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叶方

摘要：日本汉诗到江户幕府后期，已经进入衰落期。赖山阳起振诗风，虽为日本汉诗放一异彩，但无法挽回汉诗整体衰落的趋势。至明治、大正间，夏目漱石为日本汉诗文学贡献了最后的辉煌。

关键词：汉诗；赖山阳；夏目漱石

应神天皇时，百济献博士王仁入日讲学，汉学始入日本。至飞鸟时代，经历圣德太子改革与大化革新，日本全面吸收汉文化，作为当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裁，诗道也在日本发展、兴盛起来。天平胜宝三年①，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所录诗中，最早的是天智天皇时大友皇子的作品，其《侍宴》诗云：“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其气魄与同时代唐太宗的《帝京篇十首》相较也不遑多让。自镰仓开幕后，进入五山文学时代，诗风大体宗宋范明，虎关师炼、义堂周信等大家异彩纷呈，甚至上杉谦信等战国大名也多有佳作。然自元和偃武后，“诗风淳朴未开，率学宋而鄙粗……其流弊模拟缘饰，神骨消亡，而诗乃衰矣。”②正是在这“论密而艺疏，说高而词卑，萎靡不振”③的背景下，赖山阳的出现，以雄健刚劲的骨力，振衰起弊，为日本汉诗别开一生面。

山阳是宽政、文政间人，其时距德川氏开幕已近二百年，幕府已进入后期，而民间尊皇思想也已向上层发展。山阳所作《日本外史》，即表现出了强大的民族自强思想。当时其西邻的清国处于乾、嘉、道时期，虽然已在走下坡路，但还没有被列强轰开国门，对于东亚，还是“天朝上国”。因此，山阳的日本民族自强精神，反映在诗作中，就表现为痛感于“自别东都未十年，诗家纤巧未成篇，不看沧海鲸鱼走，独见兰苕翡翠鲜”④的浮糜诗风而立志要与汉诗的母国一争高下。所谓“我国风气人物，何必减西土。恨余词鄙俚率薄，不足齿汉儿。”⑤

山阳诗作，肖宋而有唐风，以中华文字，发东瀛意气，是“和魂汉才”精神在诗歌领域的代表，其创新精神与艺术特点，诸大家多有论列，兹不赘述。笔者想说的是，在日本汉诗诞生一千余年后，已经步入了它的没落期。当此分际，赖山阳横空出世，以其对日本民族美学的追求和对汉诗艺术的实践，创造了一种雄健质朴的诗风，为汉诗真正实现“日本化”奠定了基础，为明治间“开化新诗”辟出了新路。但可悲的是，这一“日本化”汉诗的实践，赖山阳虽发其轫，却也几乎同时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所谓高祖亦末主。仅仅在其身后几十年，清末诗坛宗匠黄遵宪于明治十年至十五年间任驻日使馆参赞时，与日本诗人交往甚多，虽对前辈赖山阳不吝赞美之词，称“山阳先生器识文章，仆谓日本盖无流匹”，⑥但对于当世日本诗人的诗作却持论甚苛。在给其诗友、明治政府官员宫岛诚一郎修改《养浩堂诗集》时，去信称：“此二本殊少佳作，披沙拣金，偶一见宝耳。”对日本汉诗，谓“仆之蓄于胸中未告人者，曰日本人之弊：一曰不读书，一曰器小，一曰气弱，一曰字冗。”⑦由是观之，在黄氏眼中，当时日本汉诗几无足观者。明治时代西学昌盛，“开化新诗”运动方兴未艾。“开化新诗”虽号称欲以新字面为稳雅诗，在内容上以电机器械、汽车轮船等文明开化之物入诗，但在写作技巧上，却多生吞活剥之弊，至于咏事抒怀，更是远逊山阳。如与黄遵宪同时，号称幕末四贤侯之一的福井藩第十六代藩主松平春岳的代表作《偶成》诗云：“眼里年年开化新，研才磨智竞谋身。翻愁习俗流浮薄，能守忠诚有几人。”持平而论，这首诗的水平大体类于今日我国之“老干体。”度其时，不过山阳之后五十年，而日本诗坛气象已凋敝如此。此时而有夏目漱石兴。

夏目原名金之助，因唐《晋书》中“漱石枕流”的典故，以“漱石”为笔名，原业英文教师，至三十八岁才发表第一部小说《我是猫》。夏目氏与红露逍鸥（尾崎红叶、幸田露伴、坪内逍遥、森鸥外）并为明治、大正时期日本文学宗主。虽因文名太盛，诗名远不如文名响亮，但却是山阳之后日本汉诗最后的大家。

