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立立 范俊涛

董聿茂教授和西湖博物馆

韦立立 范俊涛①

20世纪20年代北伐战争后，我国初步终结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国计民生有个暂短的发展阶段。这时期的博物馆有比较显著的发展，达到旧中国的高潮，1928-1936年，平均每年增长29%。[1]1929年，杭州举办了大型“西湖博览会”，很多海内外知名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文化艺术部门都送展品参加。博览会分“八馆二所”，其中博物馆设水产部、植物部、动物部、昆虫部、(广西)瑶山部、矿产部及动物园等。博览会闭幕后，当局决定成立“西湖博物馆”，以长期收藏有科学价值的地矿、动植物和工艺等方面的展品。

图1 1929年西湖博览会

西湖博物馆于1929年创建,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的前身，如今已衍生成三座国家一级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浙江自然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缅怀创业前辈，在困难甚至战乱的日子里，他们殚精竭虑、不畏艰险地建设、保护博物馆。其中对浙江博物馆事业贡献最大的当属著名博物馆学家、动物学家、教育家董聿茂先生。

一、投身博苑 夯实基业

董聿茂(1897-1990)出生在浙江奉化山区一个农民家庭，在宁波中学读书时聆听孙中山先生演讲，增强了他“科教救国”的信念。中学毕业后，他在乡村教书两年。靠积蓄的薪水和亲友的帮助，1919年他踏上负笈东瀛之路，专攻海洋动物学，于1930年获日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当时许多在国外的留学生目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迹象日益明显，纷纷归国报效。董聿茂先生乘海轮回到阔别十一载的祖国，受聘于浙江大学任教，又应西湖博物馆首任馆长陈屺怀(1872-1943，教育家、文学家)的邀请，担任西湖博物馆技师兼自然科学部主任。

图2 20世纪30年代董聿茂 (右一)在福州鼓山科考

当时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收藏品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很少几块矿物标本和一个鲸头骨标本。董聿茂先生带回国一批采自日本和台湾的标本，这些标本成为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他决心尽快地改变这一状况，立即率领职员北上青岛，南下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深入祖国大西北，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和牦牛、羚羊等大型动物标本，极大地丰富了西湖博物馆自然类藏品。1933年，董聿茂被聘为西湖博物馆馆长。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当时我国博物馆事业在经济上、技术上明显处于落后状况。为了把西湖博物馆办成国内一流博物馆，董聿茂先生主要在藏品建设、学术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三个方面为西湖博物馆早期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并为日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藏品建设方面，西湖博物馆继续在国内广泛采集和征集标本的同时，与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博物馆开展了动物标本交换。比如，鸭嘴兽、袋鼠、鸸鹋、大极乐鸟、湾鳄、泥魭、日本大鲵、勘察加拟石蟹等珍贵国外标本是这一时期通过国际交换得来的。而当时浙江人都知道杭州有个西湖博物馆，凡是稀奇、不认识的物品，就送来请专家鉴定或送博物馆收藏。在这一过程中，西湖博物馆既树立了很好的口碑，又丰富了收藏，还获得了一批珍贵文物。

图3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第一号

在学术建设方面，董聿茂先生自从担任馆长即创办《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年刊，西湖博物馆学术研究也由此发端。盛莘夫(1896 -1966，地质学家、地层古生物学家)在担任西湖博物馆地矿组主任期间发表了《浙江下奥陶纪三叶虫化石》《浙江地质纪要》等颇具影响的论文，并为日后撰写享誉国际的专著《中国奥陶系划分和对比》打下了基础。朱元鼎(1896-1986，中国鱼类学主要奠基人和水产教育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期间撰写并出版了《西湖鱼类志》。而施昕更(1911-1939，考古学家、良渚文化的发现者)的《良渚》学术报告则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由杭州辗转送到上海“孤岛”，由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同时委托寓居上海的学者卫聚贤帮助校对。《良渚》学术报告成为抗战期间在上海出版的最后一批中国学术著作之一，凝聚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由于董聿茂先生的远见卓识和卓有成效的工作，短短几年就使西湖博物馆的藏品和展品迅速充实起来，并达到十分可观的程度；与此同时，西湖博物馆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论文和专著。由此，西湖博物馆名声鹊起，成为当时全国著名博物馆之一。

董聿茂先生坚持勤俭办馆。当年，浙江省教育厅每年为西湖博物馆拨经费2000大洋。这笔钱除支付聘用的20余职工的工资、常年性标本调查采集和标本制作、行政后勤管理费用开支之外，还要节省出一部分用于购置仪器设备，而他在添置仪器设备方面却从不吝啬，显微镜、解剖镜、照相机、幻灯机等工具都是蔡司、莱卡等品牌，有些仪器一直使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完好的。

