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善德

摘要：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因为特殊的文化、处于特殊的环境，所以积极向南发展。西汉前期所面临的匈奴问题主要包括军事威胁、地理包围、经济掠夺、破坏封建秩序。汉武帝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作战，在这一过程中巩固边境政策与以政治招抚、设置属国为形式的经济文化渗透政策并行，这些政策的实行为匈奴最终降服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匈奴；西汉；汉武帝；问题；政策

一、匈奴其族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经济基础主要是畜牧业，经济基础薄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封地。”“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其天性也。”进一步得出结论：地处塞外贫瘠之地的匈奴，经常面临着匮乏的情况，为了掠夺资源，以至四处征伐掠夺。匈奴崇尚武力，男子人人为兵，射猎习俗亦使其战斗力强悍，“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综上所述，由于贫瘠的环境、相对匮乏的经济、好战的风俗，匈奴不可避免地向富裕的中原地区发展。这个过程势必会侵害中原地区的利益，造成边境问题。

二、西汉前期匈奴问题

西汉前期面对的匈奴问题是从前代以来最严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威胁。军事威胁是西汉面对的来自匈奴的最直接的问题。匈奴是好战的民族，“匈奴明以攻战为事”说明战争在匈奴人心目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匈奴骑兵众多，具有兵源优势及得天独厚的马种优势，“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苦，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在西汉初年的白登之战中可以窥见，“冒顿纵精兵三十万馀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东方尽駹，北方尽骊，南方尽騂马。”而对比当时的汉朝，“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匈奴骑兵作战灵活，不拘泥于阵法形式，且在战争中所得均归俘获者，因此在战争中往往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

2、地理包围。冒顿单于时期，匈奴极力扩张，在打败东胡后，“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又“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秽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匈奴的势力范围囊括了今天蒙古高原、陕西北部、甘肃大部以及辽宁、河北北部的广大地区，这几乎将汉朝北方包围。匈奴借助地缘优势，对汉朝发动深入境内的军事行动，对汉朝造成极大破坏，如汉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兵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匈奴引发的战争甚至威胁到了西汉的统治中心，造成了极大破坏，严重影响着政治的稳定。另外，匈奴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氐、羌封锁汉朝，阻碍汉朝向西发展。

3、破坏经济。汉朝国家经济重心在北方，这恰恰是匈奴经常骚扰的地区。“安国为材官将军，屯渔阳，捕生虏口，言匈奴远去，即上言方佃作时，请且罢屯，罢屯日馀，匈奴大入渔阳、上谷”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匈奴的威胁，边境不得不时时屯兵，处于战备状态，这就影响到生产的正常开展。匈奴每次入侵都掠夺大量粮食、牲畜、人口，“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汉接近匈奴的郡县成了匈奴掠夺对象，匈奴屠杀汉朝官员、百姓，造成无人区，甚至内地、政治中心也深受其害，汉文帝后元六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此外，汉朝每年都将国家大量的物产、资源献给匈奴，只为求一时和平，“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在两国交往的外交场合中，更是显露出侵略掠夺的野心，“汉使毋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为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善则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乃稼穑也。”这是典型的武力讹诈。

4、插手中原事务。西汉初年，中央政府为了防止诸侯王坐大坐强而采取削藩政策，这当然引起了诸侯们的强烈反响，各地诸侯希望通过依靠匈奴的力量抗拒中央政府，匈奴也直接或间接地插手中原事务，参与汉朝分裂，企图扩大割据势力，破坏封建制度。匈奴不仅成为了叛乱者的庇护，更为其割据地方提供支持，这严重损害了西汉国家的统一。汉高帝十二年，燕王卢绾逃亡至匈奴，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往来苦上谷以东”汉景帝三年，吴楚等七国叛乱，吴王在“敬问”诸侯书中更是极力要求匈奴势力入境，“燕王、赵王故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庙。愿王勉之。”在叛乱中，赵王刘遂“北使匈奴与联合，汉使曲周侯郦寄击之，赵王城守邯郸，相距七月。吴楚败，匈奴闻之，亦不肯入边。”企图借助外力叛乱，虽然最终被镇压，但这次事件揭露出诸侯王意图借助匈奴势力反对中央政府的野心以及匈奴干扰中原事务的企图。

