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应湘

（一）

曾经几时，我们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幸福，是听到别人家里煎鸡蛋的声音。

这句话，是几年前，我的一个同事索要我的短信时，我写的一段文字中的一句。他说写得很实在，很真挚。我就猜想，我的这位同事一定明白，那别人家里所煎的鸡蛋，一定是从我家或如我之家买去的；他也一定知道，除了过年、父母以及自己的生日，我们平日里只能耳闻着母鸡下蛋前的歌唱下蛋后的聒噪，目睹着母鸡在在饭桌在床头留下的堆堆屎尿，以及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把半个月、一个月积攒下来的鸡蛋，小心翼翼地装进小篓子，一个不剩全部拿出家门。

煎鸡蛋的声音来自早晨。我自小就放牛，从发蒙到初二，一共放了八年。每天早晨七点半左右，我赶着大水牛回家，从京伢子家的屋檐下经过时，京伢子家煎鸡蛋的声音总是如期响起。京伢子是我儿时最好的玩伴，他父亲是工人阶级，在南县物资局，每月定期给家里寄钱，加之姊妹不多，自然有钱买鸡蛋。京伢子命好，当炉灶上的鸡蛋煎得芳香四溢、煎得我口水悠悠地往肚子里吞咽时，他还在哎呦哎呦地翻身起床，而我，赶急赶忙盛了一碗红薯饭，夹上一块霉豆腐，三下五除二，扒了饭，取了书包，赶在京伢子之前，上学去了。

在学校，我是宠儿，当班长。我们学校当时应该是很不错的，区里公社的很多教学活动体育比赛，都在我们学校搞。老师们的中餐，多半是油豆腐或白菜板子炒肉。在我们的眼里，老师们菜里的油星闪着光，美过世间最美的花。我的班主任赵老师，很负责，也很严苛，总喜欢在放学时，把没学懂的学生留下来，同时留下几个成绩好的来“扶贫”。我的同桌聂建兵，也没见他打瞌睡什么的，可能是习惯性的开小差一类的，学业俨然一砣生铁，怎么都难以点化，几乎天天被留，我也跟着挨饿。我们那时一天六节课，学校没午饭吃，放学时学生已经饿得天旋地转，再滞留个把小时，哪有心力读书做题，有的恐怕只是怨气怒气了。这不，六年级时，饿昏了的聂建兵就写了张纸条，骂赵老师是“白骨精”，称自己要当“孙悟空”。他当然没吃到好果子，被“留校察看”；我也被株连，“停职反省一个月”，因为我是班长，他的同桌。

聂建兵没有读出来，当了农民。早几年集市上见过他，谈起当年那些事，他说：“现在好了，有饭吃，不饿肚子了。”我见他个子矮小，目光浑浊，神色板滞，想起了鲁迅笔下的中年闰土，甚至怀疑到当年赵老师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他。

放学后回家，吃完母亲热在灶头的红薯饭，我就赶紧放牛。被关了大半天的大水牛见了天日，眼睛一亮，脚步匆匆，直奔山野。我家周围多是石山，满山乱石，有草的地方也是稀稀疏疏，不成气候，绿色只是点缀。那时农业正学着大寨，到处挖呀刨呀烧的，很难找到块像样的草坡草皮，让牛们敞开肚皮吃一顿。而我的那头水牛，也在这种长久的游击状态下，日见苍老，日见消瘦了。

书上说，瑰麗的晚霞是美的，袅袅的炊烟是美的，晚霞与炊烟，经由王绩等人的简笔勾勒工笔描绘，诗情充盈画意弥漫。但当暮色四合、饥饿的牧童赶着远未吃饱的水牛走过晚霞走近炊烟时，这其中只怕没有多少诗情画意了。

我家的晚餐是红薯，蒸熟的红薯，比起少数没有正式晚餐的人家，够丰盛的了。我父亲不吃红薯，母亲每天在瓦钵里放了三两米，放在红薯堆上一起蒸。父亲总是在子女们吃完红薯、或者抓着红薯去邻家串门的时候，才来到桌边坐下，吃他的米饭，用霉豆腐、辣椒酱或酸萝卜下饭。我至今都很迷信，红薯鼎锅里蒸出来的，一定是世间最美丽最温润最晶莹最剔透的白米饭。我家姊妹六个，我排行第四，上头有哥有姐，按理得不到什么偏爱，但事实上，父亲的瓦钵里每次都会留下一个角落，那是我的，大的哥姐没份，两个妹妹也没份。父亲的这种行为，连同母亲的默许，成为我们姊妹之间日后长久的谈资。

