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颜，原名钟秀华，畲族，1980年出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散文》《散文选刊》《青年文学》《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作品近百万字。获《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人民文学》杂志社全国征文奖等多种奖项，有作品入选《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中国散文诗人》《中国校园文学年度佳作》等多种选本。出版有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

他胖得理直气壮，手臂永远摆不直，提溜着，像一对标准的圆括号。他抡着那对括号跑到我梦里来，理直气壮地笑话我：“钟校长啊，你抱‘西瓜啦？”

蓦地醒来，是清晨六点一十分。拉开窗帘，看到窗外的玉兰树浸在晨光里，残存的几片白色花瓣稀稀落落挂在树上，树叶都抽了芽。一种时序更替，物是人非的伤感漫过头顶。

在手机通讯录上，他依然是我的四舅。十年了，我像珍存着一件宝物似的珍存一个电话号码。只是我从来不敢拨通它，我怕聽到“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我还怕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取代了四舅爽朗的哈哈大笑：“对不起，你打错了。”

现在，他去了远方，他在梦里说到的“西瓜”已经从肚子里蹦出来，长成了一个十二岁的姑娘。只是，他到最后都没有看到“西瓜”进裂之后变成了什么样。

2003年，应是他最后一次从南昌回到瑞金。我们一起去吃饭，人多，车子座位不够，他让我坐到他膝上，打趣地说：“我抱着你，你抱着‘西瓜。”彼时我已是一个新婚的孕妇，总归有些羞涩。但他不，像小时候无数次抱我那样自然贴切。

其实那时候癌细胞已经不可逆转地钻进了他的肌理，他是知道的。但他出现在众人面前，依然是谈笑风生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样子。从我记事起，他仿佛就是一个从来没有悲伤的人。后来我想，一个没有悲伤的人怎么会被病魔带走，而且走得比许多悲伤的人还要早呢？

他活在一些永远笑声不断的片段里。我与哥哥年幼时，家中劳力少，外婆常派四舅五舅来插秧割稻。我什么也干不了，非得屁颠屁颠地跟到田间地头去。他站在水田里干活，不时拿着畚箕把脸遮住，又倏地打开，喊一声：“家共（方言，躲猫猫之意）。”把我逗得咯咯直笑。插秧时，每扔一把秧苗，他都像掷一个飞镖那样刷地飞出去，嘴里念着“着”，秧苗就划了一个优美的弧线。夸张的动作和诙谐的话语，往往把田间地头村民们的目光全都吸引了过来。日复一日形同苦役的农活一下子就成了快乐的事。

四舅在我家，到了饭点，邻居们就会端着碗围到我家来。四舅一上桌，笑话就一箩筐。比如他会指着一碗菜问大家：“是从上面往上吃，还是从下面往下吃呢？”于是一干人等哄堂大笑。我骄傲了很多年，因为小伙伴们都羡慕我有一个好玩的舅舅。

长大以后，我常常想，他为什么快乐呢？其实他真的有理由不快乐。未经人事便失去父亲，幼时差点被送养，求学之路又艰辛多舛，三番五次被外婆拉回家务农。这其间吃过的苦受过的委屈，岂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尽。可他硬是一坎—坎地跨了过去，还生就一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爽朗劲。

十一岁那年，没有人想过要为我过一个生日。因为，我是一个女孩。我的哥哥是办了十一岁生日酒的，请了很多客人，收了很多礼物，我也第一次吃上了甜甜的白木耳炖红枣汤。于是我便盼着自己的十一岁早日到来。

事实上，最后只有四舅记得我的十一岁。他托人捎来一把紫红色缀花边的折叠小伞，还有一套粉红色镶金边的衣服，每粒纽扣上游着两条摇头摆尾的金鱼。天知道它们为我带来了多少荣耀和虚荣，在那个只见过黑布大伞的年代，在那个以捡哥哥穿剩的旧衣服为主的年代。

第一次穿上那套新衣服去上早自习，我迟到了，悄悄地溜进早操的队伍里去，但还是招来了无数注视的目光，包括年轻的班主任。他看着我，一副从来不认识我的神情，窘迫让我羞惭地低下了头。后来我想，一定是这套衣服使我焕发出了从未有过的华丽，让我与众人区分开来，以至于引起惊诧和侧目。我一向衣着土气而破旧，母亲断然不会为打扮我多花一点钱，事实上也没有多余的钱。这套衣服成为我人生中第一次确认自己与众不同的依凭。后来，游着金鱼的纽扣掉落了一粒，跑遍了整个圩场，没有找到相同的纽扣可以替补。我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那个纽扣安在一个不认识的女生衣襟上，它已经完全归属于她。四舅给予我的荣耀和独一无二，以如此奇怪的形式在另一个女孩身上延续。而我则拥着那份对残缺之美的遗憾与珍爱，一直穿到再也穿不得为止。

