？

克劳利：有两个原因。一是地中海地区深深扎根在北欧文化记忆中。我们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十分景仰。我在学校学过拉丁语，也学过一些古希腊语。要知道，150年以前，伊顿学院等精英学校只教拉丁语和古希腊语。300年来，欧洲都有所谓“大旅行”的传统——人们前往地中海地区旅行，去参观古罗马、帕特农神庙以及雅典遗址。

对我而言，还有家族历史的原因。我父亲是海军军官。和平时期以及“二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中海地区。我八九岁的时候，他被派往马耳他，那时英国殖民就快要结束了。我经常去那边度假。温暖的气候，蓝色的大海，还有岛上的历史遗迹，一切都令人心怡。儿时的记忆会跟着你，我当时已经对历史非常感兴趣。我以前读过关于金字塔的书。我很小的时候就对过去以及大海非常感兴趣。多年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地区旅行。

《财经》：写一本关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陷落的书需要很大勇气，因为关于这段历史已经有很多书了。

克劳利：我对伊斯坦布尔还有它的历史很感兴趣。事实上，“9·11”事件之后没多久我想过写写君士坦丁堡的陷落。50年前，著名历史学家史蒂文·朗西曼用英语写过一本关于这个话题的书，非常好。但我意识到，随着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崛起，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的历史意义发生了变化。对朗西曼来说，君士坦丁堡衰落的重要意义与伊斯兰无关。朗西曼属于一代伟大的古典学者。对他而言，君士坦丁堡衰落的重要意义在于预示着希腊罗马古典时期的尾声，预示着罗马帝国即将灭亡。50年后，人们对该事件的兴趣点已经转移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关系。

我想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去看这个问题：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长期以来的关系。所以有可能从一个新鲜的角度来讲述历史。可能20年后人们再写这个话题的时候又会有完全不同的角度。因为我对这个城市非常感兴趣，我对“大围攻”非常着迷，因为你可以重游许多事件发生的地点。城市的框架仍完好无损，城墙都还在，你可以经过苏丹穆罕穆德攻城成功时走过的城门，可以看到当时用过的大炮。你可以想到穆罕穆德将船拉入金角湾的技术难度——正是突破了这个技术难题才破坏了守城者的信心。你可以在这座现代城市进行上述所有研究，非常有趣。在伊斯坦布尔可以触摸到久远的历史，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动力。

《财经》：读了你的书以后，给我的感觉是，很长一段时间奥斯曼帝国、威尼斯、西班牙等等，都对在地中海地区的争斗情有独钟，但葡萄牙的航海远征找到了地中海之外的世界，将地中海舞台甩在身后。

克劳利：是的。这是历史学家所谓的“大西洋转移”，大概1500年开始，欧洲的经济活动中心向西向北转移，首先转向葡萄牙，然后转向荷兰、英国等能接触到地中海以外的世界的大西洋经济体。你在我关于威尼斯的书的结尾部分，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威尼斯人意识到他们的商业模式陷入了严重困境——葡萄牙人能直接购买印度的香料，而且通过绕非洲航行，所能购买的数量远大于威尼斯人通过埃及的穆斯林中间商所购买的数量。

《财经》：所以人们认为这扼住了威尼斯人的喉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