其实我不是不喜欢吃红薯，我喜欢吃生红薯，但母亲说，生红薯吃多了，肚子里会长蛔虫的；我不喜欢吃蒸红薯，单靠从父亲的“虎口”拔来的“牙慧”，肚子还是饿的。母亲想了办法，晚上封了煤灶后，将晚餐剩下的红薯码在炉灶旁，让炉灶的热度把红薯烤干。于是，寒风呼啸的冬夜，出现了银屏上难以再现的情景：我们姊妹中几个年龄较小的，总是以需要小便为由，蹑手蹑脚地从床上爬起来，摸黑摸进灶房，拿了还没烤干的红薯，又摸黑回房上床，轻轻悄悄地把红薯吃掉。其间吃了多少灰，吃了多少煤，没人知道。有意思的是，我的大妹妹睡在阁楼上，有个晚上从木格楼梯上摔了下来，第二天她说是解手，其实，我们姊妹都知道原因。

父亲母亲说，他们和我的大姐大哥都经历了“苦日子”，那时饿死了很多人。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活下去的办法了，上天已无绝人之路。这里，我想借用开头提到的短信里的另外几句话，来描述一下我们的“生存技能”：

生活无休止地挥舞着饥饿的拳头，年轻的生命一概嗷嗷待哺，填饱肚子成了我们的必修功课。于是整个村野，目之所及，没有一棵树果能够果实累累，没有一畦瓜地可以瓜熟蒂落，就连深秋的红薯寒冬的萝卜地，也常被抠挖得千疮百孔，踩踏得遍体鳞伤。带泥的红薯萝卜、带刺带虫的酸得睁不开眼的桃李枣梨，连同苍茫的夜色怦怦的心跳，有滋有味地穿肠入肚。

不过我们的大部分时光还是上学读书。高中两年，在校寄宿，周六课后放学，周日下午返校。老师们都很良善，很卖力，只是教学水平一般，很少有人能把我们的心吸附到课堂上。印象较深刻的，是政教主任教我们政治的曾老师。到了秋冬时节，他总会买来些鱼肉，在教室旁边的空地上生火熏烤，熏了又晒，晒了又熏，弄得我们呛了好一阵，也口水流了好一阵。曾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嘴皮很厚，且油油的，似乎总挂着油星。那时食堂多半卖油豆腐，一毛钱四坨，而曾老师负责监督学生排队买菜，因了外形与职责的关联，学生背后就叫他“油豆腐”，一个满是幸福感的外号。

不过，油豆腐没有我们的份，排队买菜的，是那些双职工、半边户的子弟。当他们拿着钱，端着饭，推推搡搡排着队，不时善意地调侃着曾老师的时候，我们进了寝室，打开各自的木箱子，拿出一周一壶的霉豆腐或辣椒酱或酸萝卜或辣豆豉，有说有笑地吃开了。“光饭司令”李建光，一壶咸菜一天就吃完了，余下的五天，端着一碗光饭，这里晃晃，那里晃晃，蹭点菜吃。我不知道，一个年轻的生命一周六天沾不到油星，身体会有怎样的反应，我只记得，当我们早晨起床，双眼被厚厚的眼屎蒙住，任凭毛巾去擦、冷水热水去泡，都难以打开，最后只好用手去抠，抠得睫毛没剩几根的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可怕的黑暗，眼见亮亮的世界。

我的母亲记性好，现如今我过年回家，她总会讲起我十岁那年的年关，我和另外几个小孩爬到毛三爷家的窗格子上，看他们家杀猪后吃饭的情景，讲我父亲看到之后，回到家里，二话没说，把买来的过年肉取下来，切了一大块，煮了，让六个儿女饱餐了一顿。临末，母亲又讲起那个重复了千百遍、在我们农村广为流传的一对穷厄夫妻互勉的故事，故事的结尾是一首诗：“别人有年我无年，煮熟猪头要现钱。有朝一日时运转，餐餐吃肉像过年。”

