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学

3月7日，在全国政协委员驻地昆泰饭店，本刊记者独家专访了南京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的王旭东教授。他已经是连任三届的老委员了，但参政议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仍一如既往。

据记者了解，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曾担任过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信息技术学院院长的王旭东教授共带来了10份有关医药卫生方面的提案和建议，其中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下简称“《中医药法》”）以及中医药发展方面的，就占了一半儿，涉及了《中医药法》的立法效应，中医的行业成分、传播，中医院校教育理念等多方面的内容。就上述问题，本刊记者对王旭东教授做了深入采访。

建议开展

《中医药法》立法效应专项研究

众所周知，我国首部《中医药法》即将于2017年7月1日实行。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以国家法律形式保护一门传统技术文化的伟大创举，对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谈及即将实行的《中医药法》，王旭东教授表示：“《中医药法》的立法精神，确实对中医药行业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领域起到了振奋、鼓励等方面的作用。然而，作为已经传承了3000年的传统知识，中医药本身却是极为复杂的一个知识体系，可执行层面的法律规范更为重要。鉴于这一知识体系的特殊性，以西方法律体系以形式逻辑为模板的条款，与中国传统文化以辨证思维为指导的中医行为，如何完美地实现国家的立法宗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他回顾说：“从最初的动议到颁布，《中医药法》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却久久未成。这一方面与国家立法计划等行政原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学界的意见不统一，直至2016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法律全文后，社会各界仍然出现较强烈的呼吁，认为其中存在不少问题。这与其他行业的法律成文后的反应差异很大。”

王旭东教授认为：“学界对现行法律的不同意见主要是：《中医药法》的法律地位应为国家基本法，而不是规范行业行为的一般法；《中医药法》涵盖面不足，难以从整体上保护中医知识体系，难以促进中医的整体发展；《中医药法》西化倾向严重，不能从学科规律、本质、优势上保护中医药事业，也不能解决与西医相关法律的关系；《中医药法》缺乏更高视野，与‘国家发展战略地位不相适应等等。”

对此王旭东教授建议：“为了维护已经正式颁布了的《中医药法》的严肃性，全国上下应该依照该法律的规定施行，不能违反现有的所有条款。但是，对其中存在的不足、不完善之处，则应该在实行过程中逐步发现，以待修订时加以完善。因此，建议开展《中医药法》施行过程中的跟踪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专项。这种研究的范围并不是很大，作为一般的重点项目立项，用三到五年的时间，从法律地位、法律名称、涵盖范围、行业特色的法律需求、行业与社会的法律关系等方面，探求现有法律内容的科学性、指导性、可操作性，以及需要增补、调整、修改、完善的内容。”

中医行业混乱无序的现状亟待重视

在采访中王旭东教授还表示：“中医知识体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支持。但是，纵观过去，中医的发展并不顺利，即便是刚刚颁布的《中医药法》，也无法符合不同从业人员的诉求，业界争议颇多。在科学界、文化界乃至民间，反对、谩骂中医的人不在少数；而在中医内部，对中医的发展也是各执一词，众口不一，连发展方向也搞不清楚；而现代西医却不是这样，从政府主管部门，到基层服务人员，上下一致，政令畅通，至少在学术上没有这么多的纷争。”

他介绍说：“我是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及其现代转型的首席专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中医行业混乱无序，与中医药行业内的人员类别有关。在中医行业内，从事不同类型工作的人，因为利益的关系，对中医知识取舍不一，导致了不同诉求之间的相互抵触，甚至完全对立。例如，注重规模掌握权力的行政官员，崇拜中医却不懂看病的文化学者，推崇经典轻视现代的‘铁杆中医，专注一家不采别派的‘门派中医，打着中医招牌实则全盘西化的中医医院，身为百姓却有一技之长的‘草根中医，只认老鼠不认人的‘科学中医，偏安一隅小富即安的‘海外中医，还有得益于中医的广大社会拥趸等等。”

王旭东教授认为：“上述这些不同的人群，尽管成分复杂，却都是当今中医格局的构成成分，大家本来应该在一个大阵营内互相依存、互相联动、互相支撑、互相配合的，可实际上相互之间谁也不服谁、谁也看不起谁，不仅不团结，而且内讧极其严重。业内人士对中医现状忧心忡忡，表面上轰轰烈烈，似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内瓤子里却是越耗越空，国家投入无数钱财，却收不到应有效果。”

