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

博尔赫斯曾坦言，写作就是为了在川流而逝的时间中寻找安慰。他的这句话，其实向人们暗示了文学作品中时间问题的基本逻辑，即进入作品中的人、物、事等，皆是过去时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写作皆可归入记忆性发掘的类型，只是因为在具体处理上的不同，才有千姿百态的接受结果。换一种说法，错时性的形态在文学作品中大范围地存在，无论小说还是散文，作家们基本上还是从童年记忆的区域内取材。这种错时性形态也解释了为何在工业化、城镇化急速深入的今天，多数作品何以仍然停留在乡土记忆的发掘和再发现之上。

毫无疑问，人是乡土世界中主体的主体。随着大批农民工进入城市或者城镇讨生活，随着留守者的老去和不断凋谢，自然村落的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乡土生活的景观在整体上在本质上，有了新的走向。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一味地感伤显然不可取，散文这种文体如何应对这种变局，如何去钩沉时代转型中的变与不变？确实是个巨大的考验。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认为，宗教是世世代代的希冀、欲望、起诉的记录。对于东方的中国而言，乡土世界同样承载了世世代代的希冀和欲望。小说可以通过地域性的深沉勾描构建原乡的图景，而对于散文而言，在呈现乡土世界的林林总总方面，则可以趋于立体和多维。

与传统散文“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颜色”式的处理方式不同的是，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散文写作确立了内视角的切入方式，这带来了立体性乡土镜像的呈现，进而触发了乡土散文写作的真正转向。所谓内视角的确立，主要指的是在文本中树立了器物、草木、人物等写作对象自身的独立性，作者的主观性投射被大幅度压缩，并自觉撤出情感场域之外。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完全不进入作品之中，而是像部分小说作品中自主性叙述的完成一般，器物或者草木，它们的生存逻辑得到尊重，它们按照高于人学法则的自然法则在时间的线性发展中自我显现，自我衍生。这方面的作品不断涌现，形成新世纪乡土散文写作的新潮流。

来自山东的宋长征在当下的乡土散文写作格局下，可谓重镇之所在。北中国农耕社会中的器具也好，生活方式也好，信仰方式也好，在其笔下皆得到典范性的表现。不夸张地说，若想打捞那些已经逝去或者正在逝去的乡村生活图景，打开宋长征的散文观览，足以满足人们的遥想和追忆。除了笔力之深切、呈现之逼真透亮以及内视角的确立这三个因素之外，他的乡土散文系列还拥有一个秘密的武器，即知识考古学的进入。比较之下，如果说冯杰散文中的知识考证朝向趣味和灵动，接续的是明清小品的性灵精神的话，那么，宋长征笔下的知识考证则接续的是中国文统中“学诗者以识为主”的读书正统。也正是因为知识考古学的进入，使得其文本趋于庄重而典雅的品质。作为一个乡村理发师，宋长征并未进入学堂接受系统性知识的熏陶，他完全是依靠自觉性的阅读抵达怀瑾握瑜的境地，这一点尤其难得。毕竟，才华虽然可以四溢，但持久性还是会差些，而识见因素则常读常新，这也是笔者在多篇文章中阐发散文以识见为第一的缘由。

乡土器物自身携带浓郁的生活气息，它们因为人的身体的触摸而留下了诸多生命的印痕，在被使用和利用之际，它们是活着的状态。汪民安先生在《论家用电器》一书中，将手机比喻为手的延长性器官，相对有道理。器物一旦处于活着的状态，自然附着起伏和折痕，而这些起伏和折痕恰是乡土散文所发掘的意义场所。抒情散文的传统中，这些器物的基本色泽往往被另外的色泽所覆盖，树木的人格品质化，手推车与革命英雄主义的关系，大雪和雨水的象征对应物，诸如此类，过度的主观化必然带来事物自身的变形。拔高也好，涂抹也好，皆与“回到日常”的写作理念相抵牾。对照宋长征的《乡间炊事考》与莫言的《红高粱》小说，对高粱和这个意象的处理，即可见其间的同与不同，相同的地方在于高粱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的呈现，不同的地方在于，散文中的高粱就是扎根于北中国的一种粮食作物，它与粗粮、饥荒、编织有关，而小说中的高粱从生命力旺盛出发，走向了野性的隐喻场。

从文本细读出发，《乡间炊事考》由四个有关联度的短章所组成。除了回到日常，回到事物本身的写法之外，还有回到历史本源的创作意图含蕴其中。回到事物本身乃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回到历史本源处则是知识考古学的基本思路，这两种皆是为了在感受性之外，为读者提供认知事物的框架。从具体处理上，每个短章的开头，多采取小切口的形式。在《厨房手札》中，是青山羊和小羊羔间的美丽哀愁；在灶神一章中，是狗牙叔的自在自为的叫骂；在秫秸篇中，是宝山爷的抱怨；在粗盐一章中，是驼背老罗在夜色下摸进村子。每个小切口，皆是由细节刻画搭建成的一个活灵活现的场景，场景中，人与物的基本关系被确立。基本关系确立后，人与物的关系开始走向发散，有些是对基本关系的强化，有些则是知识考古学上的补充。那些延伸性的场景中，与器物形成关系的各色人等的体温和生命颜色注入进来，可读性的因素也因此被开掘出来。

总的来说，情感的节制，事物本来面目的回归，语言表达的简洁有力，场景的鲜活，乃《乡间炊事考》的基本特色所在。诸多乡村器物迅速流逝的情况下，有一些依然得以使用，从而亲近正在成长的少年们。而更多的器物，已经悄悄褪去光泽，立在废弃的处所。大转折的时代里，通过文字去重温它们，也许会提醒每一个人的来处，提醒人们，所有手边的事物，与我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責任编辑：刘英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