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

近来读《从文自传》，感触颇深。在群星灿烂的中国现代文坛，沈从文或许是学历最低的一位——他的正规学历只有高小文凭。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很难程式化为几个简洁的公式，像沈从文这样从湘西凤凰的乡下顽童成长为现代文学巨擘的经历，更是复杂多变，很难抽丝剥茧般厘清。不过，他的自传还是透露出一个影响自身成长的重要因素，即“读小书与读大书”的结合。梳理沈从文的成长经历，对我们反思围墙之内的学校教育不无启发意义。

人的成长始于家庭。沈从文祖上几代均为平民，靠帮人耕种为生。祖父沈宏富参加湘军，后因战功显赫官至贵州提督。然而祖父的发迹仅仅是流星一闪，他三十一岁便去世了，“这青年军官死去时，所留下的一分光荣与一分产业，使他后嗣在本地方占了一个优越的地位。”（《从文自传》，下文与沈从文有关的引用均出自此书，不再另行注明）父亲沈宗嗣立志从军学武，曾任大沽提督罗荣光的裨将抗击八国联军。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在当地发动起义响应，1912年起义成功后被推举为当地临时掌权人，后因竞选省议会代表失敗，愤而出走北京。1915年参与密谋刺杀袁世凯，败露后逃亡关外，1919年才返回家乡在当地任军医，1931年病逝。

沈从文（本名沈岳焕）生于1902年，幼年家境尚富裕。父亲虽有将军梦，但并没把它强加给儿子。“我爸爸既一面只作将军的好梦，一面对于我却怀了更大的希望。他仿佛早就看出我不是个军人，不希望我作将军，却告给我祖父的许多勇敢光荣的故事，以及他庚子年间所得的一分经验。他以为我不拘作什么事，总之比作个将军高些。第一个赞美我明慧的就是我爸爸。”沈从文这样评价父亲对他的影响：“他把祖父那一份光荣，用许多甜甜的故事输入到这又荒唐顽皮的小脑子里后却引起了很大的影响……爸爸对我的教育却对于我此后生活的转变，以及在那个不利于我读书的生活中支持，真有很大益处。体魄不甚健实的我，全得爸爸给我那分骄傲，使我在任何情形中总不气馁，比给我任何数目的财产似乎更可贵重。”一个孩童的性情气质，很大程度上受家庭的影响。在孩子面前表现得乐观昂扬的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与消沉抱怨的父母是绝然不相同的。父亲将“祖父的荣光”传递给年幼的沈从文，让这颗小小的童心产生了无限遐想和自豪，生出了自信气度，有了“将军的志气”。

与父系出于军旅不同，沈从文的母系则是读书人家。“外祖父黄河清是当地最早的贡生，守文庙作书院山长，是当地唯一的读书人。”贡生是科举时代从秀才中挑选出的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人，而国子监则是国家最高学府。黄河清的子女也得到很好的教育。在母亲黄素英教导下，沈从文四岁时便开始识字，上私塾前已认得六百生字。母亲对沈从文的影响很大，她“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教沈从文认识药名与“做男子绝不可少的决断”。

沈从文6岁上私塾，13岁入新式小学，15岁入高等小学，16岁高小毕业。高小期间，他进入本地一个预备兵的技术班学习了八个月。可见，沈从文所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的年限较短——7年旧式教育和3年新式教育。在校期间，他是个顽童，对念书并不在意，经常逃学，为逃学又学会了说谎。“自从逃学成为习惯后，我除了想方设法逃学，什么也不再关心。”父亲对此十分愤怒，有一次竟以砍去一个手指相威胁，沈从文却不为所动。

逃学去干嘛呢？去尽情地玩耍。有玩伴时，沈从文就和小伙伴们下河洗澡——为了避免遭受处罚，他们在河中把手高举，以免朱笔写的字被水洗掉；或者去捉蛐蛐，然后同一个老木匠斗蛐蛐。没玩伴时，沈从文就去看人做事——绞绳子、织竹簟、做香、磨针、做伞、剃头、染布、打铁、下棋、打拳、骂架等等。进入第一初级小学后，四个教员里有两个是他表哥，于是他便肆意请假去玩：钓鱼、划船，看戏，看人割禾，看佃户捕猎……从成人视角看，这些司空见惯的事物大约没什么意思，但从儿童视角看，此时的沈从文好奇心强烈，对周围的一切充满疑惑，一心想要探求究竟。甚至于令人恐怖的杀人与死尸，他也去看。童年沈从文的好奇心是那么重——“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以至于他产生了小小的愁绪：“为甚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甚么刀得烧红时在水里一淬方能坚硬？为甚么雕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作成？为甚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孔，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这些古怪事情太多了。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答解。我要知道得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成年人眼中的习惯性行为，在年幼的小孩眼中，却充满无穷的奥秘。

