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军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在1989年艰难复杂的国内外形勢下建立的。这一领导集体，在严峻考验面前，总揽全局，沉着应付，艰辛开拓，与时俱进，表现了很高的领导水平和把握全局的能力。江泽民曾深情指出：“邓小平同志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则满意地说：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这一点，连西方理论界及官方人士也不得不承认。

确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考由来已久

邓小平对确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思考，历时十多年之久。

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开始考虑中央集体接班问题。在他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了不少年轻干部进入党中央领导机构。他认为，我们老同志的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是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如果我们在几年内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1979年10月，邓小平与陈云等老同志交换意见后，提出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让中青年领导干部接替在第一线工作的老同志，强调这对于培养中央领导集体成员，造就党的接班人，圆满实现“党的交班和接班”，是“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的。

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这是党中央为实现领导集体年轻化及时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邓小平在会上强调：“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他建议：以后召开的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大会代表是否应该有相当数量五十岁以下的人？这是我们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做不到这两点，代表大会就不是成功的大会。

随后，邓小平等老同志带头退出国务院领导机构。他认为，这样做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要求，是对每个老同志党性的一次严峻考验，同时也是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老一辈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他在20世纪80年代会见外宾时，就经常让江泽民、李鹏等年轻领导干部作陪，身体力行，履行“传帮带”的职责。

1982年中共召开十二大时，已经形成了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握全局、中央书记处在第一线具体负责日常事务的领导格局。十二大选举产生了邓小平为主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当然，这是一种过渡，最根本的是建立退休制度，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邓小平认为，尽管十二大基本上解决了新老交替问题，但党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还是年龄偏大。召开十三大尚需5年，而培养党中央领导集体新成员又刻不容缓。所以，他和其他老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建议党中央在十二大和十三大期间召开一次全国党代表会议，再挑选一批年轻领导干部，充实到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来，加快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步伐。

在1985年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前夕，邓小平再三重申：为什么要开这次党代表会议，主要是选拔一批年轻人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为了后继有人，这是一个战略安排，是使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更年轻化一些，这是党代会的“真正目的”。我们要建立第三梯队，以后还要建立第四梯队、第五梯队，从而保证我们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他认为，现在比较年轻的干部，将来也要向更年轻的人交班，若干年后恐怕也要到顾问委员会里去。他希望老同志“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对有才干的人就要积极去发现。发现了就认真帮。总之，对建立第三梯队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硬着头皮也要解决，如果犹豫，一旦有事，损失就大了。

1985年9月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选举很多年轻领导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从而使党中央领导机构在年轻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一大步。但是，邓小平仍然认为，党中央领导机构年轻化并不是这一次就止步，以后还要继续走下去。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会议上，要求新老干部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提拔年轻领导干部，要注意在根本问题上提醒和帮助他们。

有一次，邓小平会见外国某共产党组织领导人。对方询问怎样解决党内领导层存在的老化问题时，邓小平干脆地回答，我看要大胆提拔，让年轻人干，对这个问题要解放思想，不敢接受年轻人是胆子太小。对年轻人要鼓励、要帮啊！在他看来，按照“四化”标准建设好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领导的“第三梯队”，是一项“战略决策”，“战略安排”，具有“战略意义”。

到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后，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实现领导干部的“四化”非常重要，同时也非常艰难，很不容易做到。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比实现农业、工业、科学、国防现代化还要难。尽管如此，还是要努力去做。否则，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就是一句空话。他设想，彻底完成党中央领导机构年轻化需要十年到十五年时间，召开十三大，使领导机构更年轻化一些，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实现完全年轻化的目标，从而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更具有活力，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他满怀希望地说：哪一天中国出现一批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科学家、文学家，这个家那个家就好了。

在中共十三大上，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一批年轻的领导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仅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龄就降低了十多岁。本来，邓小平准备在十三大上全退，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根据全党共同意愿，他只好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不过，他要求下设第一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对十三大选出的中央领导班子，他也十分注意培养锻炼，其主要方法是对党和国家日常事务过问得更少，有意识地少做工作，以便自己渐渐脱离政治舞台。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部分地区发生了动乱继而发展成反革命暴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这样，他不宜再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能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建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就势在必行。5月31日，邓小平同李鹏等人谈话。6月16日，他又同江泽民、李鹏等人谈话，集中阐述自己对组成一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想法。之后，他在党内、军内谈话和会见外宾、友人的谈话中，都从不同侧面继续阐述自己对新领导集体的希望和要求。

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改组了中央书记处。这标志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全面体现了邓小平关于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观点。

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深思熟虑

对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问题，邓小平的思考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是深思熟虑。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以下几种关系的深入思考上面。

一是深入思考建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和继续贯彻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的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但这必须要由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才能贯彻落实。这就提出了一个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对主持全面整顿工作的邓小平不满，说“十年后再看”。邓小平几次以此为例说明培养党的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他强调，中国的稳定，改革开放的坚持，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要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我们知道，国内外许多人在称赞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一再担心这种政策的连续性，害怕改革开放会随着以后领导人的变动而中断。对此，邓小平讲，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他再三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国际上也不能小看我们。

