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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走上歧路”的经济学家
——纪念托马斯·谢林

2017-05-12卢周来

中国中小企业 2017年5期
关键词:经济学冲突战略

文/卢周来

一位“走上歧路”的经济学家
——纪念托马斯·谢林

文/卢周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托马斯·谢林于去年底去世,种种原因,并未在中文世界激起涟漪。追怀逝去的学者,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悼亡,更重要的是对其学术贡献的评述,以期借鉴、砥砺,把思考向深度与广度延续。逝者已矣,思想不灭。通过本文,读者可以便捷地对谢林的理论研究及其所长有基本的了解,或许也可以激发思绪遄飞。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战略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辞世,享年九十五岁。我写作此文时距离谢林辞世已经月余。这一段时间里,我留意到,与国际学术界对谢林的高度评价和连篇累牍的文字纪念不同的是,中文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包括问及几位圈内人,竟然有人不太清楚这件事;而谢林曾经到过中国讲学这件事,就是从事博弈论研究的国内学者,都一无所知。于是,我觉得我的确有责任写点文字,以图让更多人了解这位学界泰斗级人物,并纪念这位受我和朋友之托、为中美学术交流付出过巨大努力的可敬老人。

打开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网页,在其最显著位置,至今仍然是“纪念谢林”专栏,专栏开头是这样一句话:“罕有人能同时对真实世界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而谢林却做到了!”这句话,我认为是对谢林最到位的评价。

由于从事防务经济学研究的原因,我最早了解托马斯·谢林,是其在服务于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兰德公司时提出的战略威慑理论。所谓战略威慑,是指冲突中一方采取有效方式影响对方决策,并期望借此影响对方对自身行为预期判断的行为模式。谢林认为,冲突主体之间战略威慑运用的微妙性,类似于著名的“勇敢者游戏”:在一条长长的、笔直的大道上,两辆汽车分别从两头出发,以飞快的速度面对面疾驰而来;此时,每辆车的车主一方面都希望不会发生两车直接碰撞以致车毁人亡的悲剧,但另一方面又都希望对方能首先避让,以使自己获得“勇敢者”名声。然而,有趣的是,在这种“勇敢者游戏”中,车毁人亡式悲剧发生的概率的确很低。而获胜的一方,从来都是有办法让对方明白“在任何情况下我不可能选择避让”的那一方。谢林分析道,一旦有一方通过某种行为率先准确地传递了“任何情况下都不避让”的信息,另一方最后时刻总会选择退让。这是因为,即使成为游戏中的“胆小鬼”,也毕竟略胜于车毁人亡。由此,谢林认为,当实力相当的双方发生利益冲突时,既要保证己方利益,同时又不想将冲突进一步发展为两败俱伤的战争时,双方一般都会运用战略威慑行为,以迫使对方能够让步。而冲突双方谁能通过战略威慑获得更大的相对利益,则取决于给对方的战略威慑的“可置信程度”。一旦对方认为你的威慑是可信的,即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会选择退却,那么为了避免更坏的结果出现,对方会选择让步。

由于谢林长期服务于美国军方,因而,他提出的战略威慑运用理论,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军事斗争领域。在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长期处于冲突的状态,但却从来没有酿成战争,但并没有妨碍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张,实际上就是运用战略威慑的结果。尤其在处理著名的古巴导弹危机过程中,谢林作为危机处理团队成员,直接参与了决策咨询。他和成员们提出,要公开让全世界都知道,要么苏联人撤走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要么美国将不惜任何代价,包括升级为核战争的代价,也要对这些导弹进行空中打击,舍此之外美国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为了使这一“承诺”变得可置信,谢林等人建议,肯尼迪政府必须通过公共广播电视系统和公开声明,把这一“承诺”周知全体美国人、苏联政府以及国际社会。这种公开的做法就是告知对方:“我已经将自己置于一个不可能再有其

托马斯·谢林:

托马斯·谢林在2005年与罗伯特·奥曼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卢修斯·N·李奈特政治经济学教授。谢林1921年4月14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利亚州。2016年12月13日,谢林在他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家中去世。他选择的地位,否则这届政府在美国和国际社会将失去所有信用。接下来就看你的啦!”于是,为了避免冲突演变为核战争,苏联政府最后时刻选择了退却。这是“可置信威慑”战略应用的一个真实范例。

