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世胜

月光像打碎的流银，隐隐约约地洒在小路上。快到家了，我气喘吁吁，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把擔着的水桶放在地上，前面的桶刚落地，后面的桶却搁在一颗石料角疙瘩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桶就倒了。

在朦胧的夜幕下，那颗石料角疙瘩太像月光和黄土的颜色了，轻意地骗过了我的眼睛。桶顺着坡路连滚带跳，一直朝沟底奔去，倒在路面上的水在月光和黄土间流成一道暗影。

我望着剩下的那只桶，愣了半天，左手拿着担子，右手提着剩下的水桶一步一挪地回到家里，母亲看着我的神情问：“那只桶呢——”

就在这时，我哇地大叫了一声：“妈——好十几年没见了，你去哪里了，让我找得好苦好苦呀？”

我喜出望外地去抓妈的手，就是抓不住，恍惚间，在我眼前消失了。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天还不亮，房间空空，纱窗外的霓虹灯还在打盹。我缓过神来，才意识到母亲早已不在了。这么多年了，家里没有桶，我也再没担过水，原来竟是一个悲凉的梦境。

但这梦是真的，让我真切地又见了一回母亲，看到了当时的情景。那年我刚十二岁，放学后看到缸里的水不多了，就第一次独自去担水。谁知刚学剃头，就碰上个留大胡子的。

翌日，鸡叫头遍，父亲就起来了，赶忙往沟底跑。到上工时间他提着桶回来了，不幸的是桶叶被碰掉了一截，不能再用了。

村里人居住得太高了，若从街坡上撂一块石头，眨眼间就滚到沟里了。担一趟水来回要走近十里路，又多是拐弯的陡坡小道。一盆水全家轮着洗脸，洗完后再积攒下洗猪食槽。

这一年，父亲担水大多在邻居不用桶的晚上，特别遇到天快要下雨时，村里人都忙着提前担水，不论谁家的桶都没有空闲的时候。再说时间一长，父亲觉得老借桶也不是回事，就把坏了的桶整修了一下，担水时在渗水的缝隙塞进细棉打上蜡。这样虽说能凑合用了，可打掉的豁口则没办法补上，这只桶顶多能盛大半桶水，担在肩上一头轻一头重，父亲就在桶耳上绾了一块石头。村里人碰到父亲总要傻笑一阵说，明天早上拿我家桶担去，晚上我给你送过来。一群碎娃娃边走边喊：

柏木担桶榆木担，

烂桶拴个石头蛋。

弯头担子肩上担，

桶底淌着水珠蛋。

看着父亲难言的神色，我气愤极了，立刻追了过去，和孩子们厮打在一起。

农忙时节，很少有清闲的时候。而箍桶要手艺好的木匠才敢揽承，不少木匠会做门窗、打棺材、做箱柜、刻花雕龙，却箍不了桶。经过长时间打问，好手艺的木匠不是忙着，就是嫌来村的路难走，背上木工家具太重，不愿意上门做活，要么把木料背到木匠家，要么替匠人把家具背来，做完活再给送回去。

这样等来等去，直到第二年正月，父亲背着木工家具，领来了一位匠人。

正月的太阳特别暖和，空气中游荡着浓浓的年味。木匠挑出笔直的柏林椽，一截一截锯开，用平斧削成方木，弹上墨线，拿锯子豁成分板，用推刨推光后，再用凹刨镂成像瓦叶状的条板。

木匠的手艺确实不错，院子里弥漫着柏木味的清香。我守在一旁，给他寻长递短，看着他拉锯刨板的神态，沉醉在对新桶的期待之中。木匠把刨好的板编成号，就开始割缝隙了。这是箍桶最关键的工序，别的木匠割缝一块板一块板地刨，他一次把两块柏木板楞栽在钉着卡钳的长凳上，甩直双臂，唰地一刨子溜过去，薄如蝉翼的木皮落在了地上，提在手里就像卷成螺旋筒的纸折似的，韧而不断，抖开来完全可以在上面写字。取下木板，木匠把刨过缝的两块板试着一对，严实得就像一块总板似的，根本看不出缝隙来。