二是深入思考建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和总结我党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关系。

明确地把我党几十年历史上中央领导集体按代来划分，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是指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早在“文革”前，邓小平就认为，1935年的遵义会议前，还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有能力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核心是毛泽东。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任去世后又加了陈云。中共八大组成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在内的六人常委会，后来又加了林彪，一直持续到“文革”。我们党这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不仅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且还率领人民艰辛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总的看，这个领导集体“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即便如此，我们党始终保持以毛泽东为核心，以至于“文革”那样的内乱，也没有能被打倒。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又建立起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用邓小平的话讲：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重要成员还有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这个领导集体中，邓小平处在“关键位置”，是“核心”“领班人”和“主要决策者”。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坚决扭转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人民基本滿意。同时，因为有邓小平这个核心的存在，所以即使发生了两个总书记的职务变动，都没有影响党的领导。不难看出，毛泽东为核心、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斗争中建立、发展起来的，是经过各种考验和锻炼凝结而成最有经验、最有威信而又受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拥护的领导群体。

对“文革”中先后挑选林彪、王洪文做接班人，邓小平等老同志认为是选错了人。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中国要长治久安，不能只靠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一代，于是“真正要找第三代”。他们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按照斗争经验、工作成绩、政治思想水平等方面条件衡量，先后提出两个人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但最后“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实事求是地说，“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在当时“也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

上述情况引起邓小平深思。显然，建立新中央领导集体，必须认真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所以，他在谈话中多次讲述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来龙去脉，领导工作中的得与失，目的在于使新建立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少走或不走弯路，尽快地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

三是深入思考建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吸取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的关系。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勇敢奋斗几十年的老战士，邓小平对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局变化的主要原因记忆犹新。30多年后他还讲，斯大林逝世后，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改变了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政策，这是很大的教训。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具有七八十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和原苏联的迅速解体，引起邓小平更大的警觉。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变化，主要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了问题，才导致共产党组织自上而下解体，丧失了执政党地位。这是自身原因。

外部原因是，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国家在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次次武装干涉失败以后，一直没有放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渗透。原苏联及东欧各国的迅速解体，客观上正是这种渗透的结果。在帝国主义国家看来，中共“这个执政党，同一个更现代化、更复杂的社会中公民真正自发地参加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活动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是“被整个社会视为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的主要障碍”。所以，他们要对我们“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

那么，我们党和国家能否在这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中取胜，关键在于我们党是否实行正确的领导；而能否实行正确领导，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是否有一个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能否高瞻远瞩、把握全局，主要在于是否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

四是深入思考建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的关系。

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虽然他没有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但他的“关键作用”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不过，多年来他一直认为自己“分量太重”，国际上好多国家竟把对华政策放在自己身体是否健康上面，这种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也是很危险的”，很显然这“对党和国家不利”，所以他谢绝了党和人民推举他担任中央主席、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请求，推荐比较年轻的领导同志担任这些职务。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有意识地少做工作。他说，我的方针是工作越少越好，目标是完全不工作。有时候出点主意，但不能多出，对比较重要的问题参与一些。他还风趣地讲，这是“尽量偷懒”，是最大的“官僚主义”。

1989年，邓小平在处理了那场政治风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初建﹑党和人民仍然需要他的经验和智慧之际，他却义无反顾地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9月4日，他和江泽民同志等专门商定自己退休的时间和方式，告诉他们：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犹豫这么几年，已经耽误了。他推荐江泽民同志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并且不希望新领导集体建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宣布自己起个什么作用。

邓小平说，“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他认为自己在身体健康时就退下来，有利于树立新中央领导集体威信，以便他们早日全面担负起重任。他从微观考虑，由自己退休这个具体问题入手，最终解决了毛泽东在世时也未能解决的共运史上的难题，而且为以自己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为新中央领导集体的及早成熟作出了突出贡献。

组成一个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经过十多年的深思熟虑，邓小平比较全面地提出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既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是要有一个好的形象：政治胸襟开阔，坚持改革开放。

邓小平认为，“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开阔，胸襟要非常开阔”。这是新时期党和人民对进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里每个成员“最根本的要求”。“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所谓政治胸襟开阔，就是“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讲政治、识大体、顾大局，一切从大局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这样就会有很好的大局观。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都是管大事的”，所以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任何局部都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大局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所以，新建立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必须是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就是说，能否坚持改革开放，有无改革开放形象，是确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邓小平讲，这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要看到这个大局。只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向人民亮相”，才能“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相反，如果摆出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保守、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领导集体，那中国就会永无宁日。

有一次，邓小平会见一位外国总统，对方说：看来你们不仅是要挑选年轻干部，而且要挑选能继续执行现行政策的年轻干部。他极其简明地回答：“是这样。”不久，他对另一位来访的外国总统表示：让清楚我们现行政策带来好处的人来接管事情，我们放心。

