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晓章

揭秘“中美合作所”河南临汝训练班

■ 殷晓章

1943年8月至1944年5月，军统特务戴笠任班主任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在河南临汝县风穴寺共培训打击日军的特种作战人员3000多人。一时间，风穴寺附近枪声、爆炸声不断。出于保密等原因，那时中美合作所成立的各种训练班没有留下相关资料。而时任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少将副主任、解放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的文强，生前撰写的回忆文章，成为窥视那段鲜为人知历史的鲜活标本。

千年古刹变身训练班

1943年5月的一天，国民党军统少将文强，河南缉私处处长刘艺舟一行来到位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城东北9公里处风穴山中的风穴寺，为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也称“河南临汝训练班”）选址。

风穴寺始建于东汉，重建于北魏，魏时称“香积寺”，隋代又名之为“千峰寺”，之后称“白云禅寺”，俗称“风穴寺”，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风穴寺群山怀抱，寺内殿、阁、楼、台数百间，是非常理想的训练场所。

汝州风穴寺

不久，河南临汝训练班在风穴寺开班。班主任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兼任，副主任由文强担任。教官由美国陆军少校杨尉、海军少校杨格等人担任。当时来风穴寺的美国教官有40多人，这批美国人都是从战场上抽调来的。于是，历代所建的风穴寺佛堂僧舍成为美国教官和军统学员的教室或宿舍，里边摆满了卡宾枪、机关枪和炸弹。此后，风穴寺附近枪声、爆炸声不断。

文强生前对该班情况作过详细的回忆，写成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一文，文章披露，1943年夏秋之交，他到风穴寺，向僧人提出战时临时征用寺庙。寺里的老和尚向他诉苦说，当地久旱成灾，蝗虫遮天，民不聊生，饿死很多人，寺里20多个和尚也即将断炊，希望能得到救济。文强说，单纯的救济是地方政府的责任，这么大的灾，恐怕地方救济力量有限，不能解决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到即将成立的训练班做勤杂工。如果和尚们愿意，可以暂时脱了袈裟，穿上军装服务，以后训练班停办，再出家做和尚。饿得前心贴后背的和尚们大喜过望，马上同意。

文强

河南临汝训练班每期开学时，受训官兵都要举行宣誓仪式。宣誓词事先由政训组长拟好，印发给每个官兵填写，签名盖章或按指模。事后宣誓词还要由各队值星官收齐，送政训组存查。举行宣誓仪式时，全体受训官兵以大队为单位排成横队，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由政协组长带领，高举右手，一句一句齐诵誓词，誓词大意是：余谨以至诚，遵守军纪，服从命令，忠于职守，奋勇杀敌，歼灭日寇，尽到卫国保家及配合盟军作战之责，切实完成反法西斯战争神圣光荣任务。倘有违误，甘受最严厉之惩处。宣誓完毕解散时，官兵照例要集体高呼：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据文强生前回忆：“作为武装游击部队的一切基本训练，全由中方拟定实施，美方不加过问。属于美方要讲授的课程，是如何使用现代化武器和技术上的问题……中方所施教的课程，大致分为军事课程和政治课程两门。军事课程，主要是讲授游击战术；政治课程，是把国民党军政工局印发的各种小册子作为教材。属于美方的所谓特种技术的施教又是什么呢？与其说是受美方的特技训练，不如说是接受其较新式的轻武器装备。在第三班先讲授后演习的武器有：卡宾轻步枪，所有的冲锋枪、3号左轮枪、软性炸药（威力比TNT硬性炸药大5倍至8倍，可做成油条、烧饼、可粘贴于被炸物上，用导电爆破，威力可观）。美方对三枪一炸药，通过翻译讲授其性能和使用，几乎占去了l个月的时间。像开运动会似的实弹演习、爆破演习，占去了将近l个半月的时间。经过演习，一个个的成绩考查后，认为及格满意了，才点名发给武器；否则，即列入淘汰或再受训练。”

美方特工教中方人员窃听信号

1944年3月，正当日军准备进攻郑州、洛阳，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中原战役前夕，戴笠自重庆来风穴寺视察。当时他除任军统代局长外，还兼任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和货运局局长，地位显赫。在风穴寺，戴笠亲自主持了训练班学员结业和新一期开学典礼。典礼过后，戴笠在风穴寺方丈室外的后大殿热热闹闹地搞了个盛大宴会，小小的风穴寺到处摆满餐桌，酒香四溢。

1944年5月，河南临汝训练班迁至今天的陕西户县牛东村，也称为“陕西牛东训练班”。河南临汝训练班，共办5期，先后调训别动军、豫鄂皖鲁冀晋各省的行动队及青年学生等共计3025人。1947年解放军到达汝州一带时，脱了国民党军服的和尚们自感有特务嫌疑，纷纷逃跑，风穴寺僧散寺空，房舍被毁。

