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一个冰雪刚刚消融的早春，冰封已久的大地从沉睡中醒来，寒意渐渐退去，春意悄然爬上枝头，露出一丝黯淡的绿意。

那时候，三十五岁的我，两个孩子的母亲，在一家小工厂当会计，没有任何出奇之处，却不甘心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不敢对人说的向往—— 一心想干大事，却又不知究竟能干什么。就像一匹迷途的瞎马，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不知人生的出路到底在何方。

看到一群年轻人兴致勃勃、满怀憧憬地走进考场，那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恢复高考，多少人都梦想着这一天。而我却只能趴在考场大门外偷偷地哭，时不我待，我再也没有走进考场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了。迷茫与惆怅充斥着我并不年轻的心，夜深人静，常常一个人躺在床上，偷偷地舔舐着内心的失落与痛苦，觉得任何机遇都不可能光顾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小人物身上了。

一个晚霞染红西天的傍晚，运动员出身的先生下班回来，搓着双手，笑嘻嘻地开了一句玩笑，说等咱俩老了写一部体育小说，让小说中的人物去拿世界冠军，圆咱们的冠军梦。我们都是专业运动员出身，都有过冠军梦。纯属一句玩笑，却一下子唤醒了我心中那股强烈的想干大事的向往。心想，干吗要等老年，现在就写！于是，怕他笑话我，我背着先生，偷偷地写了一篇三千字的小说，战战兢兢地送到《合江日报》副刊编辑丁继松老师面前。

个子不高，面相慈祥的丁老师看完稿子，操着安徽口音说出一句令我万分惊讶、终生难忘的话：“雅文同志，我干了二十多年编辑，我相信我的眼睛，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有才气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这话对一个在人生路上苦苦寻觅却找不到出路的人来说，无疑是指路的明灯。

丁继松老师是随十万官兵转业到北大荒的转业干部，散文家，出版过多部散文。他在报社副刊部当编辑，培养了不少作者，是我们那个地区的一方之师。

1979年6月7日，我的第一篇小说《生活的浪花》就这样见报了，有人还为它写了一篇小评论。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篇短短的三千字小说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一个在茫茫人生路上闯荡多年，一直苦于找不到出路的人來说，它不是一篇小说，而是一束生命之光，一盏黑夜中的指路明灯，尽管那灯光像萤火虫一般弱小，却有一种婴儿落地般的生命力，一种喷薄日出般不可阻挡的震撼力，给我并不年轻的生命注入一种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激情与活力。

当时，中国刚刚走出十年浩劫的阴霾，无数有志青年都在荒废十年的人生路上，急不可待地择选着自己的人生道路，而我只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

当时，我就像一个输光了老本的穷途末路者，蓦然发现，兜里还剩下最后一枚铜板，更像一个在大海中苦苦挣扎得精疲力竭的溺水者，突然发现海面上飘来一捆稻草。于是，我拼命抓住了命运抛给我的最后一根缆绳，紧紧地抓住它，决心把我的后半生全部押在文学的圣坛上，玩命地搏起来。没有任何创作前的准备，就像一个没有做准备活动就冲上赛道的运动员，不知天高地厚地冲上了文学这座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

就这样，丁继松老师成了我的启蒙恩师，与他结下了深厚友谊。每当在创作中遇到困惑，我就跑到他那里去请教，丁老师总是热忱地、不厌其烦地讲给我听。他对每一位来访者都是有求必应，不厌其烦，孜孜不倦。他身边永远集聚着一群弟子。每当我发表了作品，总是第一时间告诉他，将我出版的新书第一个送给他，看着恩师捧着我的新书，嘴里不停地啧啧称赞，我心里感到美滋滋的，就像孩子在父母面前受到表扬一样。每当看到我在创作上取得一点成绩，丁老师总是由衷地为我高兴，为我写文章点评鼓励。得知我遭到极“左”思想领导的批判，党内多次开我的批判会，批判我想成名成家时，丁老师愤怒了，在公开场合为我呐喊，他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为什么还在搞这套？为什么还在批判成名成家？我们的国家不是“家”太多，而是“家”太少了！成名成家有什么不对？

世界上，除了亲人，有几人能为你如此仗义执言，如此挺身呐喊？又有几人能由衷地与你分享成功的喜悦呢？这种胜似父兄般的师生情谊，令我终生难忘。我总想报答他，每次去看望他总想带点礼物，他总是绷起脸来加以拒绝，而且一定要反馈回来一点礼物，常常弄得我哭笑不得。丁老师与人交往，只求付出，不求回报，一生清廉，不贪不占，刚直不阿，学生不能不对他崇高的人格心生敬意。

