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阳

二十四节气

◎赵阳

有的事物“当局者迷”。比如寿州历史文化，研究成果丰硕的基本上都是域外人士。是不是保持一定距离更容易看清？再比如二十四节气，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本土又有几人知其发祥地就在寿县？

记得小学四年级时，我们曾学过一篇“小明爸爸”教“小明”农事与节气的课文，上面有首歌谣，至今仍能倒背如流——

立春天气暖，雨水粪送完；

惊蛰多栽树，春分犁不闲；

清明点瓜豆，谷雨要种棉；

立夏栽山芋，小满不种田；

芒种收新麦，夏至管好田；

小暑不算热，大暑是伏天；

立秋种白菜，处暑摘新棉；

白露可打枣，秋分人不闲；

寒露收割罢，霜降把地翻；

立冬菜起完，小雪快积肥；

大雪天气冷，冬至换长天；

小寒修水利，大寒过新年。

老师说，就像“四大发明”一样，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不管科学如何昌明，节气永远是掌握农事季节的可靠工具，种田必须懂得节气。

长大后，逐渐懂得老师所说的二十四节气，就是把一年中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变化和引起地面的演变次序分为二十四段，每段相隔约半个月，分在一年四季十二月里。月首的叫“节气”，月中的叫“中气”，统称“节气”。所谓“气”，就是气象、气候的意思。立春是四季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农谚说“立春一日，水暖三分”，“雷打立春节，惊蛰雨不歇”； 第二个节气雨水，意思是霜雪天气过去，雨量逐渐增多；惊蛰指天气回暖，“草色遥看近却无”，伴着春雷，各种昆虫开始活动；春分也被称为“日夜分”，处在春季的中间，昼夜平分，越冬作物进入春季生长阶段；清明时节天气温暖、晴朗，自然界的生物发芽、泛青，清朗明净的风光代替草木枯黄的环境，“烟花三月下扬州”，农家开始春种；进入谷雨，降雨增加，“雨生百谷”，作物生长发育加快，农谚有“谷雨前后，种瓜种豆”之说；立夏指春季结束，夏季到来，作物生长进入旺季；随后，午季作物籽粒饱满起来，但尚未成熟，故称“小满”；到了芒种，小麦、大麦等有芒作物颗粒成熟，此时既要忙收割，又要忙夏播作物的播种，故又称“忙种”； 夏至是指一年中真正的夏天到来，此时白天时间最长，夜晚最短，各种作物生长达到最旺盛的时期；接着到了小暑，“暑”是炎热的意思，即指自此天起，“小暑南风十八朝，吹得南山竹叶焦”；大暑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也是一年中雨水最多的时候，沿淮大汛一般都发生在这一时段；立秋一到，夏天结束了，气温逐渐下降，各种大秋作物接近成熟；转而进入处暑，“处”是终止、结束的意思，表示炎热的夏天即将结束；处暑后气温降低，夜间温度已能将雾气凝结成露水，呈现白露景象，故称“白露”，“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白露身勿露，露了冻泻肚”；秋分处于立秋与立冬中间，这一天昼夜时间相等，与春分一样，也被称为“日夜分”，农谚说“白露过去是秋分，忙过秋收忙秋耕”；寒露在公历十月八日前后开始，气温更低，露水更多，夜晚冷凉；霜降时寒风骤起，树叶飘零，白霜挂梢；立冬这天起，到次年立春，通称冬季；小雪从公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前后开始，意思是说天气渐冷，开始下雪；大雪指地面已积雪；冬至一般自十二月二十三日前后起，开始进入数九寒天，白天渐长，“吃了冬至面，一天长一线”；小寒和大寒，看着字面也就知道，指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到了，雨雪天气接连不断，人们常说的“瑞雪兆丰年”，就是指这时。农谚也有“麦盖三床被，头枕馍馍睡”的说法。“三床被”，意思就是大雪纷飞，一场接着一场，越冬作物病虫害减少，丰收有了保证，来年肯定是个好年景。

类似于小学课文中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民谣，我的家乡流传着很多，其中传诵最广的一首简明扼要，朗朗上口，一听就懂，过目能诵：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寒更寒。

每月两节日期定，最多相差一两天；

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

还是在刚到报社履新的2012年，金秋时节，县气象局局长李扬云找到我说，六安市气象专家、文化学者张中平先生通过多年研究，完成了《〈淮南子〉气象观的现代解读》书稿，提出了“寿县是二十四节气发祥地”的论断，想找寿县文化学者进行交流研讨。求索书稿拜读后，我对二十四节气的渊源有了大致的了解。

我国先秦时已倡导以农为本。秦汉以来，重农思想得到进一步加强，农为国本论、重农贵粟论、农为衣食之源论等成为经世致用的主流观念。《淮南子》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将关乎国计民生的农业放在治国的首要位置，用了大量篇幅，论述了如何用天文气象知识来为农业生产服务，其中突出的贡献就是治历明时，订立了今天仍在使用的二十四节气。