各种训练班的抗日功绩

河南临汝训练班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亦称“中美合作所”）开办的系列训练班之一，这些培训班在对日作战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迫使美国参战。1942年5月，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奉命来到中国，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和骚扰日本”。后来，梅乐斯与军统戴笠取得了联系，并就建立中美合作所事宜进行了磋商。1943年4月15日中美双方共同拟定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条约，该条约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批准。

中美合作所的创始人：戴笠和梅乐斯

从1943年4月至1945年8月抗战结束，中美合作所在全国各地设立了11个训练营地和8种专业性的培训班。中美合作所在重庆开办了特种警察训练班、助教人员（协助美军教官开展训练工作）训练班、军事情报训练班和气象情报训练班，在湖南东安开办了战地医务人员训练班，在浙江淳安港口开办了爆破训练班等。此外，为在短期内为中国训练一支5至10万人的现代化武装游击部队对日作战，中美合作所还陆续在四川重庆、湖南南岳、河南临汝、安徽雄村、绥远陕坝、福建建瓯等地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各训练班基本都由戴笠兼班主任，每班设副主任，负实际责任。

各训练班主要从军统局所掌握的武装游击部队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以及分布在全国各战区的对日爆破队等单位分批调训，使其成为特种作战人员和情报侦测等专业性人才。此外，还从失学失业的爱国知识青年中招收了一部分学员。

初时，河南临汝训练班从鲁苏豫招募了500名失学青年，训练完毕即作为游击干部的补充，派往各建制部队。此外，还调训隶属于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的别动军第五、六纵队。

戴笠与梅乐斯视导中美合作所训练班人员

中原战役前夕，河南临汝训练班全体受训官兵，纷纷请战。文强请来受训的别动军第五纵队司令廖宗泽少将，会同美方负责人，具体拟出由第五纵队去实施的两项对日大爆破的计划。该方案上报后，中美合作所立即批准，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也对第五纵队司令部正式下达了执行命令。

1944年1月21日夜，经周密侦察布置，先用武装部队封锁道路，再用软性炸药，炸毁郑州黄河铁桥桥身梁柱50余根，使平汉铁路中断达两个月之久，迟滞了日军的进发。为此，临汝训练班得到了嘉奖及实物和现金奖励。

抗日战争期间，中美合作所除派人赴敌后进行骚扰、破坏、暗杀外，最突出的成就是破译日本海、空军密码，给敌军以致命打击。1943年，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击落，山本葬身海底；1945年1月7日，日本海军大将丰田副武率整编两舰队，在澎湖等地被摧毁。其他如炸毁钱塘江大桥、浦阳江铁桥等，都或得利于中美合作所的准确情报，且多为中美合作所训练的忠义救国军所为。

此外，中美合作所还进行了一些对日心理战、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收听日伪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和反宣传，瓦解日军士气，鼓舞敌后抗日军民斗志；印制汪伪储蓄券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日伪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等。

1945年秋天，蒋介石在重庆参加了特种警察训练班毕业典礼，并检阅了美国化的新型特务的各种技术表演，非常满意，还再三向美国教官表示谢意。

中美合作所于1945年10月撤销，在其存在期间，共训练单位22个，训练作战部队49180人，各种干部1320人，毕业学员50500人。此间，美国向中美合作所提供了大量车辆、医药、武器、科学设备。这些特种作战部队经训练后改编为别动军8个纵队，忠义救国军3个纵队，以及湘鄂赣边区行动总队、铁道破坏队、水上破坏队、教导营若干等敌后抗日队伍。

训练班负责人撰写回忆录

当年各种训练班的参与者都已作古，且绝大多数未留下相关资料，而文强生前撰写的回忆文章《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发表于《河南文史资料》第30辑上，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白箬乡书香世家的文强，是一个极富传奇的人物。文强系文天祥23代孙，文强之父文振之曾为蔡锷部属，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1925年夏，文强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任班长。后来，文强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战争开始后，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他随北伐军进军湖南，挺进湖北，参加了攻打武昌等战役。1927年春，杨森接受朱德建议，办起了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文强任该校学生大队大队长。不久，杨森撕下革命伪装，文强回到武汉，改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指导员。汪精卫发表“七·一五反共宣言”后，文强参加了南昌起义”，任第二十军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

1929年夏，文强被任命为中共江（北）巴（县）兵委书记。同年秋，邝继勋率部起义，成立四川红军总指挥部，文强任红一师师长。1930年10月，文强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次年1月出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1931年秋，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经地下党营救出狱后，受到批评，并给予纪律处分，文强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拒绝留党察看处分，在长沙敬信学校当体育教员。