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董聿茂先生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并参加庚子赔款分配，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经费，用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砖木结构的新式展厅——动物陈列室。同年，与秉志、寿振黄、朱洗、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家成立中国动物学会并创办学术刊物《中国动物学杂志》，即今《动物学报》前身。

图4 用1935年庚子赔款得到的经费建造的新式展厅——动物陈列室

董聿茂先生从不怨天尤人，同事们也未曾听到他发过牢骚。他诚恳负责、克勤克俭，一心为公，有国内外尊贵客人来访，都是亲自导引讲解展品。1956年工资改革时，浙江省教育厅将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张宗祥、浙江省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定为业务一级。董先生却十分谦虚地说：“阆公(张宗祥)是国学大师，他当教育厅长时我还在中学读书，不可与他并座。”只肯拿二级工资。平时上班中午带饭，保持他在日本求学时清苦的生活方式。相反，员工出色完成工作使他满意，高兴之余他会大方地请客。对于公家物件，他总是告诫要处处爱惜，经费用在刀刃上。老一代职员在他的影响下，一把解剖刀、一支毛刷都会反复使用多年，而且代代移交下去。

二、有教无类 作育人才

在董聿茂先生的主持下，西湖博物馆引进了一批国内著名学者，如钟观光(1868-1940，植物学家，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寿振黄(1899-1964，鱼类学家，鸟类学家，兽类学家，中国脊椎动物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盛莘夫、朱元鼎等人。钟观光担任自然科学部主任，带领员工在我国东南部山区大量采集植物标本，创办了浙江大学植物标本室和农学院植物园，这是我国近代的第一个植物园，同时建立了西湖博物馆植物标本室。

董聿茂先生还十分重视培养馆内年轻人，使其成长为有特长的专业人才。董聿茂先生虽是动物学家，但对地质、矿产、植物以至历史、考古等都一视同仁。当年，施昕更20多岁，仅在职业学校的艺徒班读书一年，是西湖博物馆地矿组练习生，但他对家乡良渚的黑色陶片觉得奇怪。董聿茂先生支持施昕更进行蒐集研究。施昕更最终成为良渚遗址的第一个发现者，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驱。北大考古系主任严文明教授断言：“中华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题词：良诸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2]

1941年，董聿茂受聘担任浙江大学教授，同时继续到博物馆兼任职务，开展研究工作。此后60年，董聿茂先生长期任教浙江大学，桃李满天下，如曾在博物馆工作的王复振、郁永侁等；有博物馆培养、后来当大学教授的王开基、毛节荣等；还有参加博物馆工作后在董聿茂馆长教导下成长为博物馆专家并选定了博物馆为其终身事业的康美业、魏丰、钟国仪、钱惠馨等。董聿茂先生的许多学生都是生物界的学术权威或知名教授，这些人虽未成为博物馆工作人员，但受董聿茂先生的影响或托付，在事业上、舆论上全心全意地支持博物馆。建国初期，董聿茂先生的许多学生成为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他们在各届会议上都提案建设博物馆。浙江省海洋所动物学家陈永寿研究员回忆道：“先生德高望重，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学术界极受同行尊敬，和老一辈科学家有深厚的友谊。遵照先生教诲，在海洋科技事业上做了一点成就和贡献，只能算报答恩师的培养”。[3]

三、力主内迁 坚持抗战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11月5日，日军杭州湾登陆；11月12日，上海沦入敌手；12月13日，南京沦陷；12月18日，日军发起杭州战役；12月24日，杭州沦陷。

当时浙江省教育厅不关心博物馆和图书馆内迁，董聿茂先生和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先生均是知名的学界泰斗，两位馆长千方百计自谋办法把“国宝”级物品(浙江图书馆《四库全书》)抢运出去，把西湖博物馆的文物和标本向富阳、永康迁移，以免落入日寇之手。当时为避战火，3万余件珍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却遭过路日军放火焚烧殆尽。董聿茂先生和职员们义无反顾地将可以搬动的文物、标本、资料和仪器尽可能带走，决不留给日寇。开始，博物馆有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经由富阳、兰溪，到了永康就只剩4人。从水路过陆路，步步转运，途中遭日机凶残轰炸，历尽艰难，1940年底到达丽水三岩寺。董先生得知奉化老家已沦陷，他叫来外甥康美业先生，负责保护动物标本，同时学习采集与剥制。康美业在战火中成长为博物馆专业技师。翌年夏，日机连日轰炸丽水水陆运输要道，据康美业先生回忆：“我们都随浙大分校迁往龙泉，博物馆财物和行李等分装几条船，停在大水门外码头，准备动身那天，又遭日机空袭。我连忙拉了董馆长躲进山洞里，只听见洞外一阵阵震耳的爆炸声，山上石块崩落、尘土飞扬。约一刻钟后日机才离去。我们跨越残房碎瓦，穿过火海赶到码头，见许多船被炸。一条船上躺着个船夫，被炸断双腿，鲜血淋漓，痛苦呻吟。董馆长忙上前讯问，给他一些钱，叮嘱速去医院包扎治疗……终于在对岸一棵树下找到了夫人和孩子，但我们有一条船已炸得支离破碎，上面有董馆长从日本带回的书籍和文稿，大多还在燃烧着，其余也散落溪水中。董馆长痛心不已，那惆怅的神态，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董馆长懊丧地请渔民帮助捞起那些残湿书稿，摊晒处理”。[4]

