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友红

摘要：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四川成都人，近代史学家。留欧归国后，主要从事教学与研究、翻译。在1936年随西康建省委员会移康期间写下了其首部日记——《康行日记》。其中翔实记载了西康建省经过及相关者的生活情景，日记中不乏对西康建省必要性与可行性的透露。本文希望通过李氏较细微的记载和文人学者的视角来探寻西康建省的背景与时局，概述李思纯对西康建省往昔的审视、对西康建省风势的观察以及对改善西康建省条件的建议，旨在呈现西康建省的时代语境。

关键词：李思纯《康行日记》西康建省

中图分类号：K2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4-0108-02

李思纯自幼熟读诸子百家，先为蜀学大家赵熙（字尧生）诗弟子，后师从巴黎大学历史学者瑟诺博司治史学、文学，又转入柏林大学攻读研究生，且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林思进等文人学者均有诗文唱和、学术交游，在文、史、哲、翻译等诸领域均有建树，尤以史学，诗词见长。但因李氏辞世较早，其名隐而不彰，少为当代学界所知，其藏学家的身份更鲜有所知者。其实，李氏早在留欧时“见外人所著关于康藏之书甚多，慨叹国内康藏研究不力”，就积极参与宗教、康藏研究，先后在《少年中国》上发表《信仰与宗教》、《宗教问题杂评》[1]等文章，归国后于1936年应刘文辉之邀西行康地考察筹备建省，并留下《康行日记》手稿，后积极参与康藏研究社之发起，并被选为理事，译撰相关著作，为社刊《康藏研究月报》供稿，包括所撰《西康建省的消极改善条件》等时政评论文章和译自法国传教士古纯仁介绍康区的名著《川滇之藏边》中的数篇文章。[2]李氏以沟通汉藏文化为己任，以致用思想为指导，结合亲身经历、实地闻见介绍外文资料并撰写改善建省条件的建议，为西康省制化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一、李思纯生平事迹简述

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以下简称哲生），四川省成都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在父亲就仕的云南昆明出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全家迁回成都骡马市。幼年先入私塾，诵读诸子百家，讲文习武，后入华阳县中受教于著名史家张森楷，结下了与史学的渊源。

辛亥革命时，李思纯遍阅《民报》《革命家》等书刊，进入四川法政学校。期间担任成都各报馆新闻记者，积极发表政论文章和诗作，宣传民主等进步思想。1916年，赋呈川南赵尧生乞教，成为赵氏之诗弟子，“白首相望永心期”[3]。受“五四”运动的影响，1919年6月，由李劼人作介，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是年秋，与李劼人、胡助、何鲁之等人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4]，先后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期间，结识张君劢、陈寅恪、吴宓等人，翻译了瑟诺博司、朗格诺瓦合著的《史学原论》等书作，在《少年中国》《学衡》等杂志发表了《信仰与宗教》等文章。

李氏归国后，历任东南大学教授，四川外语专门学校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结识了左舜生、田汉等人，晋谒王国维、梁启超等大家，并与陈寅恪、吴宓等旧友新知唱和不断。著有《元史学》等书和诗作。同时，李氏也先后担任第二十九军司令部顾问、外交部特派四川交涉员（辖川藏地区）、南京国民会议代表、西康建省委员会（以下简称建委会）顾问、国大代表等职务，记有《康行日记》《金陵日记》等文章和《川滇之藏边》《仙河集》等大量译作。新中国建立后，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不久归家待业，后进入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从事地方史和民俗史的研究工作，著有《江村十论》学术集成和《大慈寺考》等未刊书籍。1960年3月14日，哲生在文史馆任上去世。[5]

哲生一生，既从事教学研究、翻译与创著又涉及政事，既为生存而碌又为生民而忧，正是彼时文人学者的缩影。

二、其《康行日记》呈现出的“西康建省”

（一）清末西康之經营，尽成泡影

“川边地区”归属内地管辖由来已久，行政上长期隶属四川。西康建省，自清末筹设川滇边区，赵与傅拟定川边地区建立西康省的方案，到辛亥革命后，尹昌衡西征成立川边镇抚府，北京政府划设川边特别行政区，改设西康特别行政区，再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刘文辉治西康，筹划建省，可谓久矣，然无甚成绩。赵尔丰等虽在川边地区顺利推行并完成改土归流，并呈请筹建西康省，但随即发生的辛亥革命，使方案搁浅未及实施。之后数年，西康地区虽有一些发展，但未能取得大的进展。直到1932年“二刘之战”后，败退西康的刘文辉才决意全力经营西康，就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积极筹备西康建省。但此时的西康，金沙江以西十余县己为藏军所据，仅存有15个县，且人少地贫，粮税不足。

（二）时局维艰，内外交困

于内，西康夙为土司所驻之地，自清季赵尔丰改土归流后，土司势力日就凌夷，然赵“经略西康用力有别且过于仓促，虽能破坏西康之旧土司政制，而未及立西康之新郡县政制，致康南康北今日情况颇异”。这种现状权因彼时赵氏用力多在康南，而康北地土司等慑于赵氏之兵威（而自矢恭顺）。故康南土司势力殆难复振，代之以土豪；而现康北土司之势力多获保全。由此可知，西康全境原明正、里塘、巴塘、德格四大土司今唯康南明正、德格尚强大，且“依违于汉藏两方，无所谓真实之态度”[6]。于外，边军据康定为大本营以谋西进，藏人据昌都为大本营以谋东进，两军势力，以金沙江为分野，常进退出入于金沙江东西两岸之间。

