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仪

摘 要：海外华文文学创作者的流浪处境，使得流浪从成为其作品的重要主题。他们的流浪往往包括寻找、受挫与回望三个过程。本文试从这三个主要过程来比较分析留学生文学与新移民文学的区别。

关键词：海外华文文学；留学生文学；新移民文学；流浪；寻找

留学生文学是指50年代起从台港赴欧美的留学生的作品，新移民文学则是80年代初起从中国大陆赴北美的作家作品。留学生和新移民都是流浪的中国人，其流浪过程往往包括寻找、受挫和回望三种状态。但由于时代、社会背景，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等的不同，二者的文学作品在这三种状态的具体表现上又有诸多不同。

一、寻找

“寻找”是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共有的意味和内涵，可以说，这是他们流浪的目的。留学生大都是在国民党退守台湾时随家人从大陆迁到台湾，再从台湾到异国，他们历经了双重的流浪和放逐。从大陆到台湾的是迫于政治时势被动的流浪；从台湾到北美则是主动的自我放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着信仰危机和民族的现实性分裂，从大陆到台湾的第一代人对祖国大陆有着深沉的思乡情怀和浓厚的感伤情绪，第二代人的悲伤已没有那么沉重，却无法找到归属感。他们童年时期虽然在台湾，却被认为是外省人，然而他们对大陆记忆已是模糊。这种尴尬的身份使他们的内心产生陌生感，于是他们主动放逐到北美，企图在异国寻找归属感，寻找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历经文革的人们以更加主动甚至是迫切的姿态投入到出国浪潮中。这种急不可待的迫切正是源于“寻找”欲望的强烈。历经文革带来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匮乏后，人们十分渴望到国外寻找财富，如从《我的财富在澳洲》等书名，能明显看出此目的。曹桂林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书甚至有着“拜金主义”和在精神文化上向“西方”“一边倒”的倾向。这本文学价值并不高的书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效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它塑造了中国人在外拼搏寻找到财富的励志“英雄”形象，迎合了当时人们渴望寻找海外财富的心理状况。

如果说《曼哈顿的女人》这类通俗性自传小说表现出来的“寻找”是较低层次，精神内涵和文学价值较低的，那么还有另一类更常见的“寻找”则是带有形而上的意味。因为文革十年带来的不仅是匮乏和贫困，更有精神上的折磨，甚至摧毁了人们原有的精神价值体系，而由此带来迷惘和失落的情绪也一度表现在新移民文学中。黄运基的小说《寻》直接以“寻”为题，主要记写“我”在机场偶然遇见一位流浪在美国的女子的经历。女孩说，“我到处流浪是为了寻找我自己”，“两年前，我失去了男朋友，也失去了自己”，“谁也没有背叛谁，是命运背叛了我们。”作者借女子之口道出了部分大陆人流浪的目的正是“寻找”，而寻找的对象并不是具体可感的，而是因“命运”而失去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自我”，其实这正代表经历文革的那代人的在历史中失去“自我”后的心声。而在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中，当被问及来美国的原因时，“我”的回答也是“我来，就为了找找看。”“D”，即我在大陆的初恋情人，“他父母双亡，下乡八年，竟仍旧如此富于理想”，毕业后选择去了西北。“因为D不是别的，而正是我生存的某种可能，是我自身的某种理想和精神。”其实，两人截然不同的选择也是两种不同的“寻找”方式：一个在国外寻找，一个在国内寻找。而和黄运基的《寻》相同的是，文中“寻找”也和宿命感有关，它是和《丛林中的猛兽》里一种古老而强烈的预感有关。这种带宿命意味的“寻找”应该与文革历史给人们带来的感怀历史和自身命运是密切关联的。

二、受挫

当留学生和大陆人怀着“寻找”的热望来到异国时，总会遇到各种情况，使他们受挫，而这些受挫的遭际往往会成为其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

对于留学生而言，受挫的关键点往往是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在美国苦读六年，在得知母亲去世时，他竟能继续静心看书，似乎彻底切断了与中国文化的联系，而在他得到博士学位后，“他却感觉到芝加哥在他脚下以一种澎湃的律颤动着，他却脚步蹒跚颠簸，跟不上它的节拍”，甚至觉得“芝加哥竟陌生得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根本没有融入其中。