1935年春，文强经黄埔同学廖宗策介绍，任浙江省警官学校第一大队中校政治指导员。1936年秋，浙江省警校与南京中央警校合并，文强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上校参谋。旋调任该部乙种参谋训练班训政主任。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次日，文强被戴笠任命为上海三级无线电传习所所长、军事委员会驻上海办事处上海处长、苏浙行动委员会总指挥部上校人事科长。

1940年秋，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被日军和汪伪特务组织破坏，戴笠便将文强改调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其任务是恢复被破坏的机关，收集情报，对东南五省的汪伪人员进行策反。1941年春，日伪情报机构悬赏200万追捕文强。

1942年2月，戴笠委派文强为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局少将主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任务是掌握日伪军动态和搜集情报。文强先设办事处于洛阳，是年冬，迁到豫北林县的临淇镇，在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孙殿英部的掩护下开展工作，对外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高参兼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1943年4月，孙殿英、庞炳勋相继投日，戴笠调文强任河南临汝训练班副主任。

日军投降后，文强跟随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到郑州参加受降仪式，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人发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1946年，39岁的文强晋升为中将军衔。

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学员炸毁的郑州黄河铁桥遗址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爆发。12月1日，杜聿明将总部所辖的特务团、驻徐州宪兵团、工兵团、通讯兵团、两个炮兵团、一个装甲车团编为第一纵队，文强兼司令。在突围中，第二兵团全线崩溃，文强被俘后，被安排在第三野战军军官教导团学习。

1950年春，文强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在狱中，他拒写悔过书。他说：“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批被特赦的原因所在。

1975年3月19日，文强被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兼文史专员学习小组组长。1983年5月，文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10月22日，文强病逝，终年94岁。

被公众误解的中美合作所

河南临汝训练班之所以迁至陕西户县牛东村，是因为牛东村具有办班的有利条件。1938年，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在此建校舍。1939年到1942年，第七分校在牛东村训练过两期军官3000人。在上世纪50年代，牛东村仍存有高三丈余，宽丈余的城墙、并有城壕围村，壕深丈余。牛东训练班在此设立，村子人把这些美国人叫“大鼻子”。由于有美国顾问和教官住在牛东村，给村子带来了篮球棒球等体育活动，篮球和棒球也慢慢被村民所接收。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规定，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美方人员分批回国。各地训练班、情报站均予结束。到1946年七八月间，全部结束手续办理完毕。

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很多人认为中美合作所是为蒋介石训练“特务人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文强认为，中美合作所其实是在为抗日训练特种作战部队。

文强在回忆文章中说：“顾名思义，当年由中美合作所举办的特种技术训练班，外间传闻失误，以为是施行的一套神秘性特务训练，但实际上，却是完全针对与日本军队作殊死战斗的一种在其前方或后方的破坏、阻击、活捉舌头……等等有利于盟军登陆配合作战、打击瓦解敌军的训练。”

《特工王戴笠》一书披露，1944年夏，日军发动中原战役，国民党数十万大军望风披靡，军统局在中原和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完全垮台。戴笠下令把原晋陕区改组为北方区，其管辖范围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察哈尔5省。并派军统大特务、军统华北办事处主任文强任北方区区长。名义上由北方区统一指挥整个华北的活动，实际上对于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根本未作策划恢复的打算，只是要求华北的特务组织除策反活动外，主要是集中力量配合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更严密的监视、封锁及破坏活动，及时根据胡宗南在军事方面的要求，供应关于陕甘宁边区和进步势力方面的情报，并对各地的中共地下组织进行破坏打击等等。

1945年上半年，戴笠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指示，专程到西安视察，与胡宗南商量抗日战争的形势及胜利后的合作问题，并了解部署军统北方区的策反活动与反共措施等工作。在西安期间，戴笠抽时间视察了陕西牛东训练班。

几十年来，小说《红岩》及由其衍生的文艺作品都将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称为“法西斯集中营”，误解了公众。

中美合作所建国后被称为“集中营”

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国民党监狱，1949年9月至11月底，国民党当局将这里关押的包括共产党、民革、民盟等在内的200多名政治犯屠杀。这也是小说《红岩》的历史背景。而中美合作所除了恰巧与这两个监狱处在同一位置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白公馆是1939年冬由军统局用做临时看守所，当中美合作所1943年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白公馆房屋则让给美方人员作为住所。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白公馆才又恢复关押政治犯的职能，后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党当局认为是“要犯”的较高级别政治犯。而渣滓洞监狱，原是因白公馆看守所人满为患而增设，1946年底将人犯迁回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后于1947年底又重新启动。而且对政治犯的屠杀，全都发生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完全撤走之后，因此，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国民党监狱的罪恶活动完全无关。

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原编研室工作人员邓又平曾说：“至今为止，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签发的逮捕、屠杀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没有一份材料中提及过，说是美国人亲自参加了这些活动。”

作者为东方今报特稿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