因此，王旭东教授建议：“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是中医发展顶层设计中一个独特的环节。建议在社科基金范围内设立研究项目，厘清问题，找出对策，为中医行业把脉诊病，促进其健康发展。”他还表示，“因为涉及到利益关系，此类研究项目不宜在中医主管部门设立和主持，而国家社科基金比较适合，这样可最大限度地保持公允。”

宣示中医文化主权，让中医姓“中”

“建立《中医药法》，其宗旨是国家为了从法律层面保护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但中医药要取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走出国门，普及到全世界；因此，中医西传东播的问题，就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王旭东教授回顧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部署文化兴国战略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将文化建设放在重要地位，提出要建立国人的高度文化自信。中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在世界范围内有巨大影响。”

回顾中医药的传播史，王旭东教授介绍道，中医药文化对西方的影响甚至可以追溯到汉唐之际，但是近百年来西学东渐，欧美风是时尚的代名词，以致固化为思维定势，西方的知识体系成为真理或真理标准。回溯历史，18世纪以前，这种情况是倒过来的，那时候欧洲崇拜中国，如同顶礼圣灵，Chinoiserie（中国风）是最时尚的名词。中医、中药、茶叶、瓷器、园林、花卉、屏风、白铜、皮影等，影响西方时尚千余年。

他进一步举例介绍说：“至今，法国的‘哈姆茶，其配方就是出自近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这是一种用中药紫苏叶沏的茶，有和胃理气，解食物毒性等作用。流行于意大利的‘大黄酒，原配方见于南北朝时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凡到过欧洲的旅行者几乎都要品尝这种含大量泻药的苦酒，饭前开胃，饭后消食，次日通肠；经常饮用，推陈致新，益寿延年。这种酒很适合欧美那些生活处于无规律或夜生活者的需要，这正是此酒700 年兴盛而不衰的奥秘之所在。流行于欧美的古老的‘杜松子酒，是载于我国元代的配方，其成分并非松子，而是中药‘柏子仁。这种酒欧美人称之为‘健酒，因为它有很好的养心安神功效，也极适合欧洲人饮用。据考证，该酒的最早使用，也是陶弘景的创造。在罗马和巴黎街头，可以看到典型的中国风味食物――绿豆煎饼，当地人称其为‘保健热狗，认为它有健肤美容、利水解毒的功效。这种食品的做法和有关的理论，追溯其源头，也是中医的专利，是700 多年前由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带回去的。”

他继续回顾说：“中医知识、解剖学知识和脉学至少在元代就传到了西方，针灸则是在17世纪传入西方的；18世纪，西方的药物学著作中大量记载了大黄、人参、茯苓、鸦片，而风靡西方至今的茶叶，一开始也是以药物的身份进入荷兰的，当时的著作记载了茶叶的25种药理作用，大黄则是肉食为主的西方人的最爱：没有大黄，肉食者就会胀气难忍，甚至死亡。称为‘中国根的‘圣木，用来治疗肆虐的梅毒。在亚洲，中医东渡日本、朝鲜，已是世人共识。但是近年来，韩国、日本却看到了中医药学潜在和现实的文化、商业和学术价值，正在日益加剧篡改历史，谋求中医文化主权，窃取中医文化资源的不法行为。例如，日韩联手，竭力反对以‘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命名中医学，并得以实现，目前WHO所有文件中已经取消这个名词了，而是被‘Traditional Medicine所取代。几千年的中医传承，现在已经不姓‘中了。韩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的文件中，称‘韩医的历史为4332年；而我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的文件，则是据实填报为2800年——按照这些表述，自然就会形成‘中医是韩国创造的，韩国向中国传播了中医药学的论断。韩国的‘舍岩五行针术学会等机构甚至声称：‘韩医早于汉医，《黄帝内经》及其记载的针灸术是由朝鲜半岛传入中国的。”

王旭东教授还认为：“清代以来唯我独尊的心态，阻碍了我们对中医西传东播的了解和研究。统治者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外国人心术不正，学不了中医。近代，我们又以语言和文化的限制为理由，没有认真对待中医对西方的影响。我们可以说，中医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和亚洲的文明进程；但是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被人遗忘，以致于西方人也不知道他们喝的‘哈姆茶、吃的‘绿豆饼，日本的‘汉医、朝鲜的‘东医，是中国人教给他们的……”

