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寅飞

送的钱数不断增多，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黄连生只要给刘小波打个电话，刘小波就会很快出现在约定的地点

“你家里办大事，需要用钱，这3万元钱，你先拿着用。”2015年9月，听说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刘小波的母亲去世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负责人黄连生主动找到刘小波，并送上“慰问金”。一开始，刘小波拒绝了，但是黄连生继续打圆场，“就算是我借给你的”。最终，刘小波还是收下了。

这种“难以拒绝”的示好成了刘小波升任检验科主任后常有的事情，但也让这个从农村走出来、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才断送了前程。2016年4月，刘小波因为涉嫌受贿罪被检察机关刑事拘留。同月，原金坛市城东中心卫生院（金坛市于2015年4月撤市设区，隶属常州市）检验科负责人李大伟也因为涉嫌受贿罪被采取了强制措施。短短半个月内，一个区内两家医院的检验科工作人员同时被立案侦查。事实上，仔细查阅资料发现，截至2016年6月，江苏省当年医疗卫生领域中已有37人涉嫌贪腐。

“常州市掀起的医院反腐风暴可谓最为猛烈，检察机关在卫生系统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不仅狠抓受贿者，也揪出行贿者。”金坛区检察院检察官李虎俊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发生在金坛医疗采购领域的一系列案件还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曾经的同事 現在的“亲密朋友”

黄连生与刘小波是真正的老朋友，两人多年前都在金坛区试剂站工作。而且，黄连生知道刘小波家境不好，母亲又常年有病，整个家庭主要依靠儿子的工资收入维持。后来，黄连生在工作中发现医疗器械领域的利润很大，就自己出来创业，在当地开了一个医疗器械公司。刘小波则还是在卫生系统内发展。

2011年，47岁的刘小波担任金坛区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负责检验科的全面工作。当然，作为检验科主任，刘小波还对于检验试剂、设备的招标、采购具有建议权。比如，上一个新项目，医院的采购部门会邀请他对该项目进行调研。刘小波会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针对如何采购和使用何种设备、试剂提出建议。

此外，刘小波还是医院采购小组的成员之一。按照医院的采购流程，采购小组主要是进行询价，最终是由院务会来决定采购何种设备、试剂，但是采购小组给出的报价分析无疑是最重要的参考标准。所以，在医院的检验试剂、设备的使用过程中，刘小波不仅负责管理设备、试剂的使用，还有向临床部门推荐某种试剂或设备的便利。刘小波手中的这些权力无疑是市场上每一家医疗器械公司最为关注的。所以，曾经的同事、现在的医疗器械公司总经理黄连生自然会尽力靠近刘小波。但是，在黄连生离开金坛区试剂站前，两人因为工作上有过矛盾，虽然此后两人也没有什么联系，刘小波还是一直将这些“小仇恨”记在心里的。

2012年年末，黄连生的医疗器械公司在金坛区人民医院投放了一台干湿生化分析仪。这是黄连生的公司通过竞争性谈判获得的合同，公司为金坛区人民医院免费提供这台价值20余万元的仪器，条件是医院五年内要使用该公司提供的检验试剂耗材。

“作为我来说，我是不情愿黄连生来做这个业务的。”刘小波对于之前两人的矛盾还是耿耿于怀，但这是之前医院与黄连生公司已经签订的合同，所以他只好执行。当然，黄连生在投放仪器的过程中也觉察出了刘小波的不满。

趁年底，黄连生来到刘小波的办公室，送了1万元现金。“这是黄连生第一次给我钱，”案发后刘小波依然记得他收下这笔钱前，黄连生说的话，“过年了，你也要用钱，你是农村出来的，也要孝敬父母，面上也需要钱用”。刘小波觉得自己可以收下这笔钱，这也是对之前两人矛盾的一种解决方式。

随后几年，黄连生每年年底都会如惯例一样，给刘小波送钱送烟送酒。送的钱数不断增多，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黄连生只要给刘小波打个电话，刘小波就会很快出现在约定的地点。

检验科主任的朋友圈

当然，与刘小波交好的药企员工也不止黄连生一个人。王敏是上海某医疗产品公司销售经理，负责公司产品在常州地区的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与刘小波这样的检验科主任增进关系是她发展业务的要求。

2012年上半年，王敏所在公司组织一些有业务往来的医院检验科主任去浙江某大医院参观，王敏就盛情邀请刘小波一同前往。刘小波欣然答应。2012年下半年，这家公司又组织上海、江苏等地医院检验科主任去美国参加临床化学大会，王敏再次邀请了刘小波。当然，刘小波的所有费用都是由该公司承担的，这期间他还获得了该公司提供的300元美金。除了这些之外，王敏更是十分细心，有一次，她看刘小波使用的手机还是一款老旧的诺基亚手机，没过几天，就送了他一台iphone5手机。