三、汉武帝对匈奴政策

1、军事反击。汉武帝时期，组建大规模骑兵，开始反击为祸汉朝几十年的匈奴。汉武帝对匈战争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四年，对匈作战深入敌境内十八次，其中的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三次战役意义重大。元朔二年。卫青、李息攻取河南地，之后在此修筑朔方城。元朔五年，卫青将六将军出兵朔方，一举打败骚扰河南地的匈奴右贤王。汉军收复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汉朝政治中心的直接威胁。元狩二年，汉发动两次河西之战，霍去病“历五王辖区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馀里，杀折兰王，斩卢胡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馀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河西之战对于突破匈奴包围十分重要，汉朝截断了匈奴与氐、羌之间的联系，势力触角达到了西域。元狩四年，汉朝发动漠北之战，卫青与单于接战，“颇斩首万馀级，遂至寘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馀粟以归。”霍去病也出塞两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斩杀敌军七万多人。三次大战基本摧毁了匈奴军队主力，仅卫、霍出击匈奴杀伤就超过十六万人，这对于人口稀少的匈奴来说损失不可谓不重。战争过程中夺取了大片战略地区，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经济重心区域、政治中心区域的威胁。战争也极大地打击了匈奴人经济基础，仅在河南之战中就“捕首虏数千，畜百馀万”匈奴河南、河西之地的丢失使其失去了重要的战略资源地，正如匈奴民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表明了匈奴对失去战略地区的焦虑。战争也打开了汉朝向外发展的大门，解除了匈奴对于汉朝地理上的封锁，为开通西域、中西方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2、经营边境。在对匈作战的过程中，汉军占领了原属匈奴的大面积疆域，为加强对边远地区扩张领土的管理而采取多项经营措施，主要有设立行政机构、移民实边，这类措施带有明显的军事意味，这是汉积极向外扩张的必然。河南之战，汉军收复河南地，“筑朔方，复修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朔方郡的设立巩固了汉朝对河南、河套地区的掌控。汉军控制河西后，在太初年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关，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初元元年又置敦煌郡。河西四郡的设置意义重大，“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此举打通并巩固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通道，汉朝的势力触角到达西域，这是汉朝通过设置郡县、移民实边巩固疆域的成功。

3、政治招抚。汉文帝时，贾谊针对匈奴提出“建三表，设五饵”的主张，所谓“三表”即汉族的价值观念仁、义、信；所谓“五饵”即汉地的“盛服车乘”“盛食珍味”“音乐妇人”“高堂邃宇府库奴婢”及汉朝皇帝对匈奴降众的“召幸”，即用汉族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去侵蚀同化匈奴，通过经济文化的渗透最终实现瓦解匈奴。汉武帝时期，匈奴投降汉朝人数日渐增多，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率其众降汉，“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由上可知，五属国分布地在边五郡，属国内匈奴人保留原有的社会组织，不改习俗，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这显然是鼓励后继，达到“与单于争夺其民”的目的。此外，汉武帝对待投降的匈奴人给予优待，宠以爵位，吸纳他们中的部分成员到属国机构中担任各种职务，并保留他们原有的官号，元鼎五年，渠复累“以属国大且渠击匈奴”，受封昆侯，“大且渠”即是保留下来的官号。汉武帝的招抚，达到了安置、管理匈奴降众的目的，为匈奴的最终分化奠定了基础。

漢武帝时期的武力征伐基本解除了匈奴的威胁，为最终降服匈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匈奴问题产生根源复杂，与其社会形态、生产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所处环境密不可分，因此仅用武力征服是靠不住的，汉朝必然制定与实行多种政策。在汉宣帝时期，匈奴发生内讧、政局动荡，最终彻底衰败，分化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