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　任毅

内容摘要：杨骚是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1930年代左翼诗歌的杰出代表。他的早期诗作偏于感伤抒情，后期诗作以写实见长。杨骚诗歌表现了现代精神，他用诗意的语言揭露时弊、感悟社会，展示了诗人由一个感伤的现代主义诗人升华为一名坚定的左翼斗士的心路历程。广泛多样的诗歌题材、鲜明生动的意象营造、现代口语的自然融入构成杨骚新诗的美学内蕴。

关键词：杨骚诗歌；题材；主体意象；艺术特色；感伤；想象力

杨骚1900年1月生于闽南华安。早年到日本东京留学，归来后在上海结识鲁迅、郁达夫等人，并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与穆木天、蒲风、任钧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诗歌会。他是20世纪新诗草创和左翼诗歌时期的代表诗人。1924-1940年。他发表了大量新诗、话剧和散文，并翻译绥拉菲摩维支、歌尔德、马拉西进、小泉八云及托尔斯泰等人作品。对左翼文坛产生较大影响。皖南事变后受周恩来委派赴新加坡、印尼，协助陈嘉庚，与巴人、郁达夫等主编侨报《生活报》组织抗日爱国宣传。1952-1956年回国任广州作家协会副主席。杨骚最主要的文学成就表现在新诗创作方面。以1931年为界，他的诗作可分为前后两期，早期诗歌致力于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后期创作则以现实主义叙事诗篇见长。

杨骚丰富的人生阅历为创作积累了丰赡的诗歌题材。他的早期诗歌，集中体现为浪漫抒情风格，宣泄个人情感体验。他负笈东瀛漂泊异乡，特别是1923年9月的东京大地震更使他“觉得自然的威力非常伟大可怕，人类非常渺小丑恶，陷入半虚无主义半悲观主义的泥潭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阅历的丰富。杨骚诗歌表现的题材不断拓展。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深化使他很快意识到：“在这个苦难的动乱的时代，特别是在目前正在生死关头挣扎的我们社会的要求（必要）已经不许一切的诗人再躲在象牙塔里喝梦幻的墨水了：它（社会）要求诗人在充满矛盾和丑恶的现实里生活，要求诗人知道社会的黑暗面和光明面。要求诗人注意政治问题及时事问题，要求诗人认识人类的仇敌和救星，要求诗人在做诗人之前先做一个具有时代的代表底精神而且在那推动历史前进的实践中斗争着的人。要求诗人站在进步的正确的观点上，来深刻地把握极复杂的客观现实。然后以一种比小说戏曲等的文学样式更能够直接摇撼读者的情绪的紧缩的样式（即诗），把这极复杂的客观现实的精华或自己对它（客观现实）所起的感情反映出来。登在杂志上，报纸的福刊上，使读者能够朗读它或甚至能够被谱成歌使大众唱它而得到应有的效果。”他的诗歌写作开始由早期的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风格向后期叙事写实的长诗风格演变，表现题材也逐渐与民族抗戰和人民解放的时代主题紧密相连。这样，总体上杨骚诗歌创作呈现出个人心声与时代情感的交相辉映。

早期诗作中，杨骚写了许多反省自我、剖析内心情感的优秀诗作。《流浪儿》写于1927年1月，是杨骚到新加坡道南小学教书的第二年。“我流浪，我浪流，/我心悠悠：，我不知所之，/我不知所留”，短短几行诗句便道出了弱国子民的茫然心境，也正是杨骚多年颠沛流离生活的真实写照。杨骚从自我的角度洞察了时代零余者和忏悔者的内心体验，在诗作中表现出自己独特生命感受，这正是这些作品不落窠臼卓然当世的重要原因。杨骚早期的许多诗歌都带有浓重的感伤情绪。杨骚的感伤情绪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他说：“身体不好，经济窘迫，自尊心的受伤，这三者是形成那时候我的忧郁病和厌世观的。”杨骚甚至直接用“哀愁”和“我无用”等词语表达了自己当时的颓废情绪。《四年前后》一诗用对比的方式表现诗人四年前后的巨大差异。四年之后的诗人感到“忧郁”、“疯狂”、“娇矜”、“苦恼”、“幽沉”、“落寞”和“寂静”，烦闷上升到极点，他发出“四年之后的如今爱我无其人”的绝望感叹。在杨骚新诗创作中，这首诗是诗人早期痛苦绝望情绪最简洁最深沉的抒写。

1931年开始，杨骚以现实主义为旗，投身抗战，诗歌表现出较强的现实性。《这是一首活的讽刺诗》中，“鬼子摸一摸放光的枪刺，/望着苦笑的和平的绅士，，继续在大炮炸弹的爆声里，在残骸断肢的血泊里。/在放火劫掠奸杀的废墟里。，寻找新秩序建设的钥匙”，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凶残和不抵抗主义者的虚伪。《福建三唱》的末尾，诗人呐喊：“哦，你泉漳的子弟，，你福建的盐，你/点燃武夷山上的森林罢，/烧毁汉奸的狼心狗吠！/45福建的盐，你/鼓起厦门湾中的怒潮罢，/淹没远东的帝国主义！”诗人召唤故乡青年杀死汉奸，同赴国难。消灭强悍的敌人，俨然一首激情澎湃的抗战之歌。这首诗在《光明》（1936年6月10日）创刊号上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这首诗也成为中国诗歌会和杨骚的代表性诗作。