我国古代农业受气候影响大，表现出很强的季节性。因此，先民们很早就有了“农时”意识，认为从事农业生产首先要知天顺时，做到“以事适时”（《昌氏春秋·恃君览第八》），否则将“举事而不时，力虽尽而功不成”（《管子·禁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建立起以指时技术为核心的农时系统。最初是以物候指时，即根据草木的荣枯、鸟兽的出没、冰霜的消凝等自然界生物和非生物对气候的反应来捕捉气候变化的信息。温克刚主编的《中国气象史》指出，我国的物候指时最早出现在一万多年前的渔猎社会盛期，传说中的“太昊伏義氏以龙纪”，是以蛇的入蛰和出蛰把一年分为冬、夏两季，因此启蛰也就成为我国的第一个节气；少昊时代也是利用物候来订立节气的，全年节气由候鸟活动来确定。把物候作为从事农事活动的依据，是人类掌握农时的初始手段。物候指时虽能比较准确地反映气候的变化，但往往年无定时，同一物候现象在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出现得早晚不一，不够稳定。于是人们继而求助于天象观察，又发明了星象指时，即依据天象推算历法。在此基础上，再逐渐形成回归年与朔望月相结合的阴阳合历指时。为了更加具体地指导农业生产，先民又尝试把一个太阳年划分为若干较小的时段。这种探索的结果，最终导致二十四节气的产生。

考古学家认为，天象指时用来指导农业生产，起源于上古。我国大约在一万多年前就出现了农业，这种早熟的农耕文明无疑是决定早期我国天文学形态的根本原因。就像古代埃及人根据尼罗河水的涨落来决定历法一样，我国原发形态的农耕文明决定了我们的先人必然由“观象授时”来制定历法。而我国的历法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地纪日、纪月、纪年，每一天、每一月都有具体的农事。这种历法，也是“农时”的代名词，可以说是后来农学思想的肇始。夏代时用“立杆测影法”来计量年月日，昼夜变化成日，寒暑变化成年，冬至后两月为孟春，作为一年之始，干支纪日一轮正好两个月。《尚书·尧典》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冬。”这里的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即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用四组恒星黄昏时在正南方天空的出现情况来规定季节，这些知识在商代末期已经形成，是古人关于春、夏、秋、冬四季星象的最早思想。到西周时，不仅对年、月、日已有明确区分，还用十二地支来计时，把一天划分为十二个时辰。春秋时期，人们发现木星约十二年绕天空一周，便以木星每年所在的位置纪年，称岁星纪年。后来又用太岁纪年，即假想一个与木星运行速度相等、方向相反的行星“太岁”，以它每年所在的位置纪年。《左传》记载，僖公五年冬至登台观看云色，“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分是春分、秋分，至是夏至、冬至，启是立春、立夏，闭是立秋、立冬，说明当时已经有了这八个节气。《吕氏春秋·十二纪》在孟春、仲春、孟夏、仲夏、孟秋、仲秋、孟冬、仲冬等八个月中，分别安插立春、日夜分、立夏、日长至、立秋、日夜分、立冬、日短至等八个节气，这是每年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八个节气。春秋后期出现了四分历，回归年的长度为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并用十九年七闰为闰年周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精确的历法。至此，二十四节气的诞生已水到渠成。

汉朝建立后，天下安定，经济恢复，文化繁荣，学术发展，歌舞升平。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科研条件之下，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了《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科学、完整地记载并流传至今：

两维之间，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音比应钟……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阳生于子，阴生于午。（《淮南子·天文训》）

《淮南子》中关于二十四节气的阐述，从冬至日开始，将一回归年等分为二十四段，以反映太阳在黄道上视运动的二十四个特定位置，用来反映不同阶段的气候变化。这种特殊的历法，不仅表明古人天文气象知识的进一步丰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农业生产在古人心目中的优先位置。因为二十四节气最根本的用处和意义，就是指导农业生产。比之以前的指时系统，《淮南子》对二十四节气的论述有了多方面的进步，其所记载的节气名称和顺序，与后世完全相同，并历两千多年没有改变，根深叶茂，郁郁葱葱；同时，其以阴阳二气的消长为理论依据，把冬至、夏至分别看作是阴阳二气盛衰转换的枢纽，是对二十四节气气候学意义上的揭示；而其将农事和天文、气候等联系在一起，则是将节气这一指时工具整合成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农时系统。