好奇心让沈从文获得了很多书本外的知识，如他所说，“校外所学的实在比校内课堂上多十倍。”他因爬树而认识了三十多种树木名称，又因医治爬树时的跌伤而认识了十多种草药，他逃学玩耍时认识了许多鸟雀，去同乞丐赌博而学得许多下流野话，去看烘焙火药而明白了“制烟火用的药同制炮仗用的药，硝璜的分配分量如何不同”……可以说，在逃学中，沈从文去看、去听、去嗅、去触摸故乡的一切事物，而这些经历则深深嵌入他的脑海——“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刺进它喉咙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拨刺得微声”，在二十年后他依然记得清清楚楚。童年的逃学经历让沈从文贴近了养育自己的一方土地，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素材。

现代心理学认为，童年经历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事实上，沈从文的特殊的人格性情、审美情趣和思维习惯就与他的童年经历紧密相关。他说，“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份性格的形成，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逃学习惯。”他看待万事万物，不在意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或伦理道德，而是关注“他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这正是一种纯粹的审美眼光。这种艺术追求，与日后沈从文的创作风格，甚至他的政治命运都有极紧密的关联。

高小毕业后，因家道中落且不易管教，十六岁的沈从文终止了学业，去军队谋生。离开家乡奔赴辰州的时候，沈从文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大小孩，想着去“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响”，以至不曾有离家的痛苦，反而觉得无限快乐。在军旅生活中，他仍像儿时那样阅读“人事”这本大书，比如看下葬，看融铁工厂制铁等等。但另一方面，与童年时期不同的是，沈从文开始主动学习了。

因填造枪械表需要，沈从文“勉强可以写几个字”的才干被发现，开始担任上士司书。在军队里第一个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一个姓文的秘书。这是一个遵循旧式礼仪却有着新式思想的文人。他一来就穿了青缎马褂到各处拜会，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轻言细语，这和部队众人全不大讲究礼节、满嘴粗野之词形成鲜明反差。沈从文与他交换知识：沈从文为他作狼嗥，作老虎啸，告诉他野猪脚迹同山羊脚迹的分别，一个被杀的头是如何沉重，还有“开膛取胆的手续”；他则告诉沈从文火车叫的声音，轮船叫的声音，以及电灯、电话的样子，还有美国兵的服装、鱼雷艇、氢气球。沈从文第一次从旁人口中听到湘西世界以外的现代文明的成果。在文秘书的劝导下，沈从文开始订阅报纸。他和几位司书凑钱订了两个月的《申报》，这是他阅读新式读物的开始。

部队解散后，沈从文去芷江投奔五娘舅黄巨川，在警察所任职。半年后，沈从文回到保靖军部供职，在这里，他遇到另一个人对他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陈渠珍。陈渠珍是民国时期名震西南、统治湖南边陲二十余年的“湘西王”，他以王守仁、曾国藩为榜样，既治军，也治学。早在沈从文来到保靖投奔熟人时，他已注意到军容军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陈渠珍产生敬仰，希望能在他身边任职。这时，沈从文在陈渠珍身边做书记，在会议室工作。这个会议室实际是陈渠珍的书房，沈从文称之為“学历史的地方”。陈渠珍在这里放置了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几十年铜器，一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一部四部丛刊。沈从文负责打理，做取书或抄录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和耳濡目染，他慢慢地能读懂这些书籍，会鉴赏这些文物，渐渐对人类智慧的结晶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认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刻的兴味，这点幸运是不得不感谢那个统领官的。”

受当时新思想的影响，陈渠珍锐意改革，他试行湘西乡自治，办学校，兴实业，开报馆，地方一片崭新气象。任书记期间，沈从文还被陈渠珍调到报馆做校对。在这里，沈从文认识了一个从长沙来的叫赵奎五的工友。这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携带有大量的新式刊物。这时还在读《曹娥碑》《花间集》的沈从文，从他那里读到《新潮》《改造》《创造》等新杂志，思想受到很大触动，进而“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开始“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

从十六岁投身行伍到二十一岁时离湘赴京，这五年里沈从文更广泛、更深刻地了解了湘西世界，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气质和知识构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既获取了古文、诗词、书画、金石、印谱等方面的传统知识，而且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余波的影响，发现了“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开始关注社会建设——他从新式刊物中学习“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

到北京后，沈从文身边只有7元6角钱。他去拜访正在北京的姐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逸，但姐姐姐夫同样困难，只赠他棉被两床。为了节省开支，他搬进了不需要付房租的酉西会馆。原本陈渠珍许诺按月供给生活费，但后来他的地位发生了动摇，沈从文便没了经济来源。不久后，沈从文报考燕京国立大学失败，考取了中法大学却因交不起28元的膳宿费而作罢。在这种境况下，沈从文开始了艰苦的“北漂”自学之路。