根据这一背景与时局，哲生认为欲求西进有成，解除西康建省乃至大后方后顾之忧则须：“大军出关，驻守甘孜、理化一带，预为镇慑。”同时，中央须“电藏方制止进兵”，阻班禅入康。并派勇往干练之人员赴康北组织甘、瞻民兵以自卫，晓谕德格土司以利害等。[7]

对此，身为建委会委员的著名藏学家任乃强亦言：“复兴中国之基地既群属意于四川，则拱卫四川之康区即为复兴中国之后劲，经康之要领，端在完成省制以定治权”[8]。由此足见西康建省的重要性与急迫性。

三、建省可行且长存的五个主要条件及其对策

哲生于《日记》中强调要使建省成且长存则须从财政、疆域、交通、军政、文化等五个方面入手。

首先，稳定的财政收入。李思纯认为，财政源于自足与外济，仰赖中央拨款不是长久的方法，故只能自力更生。但是西康地贫人少、考籍困难，差役沉重，又连年动乱，并不能供给一省之用。欲建省有成，则只有将康东较富裕且文化习俗与西康相近的宁雅地区划入西康省。[9]当时与其同行的任乃强等人亦有此倡议。

其次，便利交通。李思纯视交通为急务，无交通，则军队、辎重、商货难以供，康民差役难减，西康经济难以繁荣。康定本为汉藏枢纽，“昔日双方商货往来备极繁盛，今则商货多改道青海”，故今欲繁荣西康，唯有便利交通一途。而便利交通应以航空救急，铁道、公路筹长远之策。[10]

再次，精兵革习，节用除役。哲生在查阅西康历史档案、分析局势后，认为军队出关必须革除旧日陋习，且“今后戍边之军，宜丰其饷给而督以劳作，凡汲水觅柴拾粪熬茶养马缮屋一切之事，必令士兵亲自为之，严禁其滥支差役。”如此，则康民之痛苦既纾，边军之恶习亦革，利莫大焉。[11]

最后，西康的安定是绝不可能脱离宗教而实现。在哲生看来，西康的稳定不仅要有强大的军事征服和统治，经济上的繁荣，还要有心理上的认同。故而，哲生随建委会居西康期间，先后见谒宴请了大刚法师等汉僧，格聪呼图克图、麻倾翁、甲戎格西、罗桑喜饶堪布等大喇嘛，康定安雀寺、南无寺等各寺喇嘛代表，甲联升等土司头人、后裔，华朗廷等外国主教、教士，佘福来等外国领事以及西康各地的土豪等。短短三个月间，或因政事，或因交游，哲生全面、频繁地谒见西康地区的僧俗领袖已经表明其个人对于西康建省与宗教关系的看法和态度。哲生正是通过这些方式在西康地区人们信仰中寻找答案，求得一种文化认同。

李思纯的《康行日记》记载了其随建委会入康、居康，独自返康三月余的经历见闻。日记主要围绕西康建省相关事宜展开，兼及生活游乐。当然，个中不免有作者观念与视野的印记，但其记述与历史事实相差不远，其视角也为西康建省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史料，其见解也为我们深入了解其人、其事、当世打下了基础。同时，日记也透露了其生存境遇、独立自由的精神和干涉政治的理想，可谓当时文人学者的缩影。

西康建省一事自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初，一再提及，却迟迟难以实施。直到1936年李氏等组成的建委会入康后方才逐渐确定，并终于1939年正式成立。透过李氏《康行日记》可窥探出彼时西康内外交困的局势和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在此背景下，李氏等人深入实地考察、查看西康相关历史档案，提出自己的见解策划，为西康建省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中，李氏就西康建省的背景、时局、可行性作了較大篇幅的论述。更应注意的是，李氏认为安定西康需要强大的军政力量、强大的经济力量，但更不应忽视的是一种文化认同感，尤其对于康藏等笃信宗教的地区而言。

参考文献：

[1]陈廷湘，李德琬.李思纯文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9：947-963.

[2]王川.现代著名藏学家李思纯与陈寅恪交往述论[J].西藏大学学报，2010（1）.

[3]陈廷湘，李德琬.李思纯文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9：1288-1289.

[4]李眉.李劼人年谱[J].新文学史料，1992（2）.

[5]陈廷湘，李德琬.李思纯文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9：1603-1640.

[6]陈廷湘，李德琬.李思纯文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9：1138.

[7]陈廷湘，李德琬.李思纯文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9：1142.

[8]任新建.任乃强先生对西康建省的贡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10）.

[9]陈廷湘，李德琬.李思纯文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9：1156-1157.

[10]陈廷湘，李德琬.李思纯文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9：1123-1124.

[11]陈廷湘，李德琬.李思纯文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9：1151.

责任编辑：杨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