夏目氏一生作汉诗约200余首（包括一些未成诗）。除赴英留学、回国后投身小说文艺创作的十年外，自学生时期，即有汉诗问世。作为一名日本人，在其短短四十九年的生命里，有这么多汉诗作品，不可谓不丰。特别是其生命最后六年，在善修寺养病期间，创作汉诗143首，占其全部汉诗作品的七成。此时夏目氏已经文名大盛，受到官方与民间的一致崇敬，却始终与社会保持距离。明治文学深受十九世纪末俄罗斯文学影响，夏目氏也是如此，他的作品一直关心社会现实，认真思索人生，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典型形象反映生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同时也具有典型的“世纪末情绪”，以日本传统“徘谐”和“落语”的笔法，描摹找不到出路的痛苦，是“含泪的笑”。这一情绪体现到诗作里，就是类似中国传统文人的“由儒入佛（道）”。如其代表作之一《 山路观枫》，“石苔淋雨滑难攀，渡水穿林往又还。处处鹿声寻不得，白云红叶满千山。”意韵悠长，幽寂空旷，置诸中国，许入禅道诗，当无疑义。

夏目氏的诗作，与赖山阳的雄健不同，更近山水田园风格。这或许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关。山阳之世，幕府政治已至末期，虽然幕政没落，但民间尊王倒幕思想已盛，整个日本民族正处于红日喷薄的前夜，而此时西学尚未合法地进入日本，这种情绪就只能通过汉学来表达。而夏目氏之时，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大见成效之时，吞韩败俄侮清，国家处于全盛，但“盛世”之下，民生多艰。对此，夏目氏既然“白眼甘期与世疏，狂愚亦懒买嘉誉。为讥时辈背时势，欲骂古人对古书”，也就只能“唯赢一片烟霞癖，品水评山卧草庐”了⑧。然而，视睹气象，其去山阳已远甚。

此外，与山阳诗相比，夏目汉诗虽多有佳作，但细味之下，却可以发现其作品“日本化”的意象淡了许多。有论者以为夏目汉诗中的一些作品放到唐宋诗中都属上品，笔者对此没有异议。但这也显出另一个事实，即夏目氏的诗如果不知其出处，拿到中国来，几乎很难看出是日本人的作品。有汉才而无和魂，这一点，昭示了日本汉诗自赖山阳之后不可逆转的衰落进程！

夏目之后，日本汉诗虽时有亮色，但总体而言，已无足观。即使是公认汉学造诣深厚的谷崎润一郎，其代表作《牧童》“牧笛声中春日斜，青山一半入红霞。行人借问归何处，笑指梅花溪上家”，虽亦清新，也不过模仿杜牧《清明》之作。到了当代，1978年，时年92岁的汉诗作家松口月城作《长崎之原爆》诗曰：“原爆炸裂天地轰，崎阳满目猛烟生。大厦高楼瞬时碎，山崩海翻铁塔倾。须臾焰焰大火起，焦头烂躯累累横。夫唤妻兮妻觅子，阿鼻叫唤修罗生。八万生灵吞恨死，噫，原爆之大牺牲。文化恶用灭人类，平和钟声何时鸣。”虽情感丰沛而诗味已淡。及至近年，更有所谓“平成自由诗”运动，其开创人幡谷祐一的《忘食》诗云“白面书生学筑波，发愤忘食纸笔耕。桃李满门邦家丰，紫峰名声四海奔。”如此汉诗，其艺已不可论。

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文学体裁，即使是在作为汉文诗歌的母国的中国，旧体诗也仅作为一种个人的兴趣保留于少数爱好者之间，更无论海外之邦。如果以日本文化倾慕的唐朝作比喻，平安、五山时代就是玄宗的开元、天宝时期；赖山阳是宪宗的元和时代，虽然总体已经衰落，但還是凭一己之力，实现了短暂的中兴；夏目汉诗则是宣宗的大中时代，为一种伟大的文学体裁添上了最后一抹余晖，就如东流之逝水，无日西归。

注释：

①公元751年，中国唐玄宗天宝十年。

②筱崎小竹《山阳诗钞序》。

③同2。

④《日者涌江都诸名家诗有感赋此寄尾藤古贺二博士》。

⑤《日本乐府后记》。

⑥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等笔谈》。

⑦黄遵宪《已卯笔话》。

⑧夏目漱石《自嘲，书〈书屑录〉后》。

参考文献：

[1]程千帆，孙望.日本汉诗选评[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2]夏目金之助.夏目漱石汉诗集[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

[3]蔡毅.试论赖山阳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创新[M].《中国诗学》第2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