桶叶的缝隙割好后，木匠用头号铁丝拧了桶箍，锯了四根木棍，每两根交叉成一个十字形，以桶耳为直径，将桶箍分成相等的四瓣弧形，分别支撑在桶口及底部，整个桶的骨架就立起来了。再按编号，一块大头板，一块小头板为一组，依次插进桶箍里，互为咬缝，合起来宽窄一样，末了把每个弧形处的最后一块板夯死封实，桶框就做成了。

农村箍桶都选树龄小、干透的柏木椽，这样不仅韧性好，木质硬，而且还不撬，其它木头一见水，就会鼓撬变形，水会沿缝隙渗漏。

桶框箍好后，木匠用刨渣在院子打了一堆火，将桶框放在火旁，边转动着烤，边修桶梁、镟桶底。经过一个上午的烘烤，桶框的割缝处没有丝毫变化，这才装上桶底，又用锯沫将桶底与桶帮间的缝隙戳实，然后在桶里盛满水，过了一会没有一点水星渗出，木匠独自笑了。

有了新桶，尽管父母叮嘱不让我再去担水，可看着柏木桶上一圈一圈的树纹就像画上似的，好奇极了，我想拿这副桶担水，谁还再敢嗤笑父亲。

到了星期天，我担了桶拿了小镢，在估计要歇息的井路上，用担子的长度等好距离，修了搁桶的平窝，然后来到井子上。那时，井里水很旺，打满水，又掰了几根玉米秆漂在桶口上，这样走动时水就不会从桶里摇摆出来。我担着水，浑身冒汗，走一会就搁在平窝上歇一歇，心里充满了长大的感慨。

父母收工回来，看到缸里盛满了水，脸上有些不高兴，我想他们心里应该是乐意的。

后来，邻村要箍石窑，在紧挨我们村井子旁的一个峁子上破山炸石，就在快炸完石头时，井里的水渐渐干了。没了水等于要了命，村里人撵到张队长家，要队长和邻村讨个说法。邻村队长说：“你村没水我也很忧心，但这怎就赖在我们村头上了。”张队长说：“谁让你们村在井旁放炮炸石头来了，这炮声震动了地脉，水就顺着缝隙流走了，若你们不炸石头，我会找你们吗？”

邻村的队长死不认账，张队长就带着村民到邻村井子去担水，没过几天邻村井子的水不够吃了，派了人白天黑夜看着。一天凌晨，两个村为了抢水，棍棒斧头地对峙起来。邻村的队长怕闹出人命，就派人撵公社去了。公社干部领着公安人员来了，两村人才放下棍棒。公社干部说井里的水平均分配，无论如何先保障两村人都有水吃。

然后经过实地察看，公社干部说，井子没水不能说与炸石无关，也不能肯定有关，都是乡里乡亲的，没有必要纠缠是非曲直，另选地方，两村都出劳打井，新井打好各吃各村的水。

新打的井子有两丈多深，比原来远了近一里路，担水要把井绳绾在桶上，用手提着绳子往上吊，除了费力，村里人再也不敢让孩子们去担水了，吃水成了最犯愁的事。队长狠了狠心把村上储存的小麦全卖了，添了毛驴，每家轮着驮水。这样，家里又重新箍了驮桶。驮桶要比木桶大许多，在四个桶耳的圆孔插上穿棍，将绳圈交叉成8字形，挂在两只驮桶内侧的穿棍下，桶就被连接在了一起，搭在驴脊背的水鞍上，就能驮水了。

可没过多久，公社干部就急匆匆地跑到村上来了，说有人反映队长私卖公粮，要就地免职，群众知道后愤怒了，给干部派出去的饭没人管，开会叫不来人，公社干部在队长家待了三天，灰溜溜地回去了。

驴驮一趟水能顶人担两三趟，可父亲每次赶驴驮水总要捎着担一担。我劝他不要再担了，他总是找借口说，担桶不用一干就散了。我说，怕散了在桶里盛上水不就散不了吗？他说那又何苦呢？是家具就要经常用，一不用就没趣味了。

