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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2017-05-10刘艳伟拓夫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6期

刘艳伟+拓夫

[摘 要] 2016年6月5-6日,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的“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在岳麓书院举行,会议共收到论文45篇,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四库学研究的历史、《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总目》与学术、《四库总目》的考证与纠谬补缺及四库学的问题作了深入讨论。

[关键词] 四库学;四库总目;会议综述

[中图分类号] G25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6—0038—03

Abstract:On June 5-6, 2016, sponsored by the Yuelu Academy of Hunan University ,Chinese Siku Studies top BBS was held in Yuelu Academy,45 papers were received for the meeting. Focus on the history of Siku Studies,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he Siku Quansh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stracts of Siku Quanshu and the study of the academy, as well as the additions and corrections of the Total Abstracts ,participating experts and scholar made a further discussion.

Key words: Siku Studies; Siku Quanshu Zongmu; Review of Forum

2016年6月5日,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的“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会议共收到论文45篇。开幕式上,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作了报告,他认为《四库全书》是中华民族的史鉴,是世界文化的珍宝,研究《四库全书》既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精神自信的表现。李铁映为湖南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揭牌,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担任中心主任。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澳门大学、湖南大学等30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中华书局、东方出版社、新星出版社、沈阳故宫博物院等15家图书馆、出版社、博物馆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四库学研究的历史、《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四库总目”)与学术、《四库总目》的考证与纠谬补缺及四库学的问题作了深入讨论。

一 四库学研究的历史

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二百年》梳理了《四库总目》自刊刻面世至今二百多年的研究历史,将《总目》的研究归为补正、笺疏、学典、思想文化研究、编撰研究以及文献学研究六大范畴,对各个研究方向的主要著作进行了述评,并介绍了《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四库全书总目〉研究论著目录》这两部研究目录。江庆柏《四库提要文献的比较与研究》对前人《四库提要》差异研究进行了回顾,指出提要差异的存在与文献修改、缮录底本的改换、馆臣擅改、誊录监生的删节、誊录监生的疏忽、政治因素以及馆臣的学术观念等因素有关,并提出四库提要文献的比较研究在学术史、文献学等方面的意义。邓洪波、张洪志《2011-2015年四库学研究综述》对2011-2015年间有关四库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统计分析,指出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四库学的研究需要吸收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研究者也要能“入乎其中”,“出乎其外”,以平等之心、同情之心来研究四库学的建议。

二 《四库全书》及《总目》的编纂

周国林、邱亚《张舜徽的四库学研究》就张舜徽对《四库全书》的编撰与《四库提要》作者的研究作了论述,并指出《四库提要叙讲疏》的学术价值。夏长朴《重论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编纂时间》一文在对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进行细致考辨的基础上,判断其编纂时间当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并考证“津图《纪稿》”与陈垣所得的《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应是同一书稿。徐亮《各省士人参与〈四库全书〉纂修考》对四库馆人员省籍分布、四库图书采进来源和四库正本中著者籍贯分布进行分析,认为《四库全书》的作者,包括纂修者和著录书作者是全国各省文人学士,非单独某一省之功,也非某一省所专有的结论。徐道彬《〈四库全书〉的编纂与“皖派”学者的贡献》认为,考据学风盛行之下,清代《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的成功编纂,考据学者应是中坚力量,“皖派”学者的参与,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学风产生了深远影响。陆建猷《乾隆修纂〈四库全书总目〉的观念举论》认为乾隆皇帝修纂《四库全书》的意图既有对经典文化理论的吸收,又有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王婷《〈四库全书〉史部提要文獻之书名改易原因订析》通过比对《四库全书》历史类分纂提要、汇总提要与库本提要、总目提要,考察了同一提要书名各异的情况。何灿《〈四库全书〉卷末附考证案语研究》考察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卷末附考证案语,指出其在《四库全书》在校勘、版本、考证等方面的价值。