三十多年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与丁老师保持着密切联系，无论我去哪里采访，都要向他报告一声。

2014年8月12日下午，我收到丁老师夫人发来的短信：丁老于8月12日早3时40分去世。当时，我正在丹麦奥胡斯开往哥本哈根的列车上，噩耗传来，我感到无比震惊和悲伤。出国前，我还打电话告诉恩师，我要赴欧洲四国采访，并叮嘱他注意身体。他还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故乡看看啊？你可好几年没回来了。”我说争取明年回去吧。他叮嘱我：“你也要注意身体呀，毕竟是七十岁的人了。”没想到，这番话却成为恩师留给学生的最后遗言。坐在异国他乡的列车上，我控制不住夺眶的泪水，只好将脸转向窗外，避开外国人诧异的目光。我泪眼朦胧地望着窗外的浮云、绿草如茵的北欧原野，心却沉浸在无边的悲痛与怀念之中，恩师的话语还在耳边回响，恩师的音容笑貌还在眼前晃动，可人却突然走了，留给学生的只有深深的怀念与遗憾。我的思绪就像一列逆行的列车，与恩师交往三十多年的往事，一幕幕，一件件，一齐涌上心头，撞击着我这颗悲怆而苍凉的心。

丁老师对我说：“我不需要什么报答，只希望我去世那天，你能到我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就行了。”我说我一定去。很遗憾，我却没能兑现承诺，一种深深的歉疚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我只好向恩师的在天之灵表示歉意：老师，对不起，学生远在北欧，实在无法回去送您最后一程。等学生再回家乡时，一定到您的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学生对您永远心存感激。

二

1982年4月初，又是一个冰雪消融的春天。

这天下班前，我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让我不要讲话，他说他是哈尔滨小说林编辑部的编辑刘子成，他和陈昊主编专程从伊春返回来，是想去我家里看看，让我去农垦招待所接他们。他不让我声张，以免大家一听说他们回来，又该围上来了。

十几天前，小说林主编陈昊先生带着编辑刘子成老师，来到我居住的城市组稿，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就像见到上帝一般，怀着虔诚而如饥似渴的心情，团团围着二位老师，从早围到晚，跟他们谈构思，推荐自己的作品，寻求创作上的突破。1982年，中国正掀起一场文学热。就在两位编辑走的当天中午，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见到了二位老师，跟他们谈了我的一个中篇小说构思。年近花甲的陈昊主编，微微驼着背，瞪着一双聪慧而善良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末了，他问我什么时间开始创作的，都在哪些刊物发表过作品，最后他说了一句，我们还会来找你的。

我本以为是老主编的一句客套，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他们真的会从伊春（伊春在回哈尔滨的途中）返回来，专程回来拜访我这个小作者。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想想，一个在人生路上屡遭坎坷，从未尝到过成功，而是把后半生全部押在文学圣坛上的中年女人，忽然得知一位老主编要专程去你家里拜访，那是怎样一种受宠若惊、刻骨铭心的感动啊？要知道，当时我只在地方报刊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从没有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而且，我是一只丑小鸭，我单位的领导曾指着我的鼻子挖苦我：“你一个小学生，还想当作家呀？别做梦了你！”

我的命运不济，出生在只有一户人家的偏僻山沟里，只读了小学五年级，就当了专业速滑运动员，但是，运动生涯却锤炼了我无坚不摧的毅力，造就了我永不放弃的个性。没人知道我内心的决绝，任何人都休想阻挠我的创作。文学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生存的需要，而是生命的需要。所以后來哈师大两位教授写我的评传时，起的书名是《以生命做抵押——张雅文评传》。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农垦招待所，只见两位老师正站在门口等我呢。

正值傍晚，夕阳的余晖透过路边刚刚抽丝的榆树，照在一高一胖（刘子成很胖）两位老师身上，给他们头顶罩上一层银晃晃的光环，显得他们既高大，又伟岸。这一幅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

多年后的今天，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脑海里顿时浮现出那幅夕阳下的画面，浮现出两个高大的身影。这可能是由于我对文学的敬畏，因而感到两位编辑的高大吧。

北方的春天，暮色来得快，天很快就暗下来，我推着自行车，怀着难以描述的兴奋，带着两位编辑在苍茫的暮色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里走去。

当时，我家住在郊区的万发屯，既不通汽车，又没有出租，只好带着两位编辑步行。刚开春，又是土路，非常泥泞，马路上就像大酱缸似的，走几步就得甩几下鞋底厚厚的烂泥，否则就带不动了。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陈主编五十多岁了，刘子成老师很胖，俩人都累得气喘吁吁，走一段就得停一会儿。刘子成老师几次问我：“雅文，你怎么住在这种鬼地方？”