不久，村上开始实行农业机械化，国家无偿配置了柴油机、水泵、钢管。村上修了水塔，把水引到了村里，彻底解决了吃水问题，也饶了驴。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成为山村新的传奇，似乎一下进入了“新铁器”时代，家家把木桶换成了铁桶。父亲在担桶和驮桶里灌满土，一字摆开，放在仓窑的墙根下，每过几天，不管有没有尘土落上，总清扫一遍，然后迟疑地望着。

多年后，村里来了一个收旧东西的，就看准了我家的木桶，和父亲商量了半天，他就是不肯卖，我好说苦劝，父亲不高兴地说，想给，还卖啥哩，拿去就是了。

生活中的很多巧合，常常让人不可思议。我参加工作后，闲暇时，总爱在城里的景点溜达一番，没想到，在一处民俗馆里，父亲依依不舍的木桶摆放在铺着枣红色平绒布的展台上，聚光灯折射着它在山村不曾有过的风光，桶的标签上写着村子和父亲的名字。

我端详良久，仿佛桶上的每一块木板，板上的每一处纹络，都是一幅风情画，像山、像水、像人，渗着故乡泉水的印痕，显耀着木匠的工艺，留着父亲的指纹，沉淀着岁月的记忆。那一刻，我理解了父亲对桶的痴迷，桶里装满了纷繁的世事、未了的乡愁。

讲解员自以为是地向游客介绍着，她哪里知道木桶的后人就站在大堂之中。我望著孩童们好奇的眼神，心里顿然轻松了。历史很大，有时又很小，小得竟被浓缩在一个展馆里，存留在几只木桶上。我的心中涌动着从未有过的荣耀感。故乡有了不朽的编码，木桶成了时代的标识，我也可以自豪地给自己戴一顶“桶二代”的桂冠了。不晓得会不会像“官二代”和“富二代”一样显赫？

那天晚上，在我多梦的长夜里，我还是山村的那个少年，喋喋不休地把这一欣喜告诉了长眠的父母，就像鲁镇上的祥林嫂逢人便讲阿毛的故事一样痴迷。

高山上的父亲

父亲走了，被埋在异乡的高山上。种了一辈子庄稼的父亲却没能在他日夜相守的老家善终。

清明时已，春风倦意。望着坟头未醒的荒草和寂寞的黄土，我悲凉的心境瞬间萌生一种臆想，多么希望父亲突然从深埋的黄土中伸出堆满皱纹的笑脸，喊一声我的小名，我回叫他一声：“老爸——”

我知道这种想法是多么幼稚，但我还是愿意这样想。

父亲不识字，是普通的农民，种的一手好庄稼。每年春播时节，父亲的活什主要是撒籽种。这是农事中最精细的活，得有娴熟的技巧，撒稠了苗出来后就挤成了一疙瘩，间苗锄务特别费劲，撒稀了东一棵西一棵，一年的土地就荒了，庄稼有苗没苗全掌握在撒籽人手上。村上虽说有百大十口人，一般人都不情愿干这种活，担心庄稼一旦没苗了，村里人说三道四。

父亲不在乎这些，每当队上安排他撒籽种时，就提前在仓库领了籽种，背着上山了，在仔细察看墒情后，便开始撒种了，等到社员们上山，就可直接干活了。一天下来，在夜里的睡梦中，父亲疲惫的胳膊还在来回甩动着，嘴里念叨着：“墒气好撒稀些，墒气半干撒稠些，墒气干了加一半……”母亲戳着他的脊背说，不要再念你的那个经了，没人听。他却浑然不知。直到庄稼出了苗，听到人们都夸不稠不稀后，父亲在晚上的熟睡中，再没说过类似的梦话，脸上露着得意的笑容。

山里的活大都不轻松，春上往高山担粪，父亲总是拿着家里最大的筐子，装粪时还用铁锨拍得瓷瓷的，一前晌常比其他人多担两趟。母亲怨愤说，山高路又不好走，年轻时把力出过了，老了就会落下病根的，不要再充好汉，耍这种二杆子了。父亲说，我是村里挣十二分的最好劳力，担粪筐子和十分劳力一样大，担的趟数又一样，别人心里肯定不服，自己脸上也不好看。受苦就得舍下身子，人哄地皮一时，地皮就会肚皮一年，庄稼爱的勤快人。母亲无奈地说：“一张口就离不开种地那一套，你还有什么能耐？”