谢林提出的让对手让步的策略,后来又被称为“边缘政策”:冲突中的双方尽管没有真正同归于尽,但却是以一方将自己摆在“不惜同归于尽”的位置上才化解困境的;在两个国家之间,尽管没有发生全面战争,但却是以处于战争边缘甚至有限战争来化解战争的。谢林提出的这一政策主张,后来被大国广泛用于外交、国家安全、核战略以及军控和裁军等领域,在真实世界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谢林作为学者,与政治家一起,塑造了冷战前后的世界格局。

与政策层面的影响一样,谢林在理论研究层面的贡献同样深远。在其经典著作《冲突的战略》一书中,谢林将其战略威慑理论系统化,首次定义并阐明了互动决策、可置信承诺、战略移动等概念,对讨价还价和冲突管理理论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为后来经济学领域发展起的合作博弈理论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其“不可置信的威胁”启发了德国经济学家舍尔顿,后者提出的“子博弈精练均衡”概念就脱胎于此。仅在这一点上,谢林至少可与纳什比肩。后者的贡献主要是在“非合作博弈”领域。也正因此,二〇〇五年,谢林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原因是:“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

但如果仅仅把谢林的贡献定位为发展起博弈论的一个分支,还远远不够。一九八〇年,在为《冲突的战略》一书再版作序时,谢林明确写道:我之所以写作此书,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起一个跨学科领域,该领域可称为“冲突理论”。足见谢林本人的理论兴趣远超乎博弈理论,而是把目光投向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

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

谢林的贡献在于,他注意到现实世界中冲突无处不在。与“斯密世界”相反,在冲突的世界中,自利行为并不能增进集体福利。相反,一方在冲突中多得到一份福利,意味着另一方同等份额的丧失,这就是“零和博弈”。而更极端的情况,自利的选择最终将导致“双输”,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囚徒困境”。当然,谢林更注意到一种情况:冲突双方的博弈其实往往带有非零和的性质,此时,双方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达成协议,无论产生哪种协议,都比没有达成协议要好。因此,管理与处置冲突的战略或艺术就非常重要。而谢林试图通过自己和他人的努力建立起“冲突理论”,其意义也在于避免现实世界利益冲突最终酿成“双输”局面。

谢林本人当然未能完成建立起完整的“冲突理论”这一宏愿。在八十年代他也已意识到,建立“冲突理论”仅靠他本人不够。所以,在《冲突的战略》再版序中他写道:“尽管我致力研究的领域可能不会突飞猛进,但是我相信将会有更多有志之士投入到这一领域的完善和发展之中。”而现实也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八十年代初期,著名的数理与计量经济学家英特里盖特(M.D.Intriligator,《经济学手册》总主编)正式提出应当建立“冲突经济理论”。此说得到经济学家赫什利弗响应。后者在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初首次将已有的成果进行综合,提出“冲突经济学”概念与体系。他认为,“冲突经济学”应该与“交易经济学”一起,构成微观经济学的两个平行分支。前者研究基于双方均势基础之上的交易与互利行为,而后者研究基于单边优势基础之上的斗争与互害行为。两个分支都具备相同的标准的经济理论要素,但也存在诸多不同。首先,预设的前提不同。传统的交易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完全信息以及市场出清假设,在冲突经济学中相应地变成了“机会人”假设、不完全信息假设。所谓“机会人”假设,赫什利弗又称为“马基亚维里定理”,是指冲突背景下局中人不会放过任何有利可图的剥削他人的机会。其次,研究的工具不同,主流的交易经济学使用的是价格理论。而冲突经济学主要使用博弈理论(Game Theorem)。再次,研究的重点不同。主流交易经济学是研究生产的技术。即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如何合理配置资源;而冲突经济学研究的是斗争的技术,即研究如何将资源配置于斗争性努力与生产性努力之间,以赢得竞争中的优势。最后,研究的结论不同。主流交易经济学的结果是“瓦尔拉均衡”,即总能找到一组价格使交易双方都满意。冲突经济学的结果则是“纳什均衡”:“在给定条件下,你不动我也不动,你动我也动。”