在发生了两个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变动后，邓小平仍然坚定地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经过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国外一些人怀疑和担心中国能否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他满怀信心地表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坚持过去十年改革开放政策，保持安定团结局面，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

为什么邓小平把是否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建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首要且最重要的条件呢？原因在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改革开放的政策，包含着两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无数心血和智慧，特别是倾注了邓小平这位总设计师的大量心血。實践表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给中国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了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合民心、顺民意，得到广泛认同，具有广泛群众基础。而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也表明，如果我们放弃改革开放，到头来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那么，怎样塑造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政治胸襟开阔、坚持改革开放的形象呢？首先，要用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基本条件衡量，选准选好进入新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进入新的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要抛弃一切成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其次，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件，给大家看”。新的领导集体建立以后，在风云变幻、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要真正做几件事，使人民看得出真正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讲：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如果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实际行动证明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总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

二是要有一个年轻的面貌：年富力强，积极进取。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年轻化，邓小平谈得比较早也比较多。他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既是一个全新的伟大事业，又是一个持久的艰巨工程，没有一批具有雄心壮志、精力充沛、事业心很强和创新精神的年轻领导干部是不行的。

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多次讲：我们现在的两个主要任务是经济改革和干部年轻化，两者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干部年轻化。有了大批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和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样，通过改革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通过干部年轻化确保政策的连续性，使国家局势更加稳定。

他认为，年轻领导干部有两个突出优点：第一是思想解放，积极支持改革开放。专业知识比老年人多，创新意识也比较强。第二是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实现年轻化可以使工作更具有活力和效率，更能专业化。当然，年轻领导干部比老同志阅历浅，经验少一些。例如新建立的中央领导集体，“就从政的经验、斗争的经验来讲”，比起前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弱点”。但是，他们在其位就能谋其政，经验不足，干上两三年就足了。开始感到不胜任，干上两三年就胜任了。

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夕，他几次提出要选些年轻一点、精力充沛的人进政治局，进常委会更好。他强调：“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过十年还可以，再过二十年，就八十多岁了。八十多岁，像我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所以要选人，人选好了，还要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那时，我们就放心了。

三是要有一个高度的自觉性：亲密团结合作，注意维护核心。

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作用，来自于这个集体中每个成员之间亲密团结与通力合作，即来自于他们共同作用的合力。所以，这个领导集体的亲密团结是十分重要的。

1989年是国内外形势都很不平静的一年，邓小平在帮助组成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之后，坚决地表示全退。他语重心长地对新领导集体的成员说：你们这个班子要搞好，关键是要形成领导集体，你们应该是一个合作得很好的集体，一个独立思考的集体。“现在很需要一个这么好的集体，比过去更加需要。”他希望常委们给国际上树立一个真正安定团结的形象和榜样。只要这个环节不出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怎样搞好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之间的亲密团结与合作呢？邓小平认为，一是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要能容忍，团结各个方面。不要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问题。因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又从这里犯起”。二是每个成员，都不能停留在过去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都要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自觉地变化”，使自己的一切适合所担负的责任。三是每个成员都要相互容忍，互相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包括相互克服缺点和不足，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亲密团结努力工作的，什么乱子出来都能挡得住。

邓小平强调，中央领导集体里要有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刚一建立，他就提出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他希望每个成员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要有意识地维护”江泽民同志。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集体中的核心，因为，确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全党作出的正确选择。他语重心长地讲，大家都要维护这个核心，团结在这个核心周围，这是我的政治交代。

邓小平不仅提议江泽民同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而且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时，又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郑重地向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提议“江泽民同志任党中央军委主席”。他在离职前简短的讲话中强调：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领导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他多次称赞江泽民同志，对有以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表示放心。他相信新中央领导集体完全有能力把事情办好，即使有差错，自己经过总结，取得经验，会又前进一步。

四是要有一个务实的作风：多干实事，取信于民。

作为中央领导集体，必须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支持，才能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怎样才能取信于民？首先，中央领导集体每个成员，必须是人民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这样，人民才会感到这是真心实意地搞改革开放。有人民支持，“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他把人民群众是否信任和拥护，作为衡量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从中反映出我党确实是以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唯一宗旨的無产阶级政党。其次，“要真正干出几个实绩，来取信于民”。邓小平认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以后，当务之急就是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主要是两件：第一，更加大胆地改革开放，抓住机遇不要丧失，不能使经济滑坡，能争取到的发展速度还要积极争取。第二，惩治腐败，扎扎实实做几件事，说明我们真正反对腐败，而不是假的。只要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把两项工作结合起来做，就会使人民对我们的政策更加明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就“更能获得人心”。

在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13年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战胜种种风险挑战，捍卫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改革开放新局面，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获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热烈拥护。?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本刊特约撰稿人）

责任编辑 /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