（二）

刘宗礼先生写过一篇《挤油》的短文，文中说，寒冷的早晨，学生们在教室里读着书，窗外亮亮的阳光一照，大家就急切地盼望下课了。铃声一响，学生们蜂拥而出，跑进干冷的阳光里，跺跺脚，脚暖了，就沿教室墙根一字排开，中间站个大个，两边人数相等，一齐往中间挤。咬牙，弓腿，喊号子，挤掉了帽子是顾不及捡的，绷断了线做的腰带，也只能硬撑着，一来二去，身体就暖和起来，甚至冒出汗来。

我暗自揣摩，这段描述挤油的文字，不只在于介绍挤油的游戏规则，更在于再现一个背景，一种生态，一个缺衣少食的时代，一个令人嘴唇发乌、浑身哆嗦的时代。推而广之，我们童年少年时代常玩的捉迷藏、抓特务、转陀螺、滚铁圈、买田地等等游戏，其主要目的多半不在于强身健体，而在于御寒驱冷，在于打发一个又一个绵长悠长漫长的冬天。

我们过冬的主要装备，大概是这样的：上身打底是一件土布长袖衬衣，中间一件土布棉袄，外罩一件土布或洋布的外衣；下身两件单裤叠加，好一点的穿外面，差一点的穿里面，脚上一双布鞋，一双纱线长筒袜。虽说平日饭桌上油水少，但孩子嘛，东奔西跑瞎碰乱撞的，衣服没穿几天就满是泥巴灰尘，待到结茧成块，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脱下来一洗。于是，乡村的冬夜常常出现这样的镜头：炉火正旺，焙罩上的湿衣服热气腾腾，做母亲的很有耐心地翻转着衣裤，嘴里不停地念叨这里没干那里还拧得出水来，而不愿裸睡的孩子背着个秃棉袄，蜷缩着缺衣少裤的身子，围着炉灶跳来跳去，不停地催促母亲，快点啰，快点啰。

忘说了，那时境况好一点的、或是会想办法的家庭，男孩子就会戴一个用纱线织成的帽子。纱线帽子软软的，本身就不怎么定型，外加顶上一个圆球似的砣，很有几分滑稽感，免不了被调皮鬼扯下来当鸡毛毽子踢，直踢到帽主人求饶或哭爹喊娘，恶作剧才会终止；女孩子天性爱美，这样的帽子自然不愿戴，她们有长发，清一色的长发前遮额头后遮脖子，俨然一道屏障，把寒风挡在身外。

冬天有几把刀，打击面广，杀伤力强，大人们也躲不开。早几年读到梁实秋先生的文章《我的一位国文老师》，那里面的徐老师不就是我们新铺里的文彬四爷吗？文彬四爷身材高大，两肩高耸，鼻尖有点红，像酒糟的，鼻孔里常常藏着两筒清水鼻涕，不时地吸溜着，说一两句话就要用力地吸溜一声，有板有眼有节奏，也有时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两根玉箸，他只好用手背一抹。他是村里的文化人，打牌人中的“铁算子”。一到冬天农闲，上了年纪的文彬四爷坐在桌旁打牌，抽着旱烟，咳着，抹着鼻涕。看着他哆嗦着的手里的纸牌不时地往桌子底下掉，我们猜测着他心里该有个念想，凭他的牌技，多半是能赢钱的，受点冻不要紧；而围成一桌的另外三个人，就着，忍着，也哆嗦着，好耐性，也好胃口，弄不清他们是怎么想的，既受冻，还输钱。

那年头还没有“全球气候变暖”的说法，所以冬天的冰雪更常见，似乎也更难消融。常常一觉醒来，村里的瓦房茅棚顶上，是厚厚的一层白，凉嗖嗖冷森森的；低矮的房屋被压得腰弯背弓、摇摇欲坠，就像我家踩着冰雪出来放风喝水的老水牛；水塘大都冻住了，青白颜色，也不知道冰结得有多厚，不安分的男孩子就用瓦片砸，用石块砸，看到砸都砸不开，就探着身子走下去，在宽宽的冰面上使劲地摇来晃去，壮自己的胆子吓唬别人。通红的耳朵，通红的鼻子，通红的双手，还有尖利的北风，都拦不住、也吹不走一塘的笑语欢声。

