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杨

1949年，正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代，解放军一路高歌猛进，横扫千军如卷席。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但是共产党面对的却是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几十年来的军阀混战，抗战，再是内战，整个中国的经济形势早已千疮百孔，濒临崩溃，工厂停工，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经济局面相当严峻。

物价能不能稳定？通货膨胀能不能控制？投机资本能不能清除？这是共产党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所面临的全新考验，也是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的前提——经济战场上的大决战。

查封证券大楼：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在经济方面，共产党宣布金条、银元以及外币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禁止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并明确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但是由于上海刚刚解放，老百姓对共产党还有疑虑，害怕人民币大量贬值，所以人们领到薪水后第一时间就去购买柴米油盐或者兑换成黄金、银元或者美元。

当时，人民银行每天发出多少人民币基本上当天就回收多少，几乎没有流通，等于失去了发行的意义。有资本家放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就是在上海解放的同一天，时任北海银行发行局局长的杨秉超亲自押运8辆满载人民币的卡车从丹阳出发已运抵上海军管会财贸组办公地金门饭店，而后转运位于滇池路的中国银行金库。

北平解放时，由于人民币没有及时跟进，给和平解放的北平增添了不小的货币混乱麻烦，以至于后来规定：“军队推进到哪里，钞票就必须跟到哪里。”

当时资本家的大本营在市中心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证券交易基本上停止了，证券大楼里主要是“黄白绿”——黄金、银元和美元的交易，通过证券大楼里的电话与外部联系，操纵整个上海的金融黑市。

在这样的情况下，银元的价格迅速疯长。5月28日，上海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为100：1，即100元人民币兑换1枚银元，到了6月8日，已经涨到1000元人民币兑换1枚银元，暴涨了十倍。

同时，很多商店拒收人民币，更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币的贬值，物价随之迅猛上涨。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两三倍，引起了全市性的恐慌，这也让人民币和人民政府的权威难以确立。

这场货币黑市交易的暴风眼就是证券大楼，当时的证券大楼号称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是官僚资本和投机资本操控金融的重要场所。抗战前在这里登记的证券公司有192家，就连蒋介石年轻时也在这里做过股票。此时更是人头攒动，兴旺异常，1949年6月5日在这幢大楼里就有2万人在进行交易，俨然成了一个变相的豪赌场所。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上海街头巷尾的银元贩子就猛增到了8万人。

一场金融界的大战迫在眉睫，谁来指挥这场经济大决战呢？共产党的高层几乎一致同意由陈云来领导这场经济大决战。

1949年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陈云担任主任。7月19日，陈云便匆匆奔赴上海。

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人民政府采取常规的经济手段来稳定人民币——抛售银元。6月6日，人民政府抛出了10万银元，但很快就被投机商们消化掉了，根本没能起到稳定人民币的作用，反而助长了投机商的气焰。

陈云立即认识到，单单采取经济手段肯定不行，必须要以霹雳手段来彻底击垮银元的地位，采取果断行动，查封证券大楼，惩办一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陈云表示，要把查封上海证券大楼的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要打就要一网打尽。

对证券大楼采取的行动，共抄没黄金（含金饰）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9371元（旧币），各种囤积商品（呢绒、布匹、颜料、肥皂等）折合人民币35530700元（旧币）以及手枪2支。各分局共抄没黄金81两，银元4488枚，美元2720元。

在这之后，陈云继续部署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命令铁路交通一律只收人民币，税收也一律征收人民币等等。通过这些措施，银元投机活动逐步被控制，人民币终于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初步稳定了上海的金融市场。

“两白一黑”多空大对决

一场天灾揭开了新一轮经济决战的序幕。1949年7月，华东、华北地区先后暴雨成灾，上海粮价随即应声而涨，投机资本抓住这个机会迅速转战大米市场，上海的物价暴涨又很快引起了全国物价的波动。