刘小波心里也知道王敏的用意，他也在力所能及地进行一些反馈。案发后，王敏所在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2013年，该公司在金坛人民医院分别投放了3台医疗器械，金坛医院按照约定采购该公司的这些设备所需的耗材，仅此一项，该公司每年的业务量就多达300万元左右。有了丰厚业务量做基础，刘小波对王敏的利用也显得更加坦然。2015年，刘小波准备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打电话给王敏，问她能不能承担5000元费用。王敏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当即用手机支付宝直接支付了5000元人民币。不过，所有的这些对于王敏而言，目的很明确，“我是在常州做业务的，我送这些人财物是为了和他们搞好关系，让他们使用我们公司的产品，保持业务联系”。

其实，刘小波的这些从事医疗器械销售的朋友，也不仅仅是为了业务往来，还有一些看中的是他的职称与资质。按照当地医疗行业的要求，医疗器械公司必须要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作为质量技术负责人，否则就不能办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具有研究生学历、检验师中级职称的刘小波很自然地成了医疗器械商胡晓东的“贵人”。

自从刘小波将职称挂靠到胡晓东所在的医疗器械公司到2010年，胡晓东每年都会给刘小波5000元的“挂靠费”。近几年，随着胡晓东的医疗器械公司在人民医院的其他业务量增加，他给刘小波的挂靠费也在不断提高，1万元的加油卡、3万元的现金都成了挂靠费包含的内容。

刘小波自己也说：“胡晓东给我钱的时候也说，这是资质挂靠的钱，我也认为给1万、2万也是在谱子上的，2016年给了3万元钱，我认为有点多，超过了我的预料。所以我认为胡晓东给钱物有两层意思，一是挂证的费用，二是希望我在业务上关照一点”。

补写的欠条

其实，将自己的中级职称放到胡晓东公司的还有一些人，这是一个毫不费力就能挣钱的买卖，但是由于医疗卫生领域的反腐工作影响，这些人都已经十分警觉地主动将他们与胡晓东的“挂靠”关系解除。其中就有刘小波的近亲属在他担任检验科主任后，退出了资质“挂靠”关系。

2014年起，胡晓东又通过关系找到几个行业内具有不同职称的人帮忙“挂靠”，而刘小波成了胡晓东公司唯一一个“老挂靠户”，不同的是，其他人“挂靠费”一口价5000元。直到2015年初，一星期内江苏省泰州市几家医院的检验科主任、副主任陆续被查处的消息在江苏医疗卫生领域引起了不小轰动。闻讯后，刘小波才隐约感觉到了身处这个职位的危机。

2015年春节，无论是胡晓东还是黄连生照例给刘小波送去大额现金，刘小波都没敢收，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了这些药企经理送给他的年货。

转眼大半年过去，刘小波母亲去世后不久的一天，黄连生打电话给刘小波，约他到自己的公司见面。等刘小波到了之后，黄连生直截了当地给了他3万元钱。之所以送这个数字给刘小波，黄连生说是因为2015年春节前，本来就要送他2万元，但是他当时没肯要，这次正好他家里出事情了，额外想多送1万元。于是，这一次就总共送给刘小波3万元钱。

可能觉得医疗领域的反腐风头已过，刘小波最终以暂借为由收下了钱。然而，2016年3月，黄连生的一个电话让刘小波感到了不良预兆。两人见面后，黄连生告诉他可能出事情了，金坛区几个其他医药公司的經理已经失去联系好几天了。此前，这些医疗器械公司已经得知，当地正在开展打击行贿案件专项行动。

黄连生提议：“我们之间的事情，你最好写一个借条”。刘小波愣了一下，觉得也是一个办法，就照办了。在涉及具体金额的时候，刘小波已经记不清黄连生总共给过他多少钱，他问黄连生应该写多少，黄连生回答，你看着写就行。刘小波草草地写下了自己向黄连生借款8万的借条，又故意将落款的日期提前到2015年9月20日。然后，刘小波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离开了黄连生的办公室。

检验科里的“潜规则”

4月3日，刘小波被刑事拘留。办案人员已经从胡晓东等多名医疗器械公司人员口中获取了他们向刘小波、李大伟等人进行行贿的事实。10天之后，原金坛市城东卫生院检验科负责人李大伟也被刑事拘留。

如果不是被卷入案件中，56岁的李大伟再过两年就可以退休，享受悠闲时光。没成想，那些曾经“关系极好”的医药代表的“出卖”，彻底改变了他今后的生活。

判决书显示，2008年至2016年，李大伟在金坛市城东中心卫生院检验科、常州市金坛区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检验试剂及耗材采购、外送检验业务上，先后多次收受胡晓东、黄连生等人赠送的财物近16万元。而这些不义之财也集中体现了检验科工作人员与医药代表之间的最大潜规则——按回扣高低选择供货商。

据李大伟交代，他作为检验科工作人员，与胡晓东早在2001年就因为有业务往来而逐渐熟识。后来，不断有医疗器械企业参加竞争，所以2008年以后，胡晓东悄悄跟李大伟说，如果能帮忙让医院一直使用他的采购试剂的话，就按照采购试剂业务量的10%给予他回扣。有了胡晓东的承诺，李大伟当然非常尽力地向自己所在的医院推荐胡晓东的试剂。当时，城东卫生院需要用的检验试剂、检验耗材，主要由李大伟负责电话联系经销商供货，并由他在供货商提供的送货单上签字才算数。而且经销商开具发票后，凭发票和送货单就能跟财务上结账。