我们三人在泥水路上足足跋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我寒酸而简陋的家了。

进门，两位编辑打量着我家墙上挂的许多古诗词，陈主编指着高低柜上一只折叠小桌问我：“你就坐在这张小桌前写作？”

我说是的。大桌子两个孩子要复习功课，我先生就在小柜旁安了一只折叠小桌供我使用，不用时可以折叠起来。这个不足一米的折叠小桌，就是我文学起航的小舟，每天晚上趴在小桌前写作，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陈主编又指着小桌旁挂的一副条幅，问我：“这是你写的？”

我点点头，那是我写给自己的座右铭：“不要叹息昨天，昨天已属于历史，要紧紧地是把握今天，今天才属于现实。”

这是我真实的内心写照，总觉得虚度了好多时光，常常发出叹息，于是给自己写了这个座右铭。

晚饭的餐桌上，只有两盘菜，一盘白菜片炒土豆片，一盘炒土豆丝，连一个鸡蛋都没有，更别提肉了。回来的途中，我本想到路边的食杂店买点肉食，却被两位老师制止了。我和先生在餐桌上一个劲儿地道歉，觉得很对不起，让两位远道来的老师吃这么简单的饭菜。

陈主编却笑着说：“我们从伊春专程返回来，可不是为了来你家吃顿饭，要是为了吃饭，就用不着大老远跑你家来吃了。”

话是这么说，但这顿饭却成了我终生的遗憾，这是陈昊主编和刘子成老师在我家吃的唯一一顿饭，竟是如此寒酸，每每想起这事，我心里都会感到一种无法化解的歉意。

饭菜虽然寒酸，连粗茶淡饭都谈不上，因为家里没有茶。但在餐桌上谈论的话题并不简单，我们谈文学，谈人生，谈当前的小说创作形势，也谈起我和先生破碎的冠军梦，谈起我内心的痛苦与彷徨，谈起我把后半生全部押在文学上的心情。末了，陈主编让我抓紧时间把新构思的中篇小说写出来寄给他。

临走，天已经很晚了，我和先生各骑着一辆自行车，一人驮一个，送两位编辑回市里农垦招待所。先生驮着胖胖的刘子成老师，我后座上驮着陈昊主编。没有路灯，也没有月亮，刚刚结了一层冰碴儿的马路很滑，有两次我差点把陈主编摔到沟里。我和先生把二人一直送到农垦招待所，才兴致勃勃地骑车回家。

一连数天，我都沉浸在兴奋之中。

你想想，一位素昧平生的主编带着编辑专程跑到家里来拜访你，这对一个刚起步的业余作者来说，尤其对一个把生命抵押在文学圣坛上的人来说，那是怎样一番刻骨铭心的激励和感动啊？

十几天后，我把完稿的中篇小说《迷途者的足音》寄给了陈昊主编。没过几天，我接到《小说林》编辑吴学运老师打来的电话，让我去哈尔滨改稿。

第一次被编辑部请去改稿，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跟单位请了一周假，在哈尔滨改了一周，小说就下稿了。

从哈尔滨回来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卧铺车厢里，整夜未眠，伴随着“哐当哐当”响的车轮声，度过了三十八年来最激动、最兴奋的一夜。奋斗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尝到成功的喜悦。我觉得上帝终于向我这个命运多舛的女子，露出了微笑。

1982年7月，中篇小说《迷途者的足音》在《小说林》发表，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被读者评为1982年《小说林》唯一一部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对一个苦斗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首肯与鼓励，对一个刚起步的业余作者来说，是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

第二年，我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又被评为《小说林》唯一一部优秀中篇小说奖。两部中篇小说的获奖，改变了我的创作人生，成为我文学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就这样，我又结识了一位恩师。

陈昊主编在我苦苦求索的人生路上，送来了不可量化的助力，使我彷徨的人生不再彷徨；他为呼唤我前行的微弱灯光，增添了光亮，使我在文学路上越发充满信心，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下去。

陈昊主编那种热忱、那种对作者高度负责的态度，令好多作者终生难忘。这位口碑极好、德高望重的老主编，曾是抗美援朝随军记者，年轻轻的却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成员，1980年才获平反。他去我家时，刚平反不久。后来，我收到他出版的随军采访笔记，看到了大量他亲历朝鲜战争的珍贵记忆。遗憾的是，他二十多年大好时光就这样白白地葬送了，认识他的人都为他深感惋惜。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内心灰暗，而是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倾其全力发现与培养作者。