我对四舅的亲近几乎全凭一种直觉。七八岁的样子，我和哥哥在外婆家度暑假，开学前外婆安排四舅五舅骑自行车送我们回家。两辆旧自行车并排摆在屋前的空坪上，两个英姿焕发的舅舅各扶着一个车把手站定。外婆指着他们问我：“满崽，你想坐哪个的单车？”似乎不用经由大脑思索，也用不着多余的艰难抉择，我一言不发径直走到四舅身后，拉住他的自行车货架。五舅的目光透过厚镜片向我投来，诡异而意味深长地笑。

走到半路上我才知道，五舅的笑里包含着什么。原来四舅的车不是用骑，而是用飞的。

跟定四舅，就相当于被一路的惊险锁定。没骑出多远，四舅已经将五舅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直到影子也不见。起初我是得意的，暗自庆幸选对了人。瞧，我们跑得多快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两个字一“拉风”。但是简易的砂石路哪经得起快速的颠簸，骑得越快，屁股震得越疼，好多次感觉自己就要被震飞。四舅却不管不顾，经常整个身子立起来用尽全力蹬。从石罗岭下行，时遇陡坡急弯，自行车简直像疯了一般往下蹿，而边上就是万劫不复的悬崖。我大惊失色，不迭声地喊：“舅舅，你慢点呀！”他回我一句：“刹车不灵，你抓牢就行。”我没了主意，只得拼尽全力死死地握住货架，没被抛下深渊，真是个奇迹。

下得山坡，五舅却载着哥哥悠然自得地追了上来。他看着面如纸灰的我，又一次意味深长地笑。两兄弟相互调侃，一个说：“你跟得倒是蛮紧。”一个说：“哎呀，还是你跑得快，会飞呢。”多年以后，我一个人骑自行车从石罗岭疾驰而下，飞一般掠过一群担柴火的妇女，掠过一阵又一阵的大呼小叫。同样是刹车不灵，我竟然没有太多的恐惧，有惊无险地顺利下了山。在后怕之余，我心里不免有些许自得，不管怎样，我毕竟是跟着四舅“飞”过一次的人。

我曾经以为这辈子都不会看到四舅的眼泪。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一个永远将苦难狠狠地甩在身后的人，他怎么会无助到需要用眼泪表达内心？可是我分明看到有晶莹的液体蓄在眼睛的深处，他的眼眶红红的。彼时，他扶着门框，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送我下楼。

那是2005年的初冬吧，就在所有人都知道他已经时日无多的时候，我撇下刚刚断奶的孩子去江西农大看他。那几天，他大多数时间是爽朗的。虽然已经行动不便，但没有疼痛的时候，他依然高声谈笑，像从前那样把每一句庸常的话说成笑话。他坐在饭桌上吃饭，还把橄榄菜嚼得嘎嘣嘎嘣脆响，仿佛食欲很好的样子。

舅母去上班的时候，屋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四舅开始和我讲他四十余年的人生心得，讲着讲着，他突然问我：“你也是个孩子的妈妈了，还当了副校长，做完—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总结经验的习惯？”我一时愕然。他看出了我的局促，没有过多追问，然后只是将那些工作和生活中的关键节点讲述与我，一一例证—个人从稚嫩走向成熟，需要怎样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

我忽然意识到，这可能是四舅这一生中与我最正式的谈话，也是最后的一次谈话。

一个一穷二白的苦孩子，经历高考落榜，复读考学，再艰难留城，又一路打拼，由一个小民警变成大学校领导，他的一生无论如何堪称励志与传奇。四舅是想把他人生的精华一股脑地传授于我呀。我心性再愚钝，也能体会到四舅的用心良苦。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在此之前，四舅的很多事，我是从外婆和父母的嘴里零星听说，并拼凑起来的。

外公去世那年，村里的好心人是劝外婆将四舅送给他人养的。人选早就有了，至少衣食无忧，人家已经伸出双手准备迎接。幸而四舅好养、易乐，令外婆没有最终下定决心。稍大一些，四舅就可以领着五舅玩耍了。那时兄弟姐妹全都抢着带弟弟，可以不用下地干活。但是没人能争过四舅。因为他会做鬼脸、逗人笑。别人把五舅抱走，他说一声“哭”，五舅哇地就哭了。别人一放下，他说一声“笑”，五舅就笑了。没办法，大家只好乖乖地下地干活去。

小时候，我也是将四舅当成偶像来崇拜的。

寒暑假，四舅穿着军校的警服来我家，一大群小伙伴便围了过来。四舅爱表演，他只需要用一只手臂，就能将我高高地吊起来。然后是比我重一些大一些的孩子，无一例外，像拎小鸡一样拎在手臂上。想来，村里的孩子没人敢欺负我，是不是也因为我有个威武的舅舅。四舅教我最简单的防身术，如遇拳头袭来，左手格开，喊声“防”，右手一拳击出，喊声“攻”。此招我与哥哥操练多年，虽屡战屡败，但从未气馁，直到我们都已长大，不再武斗为止。