当年，逃难没有目的地，依江而上，边走边看房子。1941年辗转流亡到松阳南洲村，找到了一家大户房子，落脚下来。当时董聿茂先生在浙江大学分校教书，不拿博物馆薪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辗转迁徙，但董聿茂先生对博物馆工作一丝不苟，对下属严格要求，要求职员看专业书，每次来都要检查标本制作。大家在董聿茂先生的带领下采集蝴蝶标本，自己做猎枪子弹，有条件时把带来的标本材料临时展出给群众看。在松阳，省教育厅竟下令停办博物馆，职员每人发三个月的工资就地解散，文物标本移交县民众教育馆。当时金华已沦陷，松阳危在旦夕。若照指令办理，则无异于将博物馆留给日寇，将成千古罪人。董聿茂先生为保存珍贵文物标本，决定自己出资带到龙泉，到浙大分校所在地，租几间民房存放，继续开展标本采集和科学研究。省教育厅没有给予任何资金，董聿茂先生用浙江大学发给他的工资支付安置博物馆标本、仪器的房租等费用，负担很重，由此度过艰苦的抗战岁月。

日寇占据沪杭后，到处搜罗文物、财宝和其它各种资源，在上海成立一个“中支建设资料整理事务所”(伪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来接管沪杭各地科研机关的科学资料和标本实物。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博士是董聿茂先生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时的同事，主管这方面事务，知道董聿茂先生在龙泉生活很困难，几番邀请他回杭州担任伪馆长。董聿茂先生是位爱国者，宁愿挨饿也不肯投敌求荣。1943年时局明显好转，省教育厅得知博物馆文物标本仍由董聿茂先生保管，准备再恢复西湖博物馆。董聿茂先生视博物馆重于自己生命，但绝无私心，推荐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金维坚为馆长，全部财物交还给博物馆，馆址选在龙泉东兴街民众教育馆，[5]仍称“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湖博物馆迁回杭州西湖边原址，由浙江大学教授潘锡九接任馆长。毛昭晰教授在回忆中写道：“董聿茂教授在抗战中内迁保护文物标本的艰难历程，是西湖博物馆史上最感人、最光辉的一页。董聿茂和钟国仪等先生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是我们这些后辈永远不应该忘记的。”[6]

四、因势利导 聚沙成塔

抗战时期，西湖博物馆受到致命破坏，以至藏品数量甚少，也未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业人员，从而一蹶不振，直至解放后才逐渐改变这种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省政府于1951年聘请董聿茂先生再次出任西湖博物馆馆长。1953年西湖博物馆更名为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它扎根于祖国人民之中，没有殖民地的色彩，在风雨飘零的岁月里经历苦难历程。

当时文化方面经费有限，董聿茂先生凭其社会知名度，借助有关部门财力出资办展览。其中影响较大的如浙江省博物馆与浙江省水产局合办的“水产展览”，宣传海洋知识和新中国水产事业是双方共同的任务，浙江省水产局不仅出经费还派人加入调查，出海采集标本都可利用渔轮便利。当时展览设计制作一个海洋电动渔场分布图要用几千只手电筒的小电珠，制作费力，虽笨拙但观众看了却觉得稀罕；1958年展出的“中国浙江省蚕丝展览”，被誉为“中国人民勤劳与智慧的象征”，[7]董聿茂先生在陈列室布置一个实体大小的蚕室，两位蚕花姑娘正在养蚕。那时候国内还少见人体模型，消息传播到浙西农村竟然家喻户晓，每年春秋农民进城，纷至沓来必到博物馆看蚕花姑娘。捷克斯洛伐克文化部部长来杭州参观，对这个陈列室很感兴趣，在中捷文化交流协议上指定要求复制整个陈列到捷克展出，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局拨款展览费用一万元给浙江博物馆，要求次年赴捷克展出。“中国浙江省蚕丝展览”准备工作完成后运到北京，在故宫神武门楼上预展，审核通过后赴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两个城市和波兰克拉科夫展出，反应甚佳，这是浙江省第一个成功出国的展览。