杨骚能够及时把诗歌创作融人民族抗战的时代潮流中，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杨骚年少时就富有爱国思想。根据诗人在《我与文学》一文中的记述，他从小就十分痛恨侵略者，立志报效祖国，到日本求学时他的愿望变得更具现实性，他“想学习海军。回到祖国后组织舰队去攻打日本帝国主义”，“老想当个救国英雄，把台湾讨回来”，“那时候我的爱国心非常重，因为在我们家乡常常可以听到台湾被割后的惨史。常常可以看到从台湾跑回来的可怜同胞……幼少的脑筋刻下深深的印象。总觉得日本可恶，满清该死。”闽台同宗共罹国难的历史语境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诗人的爱国思想。

其次，残酷的社会现实使杨骚深刻领悟到文学的革命力量。学者潘颂德在他的《略论杨骚的诗歌创作道路》一文中指出，“左联”理论纲领要求左翼文艺家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表现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杨骚的文艺观点发生很大转变。这时，他参加贴标语、发传单、演讲、示威等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成立了反日大同盟，举行了游行示威。他和左联的许多人参加了游行。并和楼适夷一起打旗子。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他参加上海各界慰问团，到宝山路一带慰问十九路军。1932年9月，杨骚、任钧、穆木天、蒲风等成立了中国诗歌会。杨骚紧紧抓住现实，用诗歌表现时代生活。写出了大量铿锵有力的诗篇，如《乡曲》《国际时调》《蜀道》《摇篮歌》《我们》《小麻雀的怀疑》《新年献词》等佳作。正是在鲁迅及“左联”同志的指导和感染下，诗人意识到，“时代已经不是浪漫好玩的时代。人心当然要受到影响。我相信这不是我的衰老，而是我更进一步地知解人生和创造人生的开始。”杨骚时刻都在观察并投入战斗生活中。因此他能写出情感饱满的关注人生书写现实的时代篇章。

鸟类意象是杨骚诗歌创作的主导意象。《杨骚选集》收录的75首新诗中有36首出现了“鸟”的意象。运用鸟类意象的诗作占了杨骚发表诗歌的近1/2。诗人对鸟类意象有着独特的偏爱。杨骚诗中“鸟”的种类非常丰富，如玉燕、云雀、乌鸦、大雁、麻雀、黄莺、海鸥等，不一而足。即使是同一种“鸟”，诗人也会抓住不同的特征，从不同角度加以描写。“黄色的玉燕在头上歌颂着醉意”（《酒杯中的幻影》），“那只飞燕来来往往”（《生的旋律》），“燕子打圆圆，云阵阵”（《错乱》），诗人观察细腻，描写精准，传达的诗情也各不相同。“啊，负着弓伤的小鸟飞不起，”（《哀歌》）“鸟雏得了黄肿病，”（《错乱》）“雾遮山头泣黄莺”，“是不是我送别最后的尾声？”（《过江》）这些都是诗人情感受挫后失落、痛苦、迷惘心境的比拟。鸟类意象是诗歌情思的拟人化，在杨骚的诗中或歌唱、哀泣，或谈心、讥讽，成为诗情蕴藉的生动载体。鸟类意象是杨骚诗歌的主体意象，给杨骚的诗歌平添了浪漫色彩。

杨骚有意识地吸收了民间口头话语，并把它们融合在作品之中。呼应中国诗歌会“大众歌调”的创作主张，杨骚在新诗中娴熟地运用了现代口语。口语化作为诗歌通俗化的一种手段，也是实现诗歌大众化的语言要求。国内严峻的抗战形势要求诗歌能够向民众进行民族精神的鼓动宣传，因此诗就必须写得让普通百姓能够理解，语言必须通俗易懂。《送行》写饯别刚出狱回家养病的战友，诗人说，“咳，买丈把绳子够了/几根瘦骨，一条破被！”“好，且把泪水和酒咽下——如有机会再送你的行。那时定是高唱雄壮的进行曲………‘咳”、“好”、“丈把”、“送你的行”等口语生动还原饯别情景，语言通俗而凝练。“几根瘦骨”、“一條破被”勾勒出备受反动派摧残，瘦骨嶙峋、穷困潦倒的战士形象。诗人用鲜活简洁的现代口语人诗，表现了战友身体和心灵上所承受的禁锢和伤痛。激励友人准备将来投入更残酷更激越的战斗中去。

杨骚还尝试把民歌形式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民歌中是大量运用口语，语言通俗，旋律简单明快，生动反映民众日常生活。容易被广大群众接受，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杨骚支持中国诗歌会出版“歌谣专号”，希望“借着普遍的歌、谣、时调诸类的形态，接受它们普及、通俗、朗读、讽诵的长处，引渡到未来的诗歌。”《小歌金陵》运用的民歌形式，节奏明快。在南方地区广为流传。诗中简洁通俗的诗歌语言、排比句式和白描手法构成了这首诗的主要特色。反映的又是当时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读来令人倍感亲切，达到了普及与宣传的目的，又充满了诗的审美意蕴。

综上所述，杨骚前期诗歌重在浪漫抒情的艺术性上。后期诗歌则以写实性和思想性见长。杨骚是一个感情极其饱满、想象力颇为奇特的左翼诗人。1940年代后，杨骚转向时政和文艺批评，诗作较少，但是他的这些艺术性较高的前期诗篇和后期现实主义诗歌及其“国防诗歌”主张，在左翼文学和新诗的拓展与普及深化阶段都有着重要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