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卫贤

妻子逛街，买了一盆“发财树”，奇特的树形，轮生的掌状枝叶，树影婆娑，茂密旺盛，真是吉利佳兆。

树的顶篷上涂抹了一块蓝漆条纹。好好的花木上干吗涂鸦呢？喜爱养花的邻居说，这是花农为防止与其他人家混杂，给花做的记号。

为引起注意、帮助识别、便于记忆而做的记号，是一种符号标记。当我们的祖先“结绳记事”，用原始工具在“陶器上刻画记号”，都是有意识地保存记忆，避免遗忘，所以有学者说“人类文字起源于图画”，然后是“仓颉作书”。说明远古的记号与文字之间有很大的关系，是文化最初的足迹。这种文明的初始形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此平常，以至难引人注意，直到渐次隐去，方觉其意义与趣味。

过去，老百姓识字的不多，识点字的人就为“先生”，不管是老师还是医生，都这样被尊称。百姓日常生活里的事和物，为辨识和记忆，常用象形、会意的土办法，五花八门的记号，鬼画符似的刻画，就是俗话说的“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用来传递信息很是管用。

物资匮乏的年代，消费用品不丰富，产品的品种花色也单调，人们生活异常俭朴，倘若不小心打破了一只瓷碗或瓷盘，只要不是碎得很厉害，还会请补碗匠打上锔钉，把它修复好。不是“敝帚自珍”，而是各家的碗具是较珍贵的。无论城里乡下，都时兴在新买的饭碗菜盘汤盆内底部凿上字，只听得手巧心细的凿碗匠，“咯咯咯”，小锤子不停地敲打，细凿子也不断地移动，几下工夫，一个痕迹深深的字就凿出来了，然后，用食指沾点锅灰涂上，染成深色，几乎不会褪色。因为要按字数和笔画多少来收钱，一般人家只凿一个字，用户主姓名中笔画最简洁、与别人家有区别、最具识别力的那个字；也有用金刚钻刻字的，但线细浅淡；还有人家想省钱，就用铁钉在其边上擦上一抹二条锈迹，虽说不好看，但也洗不掉。

那时，各家的碗具基本上是按人头定数，为数不多而且大都是同一个模样，谁家里有了红白喜事，或来亲到友多了，自家碗盤不够用，都是向邻居借来借去；也有自己烧了什么好东西，拿碗装着分送给亲戚朋友，这样，碗具就容易搞混了。民间“凿碗刻字”就是做个记号，这不是为了装饰，是为了归还时好辨认，不至于混淆各家的碗筷汤匙，免除争议。简洁的智慧，积淀了特定的社会内容。

生产生活中，民间似乎处处烁印着记号。比如凉帽、箩箕、锄镰、扁担等常用的物件，也多有各家各户独有的记号，或漆字或刻画，避免劳作时拿乱了。看场的谷堆上得盖好石灰印记，甚至风车船只上都标上与众不同的记号。

小时候，我喜欢做记号：新学期开始，书包、课本上早早就标贴好记号，钢笔上也不惜血本，请修笔匠刻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卫贤勉”的字号。课桌上，早就和女同学划清了“三八线”，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

自给自足，传统家庭经济的时候，每家每户都饲养一群鸡鸭鹅，这可是百姓人家的“小银行”。这些散放着有腿长翅的家伙，时常混到别人家禽群里。它们外表特征差不多，很难识别，常常出现“走失”现象，自然就会引发民间纠纷，它们又不会认人说话，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神仙难断，很棘手。为了避免麻烦，人们通常都给自家养的鸡鸭鹅身上做上记号。记号很简单：染色，用红色或绿色等颜料给家禽同一位置染上颜色，还有在脚架上扣系清一色绳索的，这两种办法不能长期区分识别，因为禽类会换毛，鸭子鹅子经常在水中漂洗，记号就会消失。烙印虽说烦琐点，但比较顶用，这种记号标识终生带有：在刚买回来的禽苗脚上烙上记号。有的把右脚内蹼剪个小口，称为“右脚内叉”；有的剪掉左脚指甲尖，记号名称为“左脚外拐”等等，各家的记号不同，一但走散，很容易分清，物证明确，也就不会产生纠纷。

满怀思乡情愁的游子，回找故乡，就是依据庄前的桥、树这些乡村的记号为路识。是啊，无论你官多大，不论你多富有，不管你走多远，你回来或不回来，“记号”就在那里。

记号总是伴随着历史而生而成。歌曲《十送红军》，其悠扬而凄婉的歌声，是人民心底唱出的记号，拂心动情，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人人熟稔的经典电影《地道战》，高老忠在高老庄的“记号”老槐树下，大义凛然，奋力敲响警钟，身中数枪依旧没忘向日军掷去一枚手榴弹，英雄的举动，是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记号，何其悲壮！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在土地包产到户的“盟约”上摁下了手印，18个鲜红的记号，一根根分田桩子，土坷垃的记号，多么朴实，创造了“小岗精神”时代，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民间的记号，是祖辈们用心做出来的。细细评来，甚至会惊诧，这些记号竟然如同印章一样，盖印在人们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