陈主编退休后，我和他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每次去哈尔滨只要有时间都去他家看望他。一次，陈主编感冒了，我去看望他，临走时给他扔下五十元钱，他坚决不肯收，他老伴居然追下四楼，追出小区大门，追到大街上，将五十元钱硬塞到我兜里。后来，陈主编的老伴得了中风，我去家里探望，临走，我将装着五百元钱的信封扔到了床里頭，扔完我就跑了。陈主编腿脚慢追不上我。

在我人生路上，能遇到这样一位恩师是我前世的造化。那不是任何报答所能感谢的。

我的《生命的呐喊》出版后，寄给了陈主编，老人家看完之后，给我写来一封长长的信，他在信中谈到了去我家拜访的情况——

《生命的呐喊》一个字不落地读完了，真为你高兴，为你祝贺，在生命大劫之后，居然还能写出如此杰作！

回忆二十六年前的往事，犹历历在目，可能那也是一次“缘”？第一眼即看出（或感觉）你有一股灵、毅、趣，所以我决定转一圈后再做一次近距离的“家探”。果然，我们不枉此行。两个中篇的获奖，也是有意将你推向全国，那时刊物虽穷，《小说林》在全国还算有一定影响。当然，获奖也百分之百是读者投票的结果。

那次去你家“家探”，我有三个惊叹：一、你一边做饭一边听录音（可能是唐诗），问你为何？你说抓紧一切时间补课；二、你家墙上挂了许多名言警句，我猜出那时你在自励；三、你家院里曾修一花窖，里边各种花卉大概几十种，我问你这是为何，你说为了写作描写时观察。但当时并不知你的童年、少年、青年，有许多的不幸和坎坷，更不知你仅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今知后，敬佩之意犹过于当时。

当时，就是觉得你能有出息，记得我跟刘子成（已过世）说过：张雅文是以体育冠军的精神在拼文学。我当时还做诗一首，可见我们发现你时之极大喜悦。

记得有一次你与领导闹矛盾，（可能是为了写东西领导批评你）我曾找到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的杨角家里，他当即给你们的地委书记打电话，答云：“找一个领导容易，培养一个作家难，我们宁愿要一个作家……”云云。读罢《生命的呐喊》，有感于其早年之艰辛，中年之勤勇，老年之毅力，为生命歌唱，为探索远行，为正义奋笔，感佩至深，并赠诗一首……

今天，我多想告诉恩师，我以生命做抵押终于闯出一条文学之路，我不再是一匹为了改变命运而到处瞎闯的瞎马，不再是一个输光了老本的赌徒，把最后一个铜板押在文学圣坛上的玩命者。我多想像孩子向父亲撒娇一样，跑到恩师面前，向恩师显摆一下我多年来的创作成果，告诉恩师，我已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六十岁心脏搭桥手术之后，居然迎来了真正的创作青春，十几年来，出版或再版了十几部书，多部作品获奖，四部作品译成外文，其中《生命的呐喊》译成了六种文字，加拿大两所大学讲授《生命的呐喊》。刚出版不久的反映二战的长篇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英国出版社正在译成英文。目前，我正在对全国十一个省市未成年犯管教所进行采访，将创作一部有关未成年犯的纪实作品。

亲爱的恩师，我要告诉您，无论我的文学翅膀飞多高，我都永远忘不了，我是从《小说林》和《北方文学》起飞的，那里是孵化我羽毛的鸟巢，是我文学生命起始的地方。

想对恩师说的话太多，但是一切都不可能了。

斯人已逝，幽思永存。

我想对恩师说，在茫茫人生路上能遇到您，是我一生的幸事，您就像一座饱经沧桑的桥，让我从您那被岁月压弯的桥面上踏过，踏着您被压驼的沧桑之躯去追寻我的梦想。今天，我只能遥想当年的一幕幕，去追思，去缅怀恩师对学生的厚爱之情了。

如今，每到春天，每当看到冰雪消融、燕子呢喃之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泥泞的春天，想起两位编辑双脚粘满烂泥踏进我的家门，想起餐桌上的白菜片、土豆丝……蓦然间，我发现那个高大而伟岸的身影就站在夕阳的榆树下，正冲着我微笑呢。

恩师，您的高大与伟岸，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永远。

作者简介：张雅文，1944年出生，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名誉副主席、国家政府津贴享受者、黑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著有《生命的呐喊》《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等三十余部作品，编剧并投拍《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不共戴天》等120余集电视剧，多部作品被译成外文，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图书奖、飞天奖、华表奖等多项大奖。2015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将其英文版反战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做为国礼，赠送给比利时国王菲利普。

她对文学不是生存的需要，而是生命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