三 《四库总目》与学术思想

陈晓华《清代学术自省与〈四库全书〉的修编》认为四库馆开设之前,清代的学术已经在自我反省自我更新,整个社会也进行学术文化总结工作,文献学学术总结的完成,为四库修书奠定了文献基础;学术与政治的紧密相联,促成了《四库全书》的整理工作。刘凤强《四库馆臣学术共同趋向探析》认为持平汉宋,反对门户之争,崇考证、崇实学,重经世致用,是四库馆臣学术共同趋向,这也反映了清中期中国传统学术的走向。曾圣益《清初学术总评:〈四库全书总目〉的观察角度》以《四库总目》为视角,对清初的学术进行了评判,认为清初学术已由心学末流回归朱学,以义理致用为主,而并非乾嘉考据所称的严谨征实。王培峰《〈四库全书总目〉对朱子之学的评价及其学术立场》认为,《四库总目》对朱子之学持否定态度,对朱子后学评价尤低,其原因在于《四库总目》以清高宗钦定经学著作和清代汉学家的著作为标准来评价朱子之学,这也体现了乾隆后期学术思想领域的巨大变化。

张永超《论〈四库全书总目〉对西学的误读及其成因探微——以耶稣会士所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在〈四库全书〉中的反映为例》,通过考察《四库总目》对耶稣会士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收录情况及评价,认为《四库总目》存在舍本逐末、误把天主等同祅神、误以西学源自中国三种误解,造成这种误解的深层原因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歧异。荣国庆《〈四库提要·诗经类〉解释思想研究》对 《四库全书总目·诗经类》提要进行了考察,认为提要确立了以《诗经》文本为本体、以“和气”为先见,以“折衷”为方法的文本解释模式,呈现出非常鲜明的解释学特征。蔡智力《不使异学淆正〈经〉:从〈四库全书总目〉对易学图书之部次看清代易学潮流》通过比对历代目录学著作,分析《四库总目》对易学类图书之部次,考察其易学思想,认为《四库总目》实际上是秉持儒家经学《易》之标准,其它不符合此标准者,则视为“易外别传”而别入子部,由此实现不使“方外之学淆《六经》之正义”的经学理想。

四 《四库》所收书及《总目》的考证与纠谬补缺

尹波《四库本曹彦约〈昌谷集〉误收诗文考》对《四库全书》所收宋人《昌谷集》及今人栾贵明所辑《四库辑本别集拾遗》进行考辨,厘出误收诗文七篇。郝润华《也谈文渊阁〈四库全书〉的点窜问题——以〈空同集〉为例》考察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空同集》的改字、改句、删字、增补诗句等情况,探讨了《四库全书》改字规律,并提醒学者们在利用《四库全书》中的文献时,需谨慎对待其中的文字窜改情况。毛海明《读〈元史〉校〈元典章〉两则》利用《元史》本纪中的相关记载,校正了点校本《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复租赋三》、卷六《台纲二·按治·廉访司巡按月日》有误的两条文书。陈峰《胡宏〈皇王大纪论〉点校问题新探》指出中华书局点校本《胡宏集》所收《皇王大纪论》在底本选择上的失误,通过对明万历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王大纪》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五峰集》对校,勘正其中较为典型的讹文、脱文、衍文、倒文58处,并探讨了《皇王大纪论》之所以呈现出不同面貌的原因。

张宗友《〈四库全书总目·春秋地名考略〉提要辨误综论》梳理了自四库馆臣至今日学者们对《春秋地名考略》提要中的辨误进行评议,提出自己的见解,并提醒今后在《总目》的考订及研究中应注意之处。李立民、林存阳《〈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札记》辨正《史部·职官类》提要中《麟台故事》《馆阁录》《南宋馆阁录》馆职与翰林混淆之误、补正《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提要中《大序》《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等十则内容。李国庆、王钒《〈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及其收书异同录——兼及金毓黻所论〈四库全书〉卷前提要问题》一文,对文溯阁、文津阁、文渊阁及内府写本《四库全书》卷前提要作了介绍,比较四种卷前提要收书异同,并对金毓黻所论《四库全书》卷前提要的问题进行了辨正。

五 四库学的学科建设

朱仁天《“四库學”还是“四库总目学”》探讨了“四库学”与“四库总目学”的问题,认为从“四库学”的性质、《四库全书》与《四库总目》的关系、“四库学”的系统分类等方面考虑,《四库总目》研究单独成学难以说通。何宗美《四库学建构之初想——以红学、敦煌学等为参照》以红学、敦煌学为参照对象,提出了四库学的基本领域及其体系、建构四库学的作用与价值及建构四库学所具备的条件与应采取的举措,并指出,研究者当具有贯通中西思想与学术之“通识”,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具有影响力的四库学。

此次论坛既是对以往“四库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也为将来“四库学”研究的方法理论、相关学科建设提供了思路,为“四库学”的进一步发展及传统文化的弘扬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