就是这样的天气，我们也得上学。上学要过香木山，一个不见香木、甚至不见树木的小山包。经过保和堂，人就站到了香木山的山顶。北风迎面而来，呼呼尖叫，刮得我们一个个东倒西歪。下坡是一条半里长的土路，本该铺点石板的，因为地处两村交界，谁都不管，雨天里就泥泞湿滑，人仰马翻的，现在雪一下，冰一结，在两旁庄稼地里青青麦苗的掩映下，俨然就是一条光溜溜、明晃晃的玉带。男孩子倒是喜欢刺激，摔得个四脚朝天，鞋子掉了，帽子飞了，爬起来，还乐呵呵的；苦了那些女孩子，三兩个一起，彼此抓着拽着，一步三回首地，慢慢挪动着。空旷的山坡上，女孩子的叫声哭声，男孩子幸灾乐祸的笑声，打破了乡村早晨的岑寂，装点着灰白天地单调的底色。

到了学校，进到教室，学生们一个个喘着粗气，有的还眼泪鼻涕一婆娑。冻了手脚，可以搓搓揉揉，湿了鞋袜，可就只能强忍着了。那时老师们的生活也挺清苦的，多数人冬天房间里也不生火，不过，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是公办教师，估计条件好一点，冷天里买了点嫩煤炭，在书桌旁放了个小火钵。赵老师住在两间教室之间10几平方的房间里，为便于督促管教学生，房间朝教室开了扇门。没课的时候，赵老师就坐在书桌旁，看看作业备备课，顺便帮学生烤烤鞋袜，还时不时地欠着身子，从半掩的门里窥窥教室里的动静。我坚信，这样的场景，一定可以成为中国乡村教育最美的图腾。

冬天的冰雪总会融化，文明的双脚，也在艰难地往前挪移。七十年代后期，农村有了的确良，一种比土布耐穿、比洋布易洗的新布料。因为是革命性的新产品，价格较贵，只有经济状况稍好的人家，才会买来做衣服。我们班第一个穿的确良的，是坐在我正前排的张素梅，她的父亲有工作，据说单位很不错。那是四年级上学期、六月份的一个早晨吧，文静秀气的张素梅穿上洁白的的确良衬衣，一蹦一跳地进了教室。记不清是我的不小心，还是她的太兴奋，早自习的语文书没读几句，张素梅的白衬衣就碰上了我课桌上没有盖盖的墨水瓶。于是，如花的笑靥不见了，文静秀气的张素梅哭天抢地。赵老师也一时没了主张，只有派人通知她的家长。来的是张素梅的母亲，我暗自庆幸，只来了个女的，大概不会挨打了。当时正上数学课，张素梅的母亲就站在教室外的窗户旁，顺着赵老师手指指示的方向，目光停在了我身上，嘴里似乎还说着什么。我满脸通红，眼光躲向了正前方。那教室窗户里投射过来的的眼神，令我至今周身寒彻。

进了高中，已经是八十年代。学生中出现了喇叭裤、红裙子，校园渐渐有了色彩。我也拥有了毛线衣和绒长裤，还有帽子，有了经冬历寒的自信。萦绕全身十余年的寒意开始淡退，只是双脚一如既往地冰冷。那时来自矿务局的男同学，脚蹬一双大皮鞋，高帮厚底里面有毛，温暖四溢。学校年岁不大的男老师，是清一色的黑色大头皮鞋，鞋跟钉一铁掌，走一路，水泥地上就留下一路清脆的嚓嚓声。我们的班主任禹老师，教语文的，他的语文课，前十分钟多半用来进行思想教育，教育的主题特别专一：要读书，不读书没出息。社会上流行的说法，高考是人生的分水岭，是过独木桥，禹老师偏喜欢说，高考是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决战。

禹老师的话深入人心。乡村中学的冬夜，北风紧吹。教室门窗紧闭，室内灯火通明。我们看书做题温功课，涨红着脸蛋，冰冷着双脚，听走廊上班主任渐行渐远、渐行渐近的清脆的脚步声，想望着暖意融融的皮鞋，静待着春暖花开。

（作者单位：湖南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