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前金

1960年2月，正当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从九江市高中（现九江一中）退学回到了永修农村的老家。说起退学的原因，就是一个字：饿。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过“粮食关”。我在学校的定量每天只有7兩大米，加上顿顿萝卜青菜、十天半月见不到一点油腥，肚子一天到晚饿得咕咕叫。偌大的九江市，街面上竟然买不到一点可填肚子的食品。

回到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那时候，农村兴吃公共食堂。一个生产队的人在一个食堂吃饭。公共食堂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办起来的。刚开始时，每天是3顿干饭，不定量。全生产队的人坐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而且不要钱。这样的日子只过了半年，到1959年上半年，食堂把三顿干饭改成了“两干一稀”，而且要按年龄大小、劳力非劳力实行定量供应。到1959年下半年，“两干一稀”改成三顿都是稀饭，而且要“瓜菜代”。到1960年上半年，食堂每天只能供应两顿稀饭。开饭时，社员们拿饭盆子把分的稀饭装回家掺上青菜、萝卜、野菜、野葛粉等经过再加工用来充饥。当时，我的户口还在学校。家里6口人，外婆、父亲、母亲、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本来就吃不饱，加上我这个没有户口和粮食供应的大小伙子，就更吃不饱了。我们兄妹几人天天跟着村子里的人出去刨野菜、挖野葛，艰难地熬着日子。

我有一个姨母，家在本大队的另一个生产队，姨父是那个生产队的队长。姨母知道我退学回家，家里的日子很难熬，隔三岔五会送一些青菜萝卜来接济我家。一天傍晚，姨母来到我家，要我到她家里去，说有事要我帮忙。我去后才知道，姨父到公社开会去了。临走时交代副队长，安排全生产队晚上一户去一个人“偷”本生产队在河滩上种的萝卜。姨母让我也去“偷”萝卜菜，她说让我去“偷”萝卜菜是经过全体社员讨论同意的，因为我的户口在学校，在家里没有口粮。姨母交代我，这事千万不能对别人讲。我觉得很奇怪，问：“自己种的萝卜菜，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去扯呀，为什么要偷呢？”姨母说：“我也搞不清楚。等你姨父回来以后你再去问他吧。”

晚上10时，全生产队一户一人共10多号人每人担着两只空篮子，在副队长的带领下悄悄地来到了种萝卜的河滩地。副队长简单交代了几句话，大家就开始行动了。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人们完全是靠手触摸着扯萝卜。碰到大的扯大的，碰到小的扯小的。扯大扯小、扯多扯少全凭自己的运气。副队长则坐在地头上给大家“放哨”。大约扯了一个多小时，副队长悄悄问了几个社员，得知大家扯得差不多了，就领着大家回家了。

从姨母家回来，我着实高兴了好几天。扯一晚上的萝卜能顶刨好几天野菜。此后，我又去姨母家“偷”了几次萝卜。靠着“偷”回来的萝卜和刨的野菜、野葛度过了那个令人难忘的春天。我曾经问过姨父，自己种的萝卜菜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去扯，而要“偷”呢？姨父说：“傻孩子，萝卜是自己种的，可那地是公社的呀！公社当初计划那片河滩地是种小麦的。我考虑小麦生长期长，而且是粮食，收获上来后要交给国家。而萝卜菜生长快，可以救急，可以让生产队的人度过春荒，就和大队书记（他家也住在这个生产队）商量，让放牛娃放牛把这片地的小麦苗给吃掉了，改种了萝卜。为此，公社书记还批评过大队书记和我。好在公社书记家也在农村，知道农村的艰难，没有深究。否则，大队书记和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谈到为什么要“偷”时，姨父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给逼出来的。按照大队核算制度的规定，生产队的收入及产品必须全部上交到大队，由大队统一分配。一个大队有上千人，这点萝卜菜交给大队，每人分不到多少，起不到什么作用。而留在生产队，生产队只有几十人，就可以救这几十个人的命。让社员去‘偷自己种的萝卜菜，就是不让这些萝卜菜被上交到大队去，即使被发现了，政府总不会为偷点萝卜菜而治大家的罪吧！”

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不会忘记“挨饿”的滋味！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