一天后晌，我们三个小孩正在羊圈旁玩耍，看见毛驴驮着笼驮往山上送粪，觉得很有趣，就跟着去了。下山时熬得实在走不动了，就嚷着要骑驴，那两孩子被父母放上驴背，抓着笼驮得意地向我撇嘴，父亲一直沉着脸。一个吆驴的婆姨就顺手把我也抱在了驴背上，我立刻向那两个孩子做了个鬼脸，却还没等我转过身时，父亲一把我从驴背上拉了下来，架在他的脖肩上。我不情愿地哭闹着，父亲紧紧地用胳膊揽着肩上的担子，抓着我的手。走在父亲前后的人说，小娃没骑过驴，稀罕，就让骑一骑。父亲还是沉着脸，一声不吭。回到羊圈的粪场，父亲放下我，我在地上直打滚，人们边哄我边对父亲说，你看一个大老人把娃娃逗成这样。父亲再也耐不住性子了，你们自己看，驴驮了一天粪，脖胛的毛都湿了，牲口不会说，全活人着哩，人要眼窝吃饭哩还是出气哩。那两个孩子的父母瞅了父亲几眼，其他人谁也再没吭声，这件事像一块石头搁在我心上。

父亲干啥都实在，从不会耍奸溜滑，更不肯落在别人后头。村上开荒地，他常抡一把刃口尺二宽的大镢，震得两只手虎口渗出殷红的血迹。秋天背糜谷、荞麦、豆子时，一般十二抱为一垄，一垄刚好是一背。父亲三丈长的老绳，把一垄全整上，绳子还剩很长，他把另一垄再劈上一半，剩下的半垄则让刚开始干活的毛头小后生去背。一到背庄稼时，几个小青年就早早候在村口，这个走在身旁密语，那个凑在跟前挤眉。父亲微微一笑，小子们别糊弄我，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谁不知道。

父親肩挑日月，手握寒霜，秸秆的硬茬结成他手上的老茧，一到春秋两季，手脚皴开密密麻麻的裂子。晚上吃过饭，父亲把脚手洗净，将灶火里烧熟的洋芋剥掉焦皮，放在捣蒜钵子里捣成糊状，搽在变着裂子的指头和脚上，搽一层，裹一圈布绺，连裹三层，过几天裂子就被捂死了，裂了再裹。上学后每次看见父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疗治手脚上的裂子时，我就坐在他身旁静静地发愣，顿时觉得父亲好可怜，以前的不快突然消失了，盼着自己能快些长大，替家里做点什么。

山里的生活枯燥单调，只有进入古历六月中旬，才能吃上地里的新鲜菜。这时西瓜、小瓜也上市了，村里的婆姨们相约而行，专门赶集去镇上吃西小瓜。那年六月二十三，是我第一次跟母亲去赶集，放开肚子吃了一回西小瓜，回时又买了满满一挂包串莲小瓜。就在走到离家再剩五、六路时，天空忽然乌云翻卷，雷电交加，大雨夹着冰雹决堤而下。一时，山生白雾，就地起水，搭在河槽的木桥被洪水冲走了，我们被困在一条深沟里，赶紧躲在一处山坡上，拔了些黄蒿拧成草靿缠在脑上，以防冰雹直接打在头顶。

天渐渐黑了下来，我和两个孩子害怕地缩在大人中间。就在这时，对面山梁上传来了父亲的喊声，我们同时应了起来。一会儿，父亲披着塑料布，扛一把镢头，肩上搭了一根背绳，站在河槽对面，看到我们都安全，长长出了一口气。

父亲立即把背绳的一端拴在一棵树上，另一端绾在他的腰上，跳下河槽，浊浪鲤鱼翻背似地腾起落下，洪水瞬间淹在父亲的胸腔，他避潮躲浪艰难地爬上岸。我立刻走到父亲跟前，可他说你先等一等，抱起另一个小孩举在头顶下了河槽。我在坡洼上呆呆看着，直到把所有的人背过岸，河水越来越大，最后才背起我和母亲过了河。