当时，大米、棉纱、煤炭这三样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被称为“两白一黑”，也是各种物价的标杆。陈云认为，要控制住飞涨的物价，首先要稳定住“两白一黑”，在这三种物资中，重中之重就是大米。只要解决了大米，其他事情就好解决了。所以陈云急电东北财政委员会，紧急调拨一批粮食，还派中央财政委员会的一个副秘书长专程前往东北，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北京，他指挥有关部门在天坛大张旗鼓地打席囤存粮食，每天囤席存粮的数量都在增加。上海乃至全国的粮食投机商看到国家手中的粮食数量很大，自然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在解决了大米问题后，接着就是棉纱问题了。在投机商的疯狂抢购下，上海棉纱的价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上涨了近四倍。棉纱价格的上涨，如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上涨。在此情况下，陈云决定在棉纱上给予投机商一个沉重打击，他曾对手下说：要让资本家怎么吃进去，再怎么吐出来。

这次陈云完全是用经济手段来打仗。他的策略是，先抛售冷货闲货，消耗掉资本家和投机商部分资金，再收紧银根，等物价平衡之后，最后大量抛售主要物资——棉纱，彻底打垮不法资本家和投機商。

第一步，先抛售药品、无线电器材、颜料、肥皂等紧俏但不是最重要的物资，来消耗对手的资金量。

第二步，收紧银根。尽量压缩对手控制的资金，最起码随着利息的提高，也相应提高了对手融资的成本。然后通过具体分析市场上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情况，陈云得出结论：物价综合指数比7月底上升2倍至2.2倍时，物价也就差不多到了平衡的节点。11月中旬，物价指数比7月底已经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这也就意味着决战的时机到了。

11月25日，陈云下令全国统一行动，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同时开始大量抛售棉纱。当时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不法资本家根本没有意识到对决已经开始了，还认为是进一步囤积的好机会，有多少就吃进多少。但是等他们把这批棉纱全部买进之后，国营公司还在源源不断地抛售棉纱，而且一边抛售，一边开始降低价格，于是棉纱的价格立即开始下跌。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开始感觉到局势不妙了，有的也赶紧抛售。这样一来，棉纱的价格就越来越低了。随着抛售的数量增加，价格反而进一步下降，再加上国营公司还在推波助澜地降价抛售，最厉害的一天，上海的棉纱价格就足足跌掉了一半！

随着棉纱价格的迅速回落，很快就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的全线回落，上海和全国各地的物价迅速稳定了下来。在这轮经济战中，做多头的投机商可以说是亏惨了，血本无归。而且这回共产党完全是用经济手段，赢得相当漂亮。从此，上海工商界和金融界人士再也不敢小看共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一提起陈云，就竖起大拇指说，那个商务印书馆出来的小个子确实不简单。

接着，陈云又发行公债，控制流通货币量。1950年1月，中央政府发行2万份公债，收紧银根，拖住了大批游资。

陈云：“可称之为能”

这场经济大决战的最后一战是1950年2月的“红盘”之战。所谓“红盘”就是指春节假期后的首个开盘日正月初五，粮食价格通常都是看涨的。一方面是因为新年的开盘，讨个口彩；另一方面，也正是初春时间，上一年的粮食也都差不多吃完了，物以稀为贵，价格的上涨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所以就有了“红盘”之说。

投机商看准了这一点，早在春节前就开始囤积粮食，就等着正月初五来个开市大吉的大红盘了。陈云也早有准备，从各地调集来的粮食足够上海一年半所需的数量。

1950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五，上海粮食市场开盘，由于国营公司投放了大量粮食，所以并没有“红盘”开出。这下投机商们可就傻了眼，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在下跌。等于是此前棉纱之战的情况再度重演，投机商最后的一点资金也输了个干干净净。

就这样，上海持续十几年的通货膨胀终于被控制住了，这场新中国的经济大决战以投机资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毛泽东对这场经济大决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为此，毛泽东引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对向宠的评价“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为能”来赞扬陈云“可称之为能”。

陈云之所以能在这场经济战场的淮海大战中取得全胜，首先是有足够的筹码，当时他是倾举国之力调集到的粮食、棉纱数量，是投机资本根本无法吃下的，也就注定了投机资本在这场博弈中失败的必然。其次，策略得当，在开幕战的银元大战中，利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先声夺人，来了个下马威，显示出坚定的决心和信心，既震慑对手又提升己方士气；在决定性的棉纱大战中，先是抛售闲货的伏笔，再是收紧银根的断敌后路，最后在物价渐趋稳定也就是投机资本基本力量已經被削弱后果断出手，一击成功，果然是一派大将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