每天早上，他吃两三个馒头、一点泡菜后就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自学，冬天零下二十几度依然穿着薄薄的单衣，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旧文学作品。后来，在表弟黄村生（北京农业大学学生）的帮助下，沈从文搬到银闸胡同的一个寓所。这个寓所是由贮煤间改造的，房间仅可容膝，地面潮湿，窗户是临时在墙上开的，沈从文命名为“窄而霉小斋”。寓所条件极差，但位置却很好，地处北京大学红楼附近，他便时常去北大旁听。

在北京最初的两年半，沈从文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常常在有一顿没一顿中度日，他一面希望能拿到国立大学文凭以便谋生，一面开始尝试写作。但写作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曾听说《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有一次在聚会时，将他的稿子连起来，并奚落说“这是大作家沈某某的稿子”，然后扭成一团，扔进字纸篓——这对怀揣着文学梦的青年是多么大的打击啊！困厄之中，沈从文给素未谋面的郁达夫写了一封信。郁达夫接到信后，主动去沈从文寓所拜访，并且请他吃了一顿饭，把结账后的余钱3元多和一条围巾送给沈从文。回去后，郁达夫连夜写了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他说，“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他还为沈从文谋划出路——去回老家、吃树根、当大兵、做贼。郁达夫以激愤之词表达对沈从文的同情和对这个社会的控诉，可以推测沈从文的悲苦境遇给了郁达夫很大触动。“北漂”经历让沈从文遍尝生活之艰辛，却也使他对生活的理解渐趋深刻。

初读沈从文，总觉得他是个“脆弱的文人”。其实不然，“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虽然沈从文的文字带着浓郁的消极情绪，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却恰恰相反，他没有被艰苦的物质条件与剧烈的精神痛苦所压垮。他有过去甘肃做省政府秘书的机会（一个朋友寄来四十元路费邀他共事），也有过加入各种革命集团和派别的诱惑（一些相熟的朋友常来动员），但他都一一拒绝了。他坚定地选择了文学创作之路。1924年12月，沈从文始有作品发表，1925年他一口气发表作品60余篇，1926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鸭子》、发表作品70余篇，1927年他继续保持旺盛的创作势头并于年底离京赴沪。沈从文在这四年多的“北漂”生活中，何以能在写作之路上迅速成长？除了他自身的勤奋、当时的文化环境与新式报刊的兴起之外，还与他丰富的生活经历、生命经验息息相关。

对一个人而言，知识的获取途径主要有学校教育与直接体验两种，对应的知识形态就有书本知识与生活经验两类。在对真实的求索、表现之路上，探求欲、直接经验与真诚的生命体验显然比间接知识更为重要。现实纷纭复杂、周流不殆、生生不息，人渴望用自己创造的语言包围住现实，却注定永远跟不上它的节奏，一切现成的教义、知识、价值体系，总会蜕变为陈词滥调或僵化的符号。因此，哲学家尼采提出：“不让种种观念、意见、书籍插在自己与事物之间”，“永远保留着看事物的新鲜的第一眼。”但若缺少对教义、知识、价值的习得、融会与消化，人就只是白板一块，更无从对现实的深入、细致的体察。沈从文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通过直接体验、通过知识习得，通过思考、冥想，真诚、热情地去理解现实，“永远保留着看事物的新鲜的第一眼”，如其所言，“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掺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一切宇宙万汇在动作中，在静止中，我皆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这是“读社会这部大书”的应有之义，也是他的天赋与经验所在。正是凭着这种天赋，他的作品才形成其独特风格：对乡土风光的描绘之优美，对地域文化的展示之丰富，对人情人性的捕捉之细腻，对冷漠都市中生命隐忧的思索之深沉。沈从文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他紧紧握住手中的笔，用它打开了一片人生天地。

沈从文的成长也可视为现代儿童认知规律一个绝佳的例证。强烈的好奇心是儿童的天性，任何人都曾具备，但在当今社会中儿童的好奇心很难释放得那么彻底。这当然是大环境使然——围墙之内的课堂在很大程度上与实际生活相脱节，学生被要求尽快学会遵守成人社会的各种规则，被灌输各类抽象的书本知识，却失去了很多体察具体生活现实的机会。久而久之，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与探索欲便被扼杀了。大环境虽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创设条件，让儿童在游戏中探奇，在探奇中求知。固然，世殊事异，今日社会已不可能复制沈从文那样“放养”的成长路径，但我们仍能够有所改变。

（作者单位：广东佛山市第一中学）

责任编辑 黄佳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