雨不停地下着，父亲走在前面，拿着老镢在陡峭湿滑的路面上掏着窝坑，上气不接下气地长叹说：“咱庄的冷子比这大多了，像鸡蛋似的白哗哗一地，庄稼全裸成光杆子了，两道沟的坝都冲塌了，社员们忙着堵口子去了，队长专门让我来寻你们。”

这一年山上的杜梨早早就被人摘捋一空，蒸熟后晒干，搅在粮食里或拌在谷糠、麬皮中磨成面，添补口粮的不足。早上母亲蒸窝窝，只蒸两个纯粮食的，再的都掺着杜梨面的，我和父亲一人一个纯粮食的。父亲每次都先吃掺杜梨面，见我吃完就把他的那个又给我，我不要跑在外面，他就跟出来，掰一半硬塞到我的碗里说：“吃了吧，好长身体。”我木木地站着，望着父亲松驰的脸皮，他比以前瘦了一圈，一种从未有的敬意油然而生。

父亲把集上买的那一挂包小瓜的籽留下来，第二年，在对面山的自留地种了一片串莲小瓜，上的全是牛羊粪和茅粪。成熟的小瓜，个头大小匀称，蒂部微平，脐处略凹，瓜面花斑翠碧，呈多瓣形，瓣与瓣间隔着浅显的弧轮，底色浅黄泛亮。这些吸收了高山阳光、月辉、晨露、雨水精华的串莲瓜，掰开一颗，满窑生香，咬在口里，皮薄瓤嫩，甜脆清爽，吃上一回，抿嘴咂舌，余香还在，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片瓜地不时成了村里人茶前饭后谈论的话题。次年，生产队把最平坦的一块麦地种了串莲瓜和老西瓜，让父亲带人去看管。瓜熟开园，还没等拿到集市上去卖，就被周围村子的人买光了。几年下来，村里用上了农业机械，基本摆脱了人背驴驮的苦力耕作。

不几年，这一传统老品种，遭到了引进的洋小瓜的围剿。那种洋白瓜无香无味，产量很高，不在地里种，专种在温室里，本土小瓜却被灭祖了，现在再也见不到了。

进入新世纪后，村子被搬迁了，电杆拔了，门窗撬了，村子消失了。父亲操劳了一辈子的家被迁移到川道的一个村子里，离马路近了，却没地种了，一家人借住在荒废的两孔破窑中。父亲整日郁闷不乐，忧愤和愁绪堵满心头，在住院期间一次次自行拔掉针头，末了躺在别人家的土炕上终其一生。

春来了，摇不醒坟头沉闷的枯草。落叶归根是还乡者的荣耀，晚年失家则是对魂梦的最后流放。

站在父亲的坟前，我每每想起这些，八年来，一肚子的话全烂在心里了，谁能理解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在临终时无家的那种心境？

天下的大恶，无异于是对衣食父母的残忍。

将视线拉长三十华里，从父亲的坟头向东望去，就是家乡无垠的大野。我怎么也想不清楚年少的父亲，从无定河畔逃荒一路南下，是如何找到那处人迹稀少的蛮荒之地的，让祖先的血脉淌进了大山深处。我一向把冒着生死寻找生存的人称之为英雄，如果父亲不种粮了，农民不种地了，不出三天，那些马背上的雄才勇将也会变成狗熊。

在视线的停顿中，我仿佛看见那交错起伏的沟壑、峁梁、塬洼和密集的荆丛，还存留着父亲两次背井离乡的足迹，洒落着时代轮回的情泪，世事看不见的手比阎王的手更歹毒。

埋父亲的那天，我把家乡的五谷祭放在墓窑里的供桌上，撒在墓道里。现在也许早已长成满目的绿野了。

目光久久地注视着这堆熟悉的黄土，让我肃然起敬，黄土下除了安放着一颗普通的灵魂，还有近一个世纪的沧桑。父亲没有离开土地，正在神秘的天国撒籽种谷，感知着大地的体温，高山上这堆无声的黄土就是他挂在蓝天下不朽的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