图5 1950年西湖博物馆创立21周年纪念合影(第一排右三为董聿茂先生)

浙江杭州有“丝绸之府”之称，丝绸工学院院长、省丝绸管理局局长朱新予(1902-1987,蚕丝专家、纺织教育家)是董聿茂先生的好朋友，大力主张在博物馆里办一个丝绸馆。1992年中国丝绸博物馆于杭州玉皇山麓建成开放，完成了朱新予教授的遗愿。此外，还有“国际友谊”“林业”“民间美术工艺品”等展览都收获良好效果，增加了藏品又扩大了影响。把博物馆与国民经济、社会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利用所有条件把博物馆办得好一些，深得广大群众喜爱，这是董聿茂先生办博物馆的成功诀窍之一。

图6 中国丝绸博物馆

1958年，董聿茂先生辞去浙江省博物馆馆长职务，任杭州大学教授，从事教学和研究，培养了许多动物学人才，但从未放弃为博物馆事业操心，在连任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每次会上都提议建设博物馆。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董聿茂先生不再担任博物馆职务，但一直是浙江博物馆协会理事。董聿茂先生是中国甲壳动物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编著的《东海深海甲壳动物》填补了中国深海甲壳动物研究的空白，还主编了中国第一套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浙江动物志》，为浙江省博物馆事业创建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不论是在博物馆任职，还是在大学执教、科研，董聿茂先生始终在与自然标本打交道。他认为浙江环境优越、海洋和陆地生物资源丰富，必须办一座自然博物馆。1984年7月，浙江省博物馆自然部分立出单独建制，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董聿茂先生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图7 浙江自然博物馆展厅

1990年元旦前夕，浙江自然博物馆领导去董聿茂先生寓所拜望，老人正在感冒发烧，夫人叮嘱不要多说话，岂知董聿茂先生第一句话就问博物馆库房建设。当得知3600m2的标本楼已经完工，不久即可把标本资料全搬进去，董聿茂先生非常高兴，还滔滔不绝地指导应如何管理各种不同标本实物，叮嘱资料必须完整地建立档案。几天后，令人尊敬的董聿茂先生便溘然长逝了。

董聿茂先生一生在患难中度过，时局动荡、颠沛流离，犹一心一意蒐集并保护藏品，筹办博物馆，孜孜不倦地教育人才，倡导临危不惧、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董聿茂先生是个意志坚定的爱国者，抗战时不怕威胁，不受利诱，保护博物馆毫不动摇。他始终不渝地和人民站在一起，热爱党、热爱国家，其精神一直传留给几代博物馆人。

岁月荏苒，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长足发展，众多博物馆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仅杭州一地就有各类博物馆85座。[8]今天的浙江省博物馆、浙江自然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三座国家一级博物馆，均凝聚着董聿茂先生的心血与汗水，成为他毕生事业与抱负的纪念碑。董聿茂先生长期秉持“以学办馆”的理念，并在博物馆藏品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学术建设等方面结出了累累硕果，为浙江省博物馆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博物馆事业今后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启示。

董聿茂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者和开拓者，他的精神将永存于世上，永远激励着我们。2017年3月18日，是董聿茂先生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和缅怀这位为浙江省博物馆事业和中国博物馆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先驱。

[1]梁吉生.论旧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历史意义[J].中国博物馆，1988(2)：13.

[2]东苏.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J].公路运输文摘，2000(9)：30.

[3]杭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浙江自然博物馆等.董聿茂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M].杭州：浙江省动物学会、杭州大学学会办公室联合编印，1997：86-88.

[4]杭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浙江自然博物馆等.董聿茂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M].杭州：浙江省动物学会、杭州大学学会办公室联合编印，1997：71-72.

[5]查永玲.打开尘封的历史[C].东方博物：第32辑，2009：51-52.

[6]杭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浙江自然博物馆等.董聿茂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M].杭州：浙江省动物学会、杭州大学学会办公室联合编印，1997：34-36.

[7]康熙民.浙江自然博物馆概览[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41.

[8]新民网.今天是博物馆日!杭州有85座博物馆 每10万多人就有一座[EB/OL].(2016-05-18)http://mt.sohu.com/20160518/n450105266.shtml.

Professor Dong Yumao andXihu Museum

Wei Lili Fan Juntao

① 韦立立：浙江自然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博物馆学；通讯地址：浙江杭州西湖文化广场6号；邮编：310014； Email：wlilyzj@163.com； 范俊涛：浙江自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博物馆档案研究管理；通讯地址：浙江杭州西湖文化广场6号；邮编：310014；Email：fanjtt-62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