果不其然，胡晓东成功获得城东医院的大部分订单后，每两三个月就会给李大伟一次回扣款，每次几千元不等。而李大伟也在算着其中的账，他觉得胡晓东给他的回扣只有采购业务量的6%至8%，但毕竟也是不正当的来源，也就没直说。

直到2010年，李大伟找到了新的供货商。有一次，李大伟在与黄连生一起闲聊的时候被问及胡晓东是否给他好处费时，李大伟直截了当地说：“他给，但给得不多。”黄连生见机直接回复：“你用我的试剂，我保证给足你10个点。”李大伟默认。后来，黄连生就完全按照检验试剂及耗材业务量的10%给予李大伟回扣，利润虽然少了一点，但他也成功地从胡晓东那里抢走了城东卫生院的试剂业务。

外包业务也成了牟利渠道

在李大伟所在的医院，血液、尿液等标本的临床检测、病理检测等业务通常是外包给外面比较专业的公司。这些公司通常会派业务员前往各个医院洽谈业务。医院在确定合作的公司之后将收集到的标本送这些公司进行化验，公司出具检验报告提供给相关医院，从中收取费用。

余明明是江苏南京某专业检测公司刚刚入行的业务员，被公司分派负责金坛区的业务。但是，他接手后却发现城东卫生院每个月的业务量仅有1万多元，而且业务款支付也不及时。对于余明明个人而言，他所在公司对业务员的考核有两个依据：业务量和业务款回收的效率，这直接关系到他的奖金收入。初出茅庐的余明明一心想把城东卫生院的业务做大，就开始试探性给检验科负责人李大伟送钱。

第一次是2012年年初，“我在李大伟办公室送了2000元左右给他，钱是放在一个信封里的。我第一次给他送钱，我自己也比较紧张，这也是我工作之后第一次送钱。”余明明回忆说，他相信，李大伟在业务上有决定权，另外，业务款的支付也需要李大伟签字，如果他不签字，就意味着拿不到业务款。

果然，这次送钱之后，余明明发现李大伟的态度好了，而且城东卫生院业务款支付也及时了。随后，他开始每隔两三个月给李大伟送一次钱，每次5000元左右。最重要的是，余明明想拓展在城东卫生院外包业务的问题也解决了。当时，城东卫生院开展“三八”体检业务和“两癌”体检业务，余明明提出了要求。

对于李大伟而言，这也是顺水推舟的事情。他在询问分管这块业务的院领导时得到的回答是，谁家便宜给谁做。于是，他就点拨余明明：报价稍微低点。除此之外，余明明所在的公司还顺利拿到城东卫生院的外包业务，此后几年，这家公司在城东卫生院的业务量突飞猛进，每年基本维持在35万元左右。直到李大伟案发前一个月，这家公司新换的业务员还在给李大伟送钱，以获得城东卫生院被合并后归属的金坛第二人民医院的老年人体检业务。这次送钱的结果是以5000元现金换来了一份业务量为20万元的外包合同。

惩治与源头预防并举

近日，刘小波和李大伟受贿案一审分别做出判决，鉴于案发后二人认罪态度良好，并由亲属代为全部退赃并预缴了罚金，一审法院判处刘小波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14万元；判处李大伟有期徒刑1年4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12万元。

“医疗器械和药品的采购领域涉及的资金量大，而检验科负责人权力集中，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让这个岗位成为受贿案件的高发区。”办案检察官李虎俊认为，部分医务工作者不满足于现有的收入，产生了付出与收入不成比例的消极心态。于是，在药企代表的“糖衣炮弹”中得到满足。加上法律意识淡薄，错误地认为收回扣、好处费、开单提成费等行为是医疗领域的普遍现象，且不容易被发现或者受到法律惩处，正是这种不懂法、不知法的现象导致了该领域违法行为频发的不良后果。

“当前市场上，某些医药企业向医院推销产品，与其说是产品的竞争过程，倒不如说是权力与金钱、社会关系和人情网的角逐。”一位做医药营销行业工作多年的医药代表说，有的营销者精心编织人情关系网，而一些自律意识淡薄的医务工作者，尤其是掌握着主动权的医院采购、基建等领域的负责人则可能就是最容易上钩的“大鱼”。而对于大多数新入行的医药代表而言，面对一个并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只能“随大流”。

李虎俊认为，在不断深入打击医疗腐败的同时，应针对医疗卫生领域商业贿赂行为，探索建立医疗卫生领域廉政准入机制，将有行贿记录的医药代表及时录入行贿犯罪档案，最大限度地增加这些人的违法成本和风险，努力从源头上遏制医疗系统职务犯罪发生。（文中犯罪嫌疑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