理解谢林的学术观点,“聚点”这个概念极其重要。

用非学术语言讲,“聚点”就是利益冲突的各方认为各方可能达成妥协的利益分割点的交集。或者说,在这一点上,一方认为另一方会接受这一解决办法,而另一方也的确会接受。

但如何才能达成“聚点”是个大难题。仍然以“勇敢者游戏”为例。这个游戏之所以能玩下去,一个前提仍然是理性的双方都知道必须避免迎面撞上导致车毁人亡。也就是说,“不直接相撞”是这一游戏的“聚点”。两个冲突中的国家也一样:“不战”是双方最后默认的交集即“聚点”。只有在不撞与不战的情况下,才谈得上谋求利益最大化。但矛盾的是,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又必须使用“不惜一撞”与“不惜一战”的边缘政策。在这里,“边缘政策”是达成“聚点”的手段。但“边缘政策”的控制本身就成为突出问题。谢林自己承认,边缘政策有时非常难以控制,因为只要稍微过度,就会越过边缘界线,就会导致“同归于尽”的实质性行动。“边缘政策”之所以难以控制,谢林提出的理由又有两点:首先是“错误的感知”。即双方都可能误会对方真正的想法,都认为对方一定会避让,结果车毁人亡。其次是理性未必可靠。“勇敢者游戏”假设的一个前提是,车手都是理性的,认为生存比荣誉更为重要。但在现实中,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理性,恰有人就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其中也包括恐怖主义与宗教激进力量。

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出现,找到双方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的交集即“聚点”,谢林提出了两种途径:默式谈判和显式谈判。前者依赖于冲突各方之间事前建立起的“默契”,包括共享经验、文化与认识。在国际关系中,为了避免国家之间利益冲突转化为战争,必须建立起国际法体系。而国际法体系实际上是各方共同遵守的一种规则,也是共享的一种安排。在人际关系中,为了避免利益冲突造成“囚徒困境”式“双输”结局,道德与信任非常重要。而道德与信任也是一种“默契”,是一种“习惯法”。显式谈判的方式则有两种:调解和沟通。谢林认为,如果参与人可以相互沟通,那么他们就可以当面进行讨价还价,告诉彼此自己将采取什么行动,行动的边界在何处。并且通过“分级协调”,相互妥协至双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参与人之间无法沟通,则可以由第三方出面进行调解。这个第三方,在国际关系中,可以是联合国,也可以是能够为冲突各方接受的中间调停国。在有利益冲突的私人之间,这个第三方可以是中间组织,也可以是有威望的第三者,促成双方达成互谅。

从谢林关于“聚点”及如何达成“聚点”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其方法论与主流经济学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与谢林的交谈中,我曾专门问及谢林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他似乎对此问题不感兴趣,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是研究个体或集团行为的。”他还建议我看看《冲突的战略》之外他另外两本著作,即分别出版于一九七四年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和一九八四年的《选择与结果》。而如果读完他推荐的两本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谢林几乎没研究过经济问题,而是研究了我们常见的社会问题和国家行为,包括军事战略、军备控制、能源和环境政策、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团体犯罪、外交援助和国际贸易、种族隔离和种族融合、军事计划、健康政策、烟草制品、毒品走私、婚姻关系、棒球比赛、排队现象等等。

谢林曾经称自己是“一个走上歧路的经济学家”。当然,也正如诺贝尔奖对他的评语所言:“谢林,这位自称‘走上歧路的经济学家’,被证明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具有开创性的探险者。”

听闻谢林辞世的消息后,我花费了一些时间,从过往的记忆以及过往资料中,找回九年前我与他在湖南长沙交流的一些细节。二〇〇八年初,我与国防科技大学时任社科系主任曾立教授一起,策划并邀请了谢林的长沙之行。在长沙与谢林告别之后,由于某些原因,我们之间再没有过深入的交流。但这并不妨碍我此后一直在追寻谢林的学术足迹,试图更深刻理解谢林思想对于现实世界尤其是中国的意义。中国正在外部倡导建立一个和平世界。中国领导人申言,中国正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但要实现世界和平,中国就需要反对国际范围内广泛存在于冷战时代的“先发制人”、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因为表面上这可以使自己获得“先动”优势,并可以获得一种“恐怖平衡下的冷和平”,但最终却可能导致更为激进的扩张军备竞赛与更危险的极端行为。中国应该强调谢林提出过的主张,即无论存在多大的利益冲突,多进行沟通与交流,总胜于相互封闭与猜忌。

中国还在内部倡导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在市场经济利益分化背景下,不同人群的利益冲突从来是客观存在的。谢林曾提出:“因为边缘政策所创造的风险是难以控制的,所以强者不要轻易考验弱者的忍耐程度。”因此,在出现利益冲突时,如果社会中占强势的人群,因为自己拥有强大的资源,同时认为弱者总会逆来顺受,就肆无忌惮,社会必然会走向动荡与不稳定,必然会导致“民粹主义”。这提醒我们,政府必须主动充当好利益协调者角色,强者必须懂得适可而止,懂得在必要时让步,中国社会才会真正走向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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