“退一步说，即便我们不以老师的心态，至少也要以互相对等的心态来，树立‘西学东渐以外、还有‘中学西传的互动交流，因为任何文化的交流都是双向的。”王旭东教授表示，“为此，我建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相关单位设立‘中医西传史‘中医东播史研究项目，联合国外学者，编写相关著作，并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发行，向全世界宣示中医文化主权，用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高度文化自信的重要讲话精神！”

“大学排名”是中医药院校西化的“罪魁祸首”

在采访中王旭东教授说：“《中医药法》第33条明确规定：‘中医药教育应当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以中医药内容为主，体现中医药文化特色，注重中医药经典理论和中医药临床实践、现代教育方式和传统教育方式相结合。但现实则是，众多中医药院校在高校‘排名大战中，中医特色完全被淡化、虚化、边缘化。因为唯有西化，才能符合当前教育机构评估验收和考核，并以此提高排名，获取经费！”

王旭东教授充满忧虑地介绍说：“中医药院校为了符合排名所需要的指标，将自然科学基金项目、SCI论文数、科研项目经费数等等作为教师晋升、博导招生、评奖评优的硬指标；而中医药学科经典理论、思维方式、文化内涵、传承方式等核心内容，都与现代科学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的实验方法完全相左，越是中医特色，越是与实验科学不同。在‘排名焦虑症的压迫下，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医院校完全西化，丧失中医内涵，唯有用‘中医药大学这几个字来赚取政府的关注和支持。”

他进一步介绍说：“在现实中，中医院校为了提高排名，常用的做法是：引进大量西学人才，成立各种西学机构，大饼越摊越大，中医机构则削减、合并，实验室越建越多，中医部门却越来越小。为吸引西式人才，学校必须许以利益，安排行政职务，担任部门领导，除了学术头衔之外，还要让他们进入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学术机构；而与此相反的是，中医人才的领导权、话语权越来越小。在这些院校中，西式人才懂不懂中医不重要，做些什么也不重要，能不能推动中医药学科发展更不重要，重要的是发高等级论文，拿高等级课题，以积累学校排名。”

“与此同时，‘排名焦虑症还迫使中医药院校重科研、轻教学，只要与‘指标相关，就会成为学校的中心任务；因此，SCI文章、国自然课题、出国经历等等，都成了中医类学科的任务，搞得医古文、医学史、中医文献、中医基础类的教授们、研究生们惶惶不可终日。”王旭东教授继续说，“在排名压力之下，中医院校重自然科学、实验科学，轻人文学科，中医重人文的传统与特色无法在中医院校内得到体现。”

王旭东教授接着说：“面对上述现状，不少传统中医类的教师感到心灰意冷，对学校发展不关心，即使想关心也关心不上，无奈只能自己去外面开门诊、搞销售、接私课，以赚取实惠。”

“毫不客气地说，全国大部分院校都存在上述现象！”王旭东教授坦言，“当然，导致中医药院校完全西化的原因很多，但大学排名却是最直接的‘罪魁祸首！即使退而言之，如果真的有权威公正的大学排名，也许能反映大学的优劣。问题是现在排行榜乱象丛生，差别很大，中医药大学各取所需，造成学校之间的混乱现象。”

在采访中，王旭东教授欣慰地说：“令人振奋的是，3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人大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不要太在意排行榜，一流大学终究要看底蕴和声誉的观点，这对中医药院校尤为重要，因为中医药大学的底蕴和声誉就在于中医思想、中医精神、中医文化和中医特色！”为此，王旭东委员强烈要求教育部制定政策：一是取消各类排名；二是经费划拨不与排名挂钩；三是对中医院校现行办学状况作专项调研，依照《中医药法》制定符合中医特色的评估办法。

专家简介

王旭东，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原所长、信息技术学院原院长，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多个重大项目专家、委员，全国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养生康复分会、中医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养生保健学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食疗药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联合國大学软件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职务。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育部、国家科技部等多个机构的学术评审专家，十余家学术刊物审稿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培养对象、江苏省“333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才。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多项奖励。在中医美学、中西医比较研究、音乐疗法、中医文献、老年医学、康复医学领域有突出成就。享受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