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

因为一首《成都》，赵雷火了，也让民谣重回大众视野。

2017年2月4日晚《歌手》播出后，《成都》开始出现在很多人的手机歌单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可能并不了解赵雷，也不怎么听民谣，但如今他们哼着《成都》，把成都列入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或回忆或期待着自己和成都发生的故事。有人留意到，赵雷的新浪微博在节目播出后的10分钟内涨了五万粉丝。

乐评人耳帝评价赵雷的《成都》：“它听起来甚至不像新歌，而是像上世纪80年代末流行歌的还魂。”耳帝说，“它能让人生出一种对市井生活的怀念，你童年住的那个县城、街边的美发店、当地电视台的点歌频道、MTV里穿着比基尼在沙滩边走的女人、夏日晚上遍地的卡拉OK……这些都不专属于成都，你听的是《成都》，但触动你的其实是郑州、沈阳、济南、长沙、保定、绵阳、鞍山……”

在中國民谣中，各大城市都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北京有汪峰的《北京北京》、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上海有顶楼马戏团乐队的《上海童年》；香港有陈冠希的《香港地》；广州有《石牌桥》；南京有李志的《你离开了南京，从此没有人和我说话》；大理有郝云的《去大理》；丽江有赵雷的《再也不想去丽江》；拉萨有郑钧的《回到拉萨》；就连灰头土脸的河南郑州和河北石家庄，竟也在《关于郑州的记忆》和《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当中诗意了一把。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一书中指出：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是人类记忆、欲望的整体，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整体。城市不仅仅是经济商品交换的简单发生场所，同时也是我们记忆交换的载体。而音乐“提供一种方式，使我们得以处理我们公开的与私密的情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的音乐是某种东西的原真表现——一个人、一种观念、一项感觉、一种共享的经验、一种时代精神。”（西蒙·弗里斯语）

民谣歌手是流浪者，是歌者，是诗人，也是城市的塑造者。正是城市民谣所表现的公共记忆和共享经验，让人们获得了集体认同。

城市越来越现实坚硬，民谣越来越光滑柔软

春秋时期，中国就有了民谣。据说，孔子是中国第一位民谣编辑，他把3000多首民歌删成了包括十五国国风、共305首的《诗经》；1892年，德沃夏克出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他以种植园黑人的灵歌和印第安旋律为要素写出的名作《自新大陆》也是民谣；鲍勃·迪伦虽然在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开始使用电吉他，但他一生的创作本质上还是民谣；诞生于1977年的《加州旅馆》更是颠覆了民谣一直以来简朴乃至粗陋的形象，以厚实精巧的姿态把上世纪70年代所有的忧伤与迷惘卷挟殆尽。

如果说经典民谣是艺术，城市民谣就是一种当代艺术。十年前，知名乐评人李皖写道：“2007年是民谣年，而且仅仅是一个序幕。”如今，正如他所预言，民谣之潮波澜壮阔。当民谣走进大众视野，民谣音乐承载了提供浪漫化“诗和远方”的任务。

有人这样总结当代中产十大焦虑：“表面风光，内心彷徨。容颜未老，心已沧桑。成就难有，郁闷经常。比骡子累，比蚂蚁忙。扪心自问，能比谁强。”民谣的红火，恰恰迎合了城市新中产阶级的远方想象。“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出现一种‘疯狂工作的状态，我们国家到了一个拐点，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拐点，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生活和工作的价值。”作家李元胜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民谣啊民谣》一书中说。

但是，假如民谣是一种精神药物，它不免有些副作用。“民谣容易变成一个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柔软的沙发，人们深陷其中，左搂右抱两个风情万种的情妇，一个叫乡愁，一个叫诗歌”。（张晓舟语）与其以泛滥的情怀注射吗啡，不如提供实在的生活。

城市越来越现实坚硬，民谣越来越光滑柔软。在越来越快、越来越看不清的城市节奏里，民谣不再是一种音乐类型，而是一种气质，一种视角和声音，从这里，看一看我们所来之地，和我们将去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