由于留学生双重流浪的际遇，他们无法融入北美社会，而故国也只是个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因此成为了“无根的一代”。他们的作品弥漫着悬荡感或分裂感，“其基本模式呈现为以爱情故事为穿插，勾连起中国人在北美的充满分裂（人生的分裂、认同的分裂、情感的分裂、家庭的分裂、政治取向的分裂等）的痛苦经验。”於梨华《情尽》中的向兰在美国长大，她和美国男孩的结合，遭到在外几十年却连皮带骨都是中国父亲反对。父亲要求连中国话都说不清的向兰和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交往。父亲的中国式思维使向兰背负起海外中华人的悬荡命运，给她带来认同分裂和家庭分裂的痛苦。这同时也表明中国人在海外的“悬荡”命运可能是跨代的延续过程。这种悬荡感给留学生文学增添了沉重的基调，“他们的北美经验，其路向似乎有着一个大致的方向：即受挫—失败—难以融入—分裂—死亡。”白先勇笔下就有这样一群自杀的不快乐的“纽约客”：无论是吴汉魂还是李彤，都敌不过分裂和悬荡命运带来的痛苦，最终选择了死亡。

與文化素养较高留学生相比，大陆人在文革期间没得到相应的教育，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经济状况也参差不齐。他们在北美承受的挫折主要来自生存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来自学业和语言的压力，更重要的是经济压力。因此，打工求存是新移民文学有别于留学生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查建英的《沈记快餐馆》，高小刚的《女博士旅美打工记》和李惠新的《流浪女旅美打工记》等小说名称，就已直接指出其生存书写的主题。刘德观的长篇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中的“吃不着的苦比吃得着的苦还要苦”的“五苦论”更是一个打工苦楚著名概括。与留学生笔下“纽约客”那挥之不去的无根漂泊，落寞孤绝的痛苦不同，大陆人在写北美打工求存，特别是经过苦苦奋斗后得到成功的痛苦过程时，常带着一种炫耀的意味。无疑，这炫耀是给大陆读者看的。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当时国人对“美国梦”的狂热，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造成了大陆人的畸形炫耀心理。

三、回望

对于留学生和大陆人来说，“他们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东方文化的‘果实，东方文化已经渗透到其思维深处和血液之中。”可以说，回望故土不是他们可以选择的，而是历史文化的积淀作用于他们的必然结果。

留学生历经了双重放逐，他们对故土的回望往往体现为浓郁的文化乡愁。白先勇曾说“在美国我想家想得特别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记忆的总和”，这种“中国记忆的总和”指的就是血脉乡愁和家国之思。白先勇怀土恋乡之作《台北人》包含《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等十四个独立的短篇小说，试图从一个人物开始，如一个舞女或老佣人，来反映一个时代，反映更为深广的东西。作者对这些失落的具有历史感的人物命运来抒发对祖国兴衰、社会变化的慨叹，传达出一种对中国文化浓郁的乡愁。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移民文学中，文化乡愁已没有那么浓。由于时代的改变，他们对自己能否融入当地文化已相对没那么在意，而是对自己的大陆经验产生浓厚兴趣。“身在北美，书写大陆”成为新移民文学的普遍现象。大陆或是书写北美的背景，或是与北美并列，或甚至是脱离北美成为故事的主体。

在这种“中西融合”的作品中，表现历史在大陆人身上的作用和影響成为重要的内容。在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中，大陆是书写美国的“背景”，“我”表面上能很好地融入美国生活，但实际上却难以忘怀“过去的历史”。这个“历史”在文中的不仅表现我在大陆的初恋情人“D”，其实还渗透在“我”在美国的一些小事上，如“我”和男友捷夫参观美国监狱时，不能彼此理解的无奈状况。

无疑，“文革”是新移民作家重要的“大陆经验”，而这也成为他们的重要创作来源。少数作家能在其中探寻普适人性。严歌苓谈到“文革”时曾说：“很多年后回想很多人的行为仍然是谜，即使出国，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这种追问，人们在那十年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常的行为？出国以后，有了国外生活的对比，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再后来接触心理学、人类行为学，很多事情会往那方面联想，会把善恶的界限看得更宽泛一些。”她先后创作了《白蛇》《天浴》和《穗子物语》等与“文革”相关的作品，通过书写个人化的经历来探寻“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人性。总的来说，跟留学生相比，大陆作家对故国的回望，少了一些感伤的情绪，而理性分析的成分则增多。

海外华人的“流浪”当然不是完全按照“寻找，受挫和回望”的顺序，但应该是绝大多数人要经历的状态。而在不同时期，不同的背景下，他们的寻找、受挫与回望的内涵也不尽相同，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正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海外华文文学才能持续绽放异彩。

参考文献：

[1]吴奕绮选编.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短篇小说卷[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217）.

[2]白先勇.芝加哥之死[J].现代文学，1964，（19）.

[3]饶芃子，杨匡汉.海外华文文学教程[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109），117，143.

[4]于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