外婆六十一岁生日，我正在换乳牙。许是缺钙的缘故，两个大门牙迟迟不见长出，像一扇没关好的漏风的门。每个人都在取笑我“切牙耙”，连前来村小监考的天佐老师也为我编了个顺口溜：“秀华，你是一个切牙耙，玩哩一手乌麻麻，考不好就蛮口划。”彼时我由于试卷早已做完，正在玩一支漏水的圆珠笔，一双手全都黑了。我没有因此考得不好，却开始羞于见人，羞于大笑，羞于露出缺了门牙的嘴巴。

而四舅却拿着照相机，为外婆和一众子女孙辈拍全家福。全家人笑语连连，只有我面色凝重，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我觉得自己笑的样子一定丑陋不堪。没有人知道我内心藏着深重的自卑，因为那两颗漏风的门牙。可是四舅，他只用几个笑话就把我努力坚守的矜持打败了。就在我笑得毫不设防的时候，四舅迅速举起相机，按下了快门。

直到今天，当我重新打开陈封的相册，一一检视那些旧年的黑白照片，我仍然相信，四舅为我拍的照片是最美丽的。是的，我穿着四舅为我买的最漂亮的新衣服，敞着没有门牙的嘴巴，笑得那些天真，那么可爱。这些相片，常常让我重新找到童年的轨迹，相信自己曾经度过如此美妙的时光。

事实上，当我分拣年少时的那些快乐，突然发现，其中有一多半是四舅带给我的。直到他临终之际，我才发现这短短四十余年的一生，他活得并不轻松。只是，他从来不愿意将那些沉重加诸于他的亲人心上。

可是最后，他却要将一生的凝重托付与我，包括那从未轻易示人的眼泪。

我依然记得那天寒气逼人，我穿得单薄。在四舅家与他告别，他不断睃巡着那套不大的房子，以期找到一件珍贵的物品，好送我留做纪念。终于，他想到床底下有一套景德镇瓷器。他挪过去，想奋力拖出它，被我先生制止。我与先生一同搬出那箱笨重的瓷器，放在门边。

我们明知道这也许是最后的一次见面，却仍旧说着一些诸如“安心、保重、早日康复”之类的违心话。四舅握着我的手，眼眶渐渐变红。待我拉开门回过头，他的眼泪早已毫无节制地奔流而下。我不敢再说话，怕发出声音的全是哭腔，只好急急转身下楼。

到了楼下，我和先生放下沉重的瓷器，放声大哭。

那套瓷器从南昌运到瑞金，正遇上我乔迁新居的当口，我把它们一个一个取出来，擦得锃亮，小心翼翼地存放在橱柜里。我知道我不会轻易地使用它们，因为我更愿意让它们完好无损地存留于世，就好像我的四舅从来没有离去一样。

我看着它们，就可以想到四舅给我写的信，他让从未到过大城市的我暑假去南昌呆一段时间；想到他在南昌车站接我，一把接过我的行李，大声取笑我的土气；想到他教我打电话，还从单位打电话以抽查我是否会接听电话；想到他携着新婚的美妻从沙洲坝一路步行翻越石罗岭来到我家，他们的浪漫和美满曾让我对爱情充满幻想；想到他给我发的压岁钱，曾经是我生命里的一笔巨款；想到他带給我那么多的荣耀那么多的欢笑……

只是我当初并不知道，他在南昌接我的时候其实已经查出了恶疾；我也不知道，他的爱情和婚姻也曾经历过暗礁险滩；我还不知道，他在与病魔搏斗的十多年间，有过多少次对自我的否定和对生命的厌弃。我只是看到，他的笑，和他带给无数人的笑。

四舅的最后时光，正是旧历年的大年三十，新年钟声即将敲响。那个冬天多么冷啊，整整一个月，母亲第一次穿上了羽绒服，呆在南昌陪伴着他。好多好多的不堪，还有不忍，都由母亲转述。她说，一群四舅善待过的贫困大学生，围在他身边哀哀地哭；她说，四舅却笑，含着眼泪笑，虽然他已说不出话来；她说，那么胖大，那么乐观的—个人啊……

一个人的出场总是伴着欢喜，而退场却裹挟着无与伦比的悲伤。

白玉兰飘落下来，不经意间，时序换了一茬又一茬。如今，四舅住在梅岭，不知道有没有想念家乡的糯米酒，有没有人陪他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有没有最欢畅的笑，被掩在悲伤的深海。

我跌跌撞撞在人世沉浮了三十余载，终究没有将四舅教我的总结经验当成习惯。但是我继承了四舅的笑，无论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是大浪淘沙始见金，我都相信，笑比哭好。我常常觉得，总有一股隐秘的力量，蛰伏在悲欢之上。

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够夺走四舅的笑。

责任编辑：刘英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