关于“寿县是二十四节气发祥地”的论断，在随后召开的《〈淮南子〉气象观的现代解说软课题研讨》专题讨论会上，张中平先生与寿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专家、学者胡安品、黄远山、方敦寿、苏希圣、林伟等人展开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淮南子》极力描绘宇宙万物的形态，写下了许多对宇宙、事物的认识，其有关“二十八宿”“干支纪年”“二十四节气”和“阳燧取火”的记载，保存了很多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的知识，对自然科学、哲学和文学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二十四节气是中国独有的，虽然它综合了天文学和气象学以及农作物生长特点等多方面知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一年中的自然特征，但只有在中国才被广泛承认和应用。在中国的辽阔疆域中，农作物生长真正与二十四节气结合得比较密切的只有黄河以南的部分地区，特别是江淮地区结合得更加紧密。许多关于农作物和节气之间的农谚，基本上都流行于江淮地区。因此可以断定，总结出二十四节气的祖先肯定是生活在江淮地区的古代先民，这从《淮南子》一书中可以得到印证。因为《淮南子》是刘安组织门客在寿春，也就是今天的寿县，历时不到一年时间编纂而成的，而寿县是标准的江淮气候。当年刘安在把二十四节气收入该书时，肯定经过了认真考察。说“寿县是二十四节气的发祥地”，令人信服，理由充分。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二○一六年新春伊始，寿县正式划归淮南市管辖。对于淮南市和寿县来说，都算得上好事多磨，美梦成真。寿县与淮南“山水相连，文化一脉，人相亲，习相投”，行政区划调整，使过去寿县文化研究被忽视、被怠慢的窘境得到根本性改变。二○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在埃塞俄比亚举行的第十一届常委会上传来喜讯，我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细心的文化专家也发现，官方报道的消息中，只字未提淮南市、寿县及《淮南子》。申遗专家组的理论依据——将二十四节气体系的创立起源与依据归因于黄河流域，存在着严重的表述漏洞和论证缺失。为此，专门从事《淮南子》研究的陈广忠、李春鸣等学者，专门成稿学术论文《〈淮南子〉二十四节气的创立和依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月24日版）、《为什么说寿县是二十四节气的发祥地？》（载《寿州千古之谜》，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版），洋洋万言，对其不足和漏洞进行澄清和纠正，读之如醍醐灌顶，如饮甘饴。联想到几年前参加的专题讨论会，又从书橱里请出张中平先生的《〈淮南子〉气象观的现代解读》（气象出版社2014年版），重温研习，感受颇深，受益匪浅。

按照“斗转星移”原则，《淮南子》对太阳在黄道视运动的二十四个特定位置逐一命名，以反映当时我国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气候、物候和农事特征，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农时系统。至此，二十四节气才臻于完善。如果从第一个节气启蛰出现算起，已经过去了四千多年。刘安因“谋反”之名被诛后，所进献的《淮南子》一度遭“秘之”。约三十年后，西汉邓平等编造并由汉武帝颁布的《太初历》，将《淮南子》里的二十四节气纳入其中。后来各朝沿袭使用，成为我国古代官方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活动的补充历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农历。《淮南子》记载的二十四节气运行体系，会不会只是对寿春一带气候、物候和农事的总结？张中平先生从气象学上解释说，二十四节气的排序，《淮南子》与《太初历》略有不同。《太初历》将“惊蛰”“谷雨”分别排在“雨水”“清明”后面。惊蛰、雨水、谷雨和清明，本来表示的都是自然物候现象，“惊蛰”表示这个时期天空打雷，蛰虫出土，土壤温度已高；“雨水”是说原来下的是雪，现在变成了雨水，说明低空气温已高。这两种物候现象，都是由于季风气候所致。冬春交季，南方暖湿气流北上，地面气温渐高，大气层结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导致打雷、惊蛰、雨水等现象出现。正因暖湿气流自南向北推移所起的主导作用，越往北方，出现先打雷后雨水的概率就越大。也就是说，在同一年，雨水排在惊蛰前的地方，可能纬度更低。清明排在谷雨前面，也可作类似推论。这说明《淮南子》所描述的候应，其对应的地理纬度要低于《太初历》所描述的候应。这正好与淮南国国都寿春低于西汉京都长安大约1.7个纬度相印证。

结合《淮南子》写作时代背景加以分析，《淮南子》中的二十四节气应有更为广泛的来源。古人认为天象神圣，敬授人时、制定历法是统治者的权力，特别是直接用来指导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因为我国古代没有公元纪年（公历），二十四节气的具体时间需要推算，既要考虑大小月，还要考虑闰年闰月，而节气对应的阴历时间每年都有不同。由于推算过程复杂，历朝都设有历官，专管推算节气，推算结果用来编制“历书”，作为政令予以颁布，天下百姓只需照此实行。而在大一统的汉武帝统治时期，作为国家法令之一的历法，所涉内容首先应该符合国家政治中心所能代表的区域。刘安编纂《淮南子》，是为了进献登基不久的汉武帝用来治国安邦，从这个角度来说，其中记载的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候应，首先要能代表西安或汉中平原地区的候应。而另一方面，若将来作为国家历法，颁行天下，指导具体的农业生产，则需要更广泛的代表性，不太可能只取寿春一隅，这也不符合他在《要略》中“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的写作要求。因此，二十四节气中的候应，最大的可能是取自黄河中下游地区。

那么，黄河中下游地区包不包括寿春？《〈淮南子〉气象观的现代解读》也作了科学解答。

我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在淮河与秦岭一线，寿县和西安差不多都处于这条线的附近。1979年国家气象局绘制的中国气候区划，寿县和西安同处“Ⅲ区”南部（南温带）。 《中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农业出版社1991年版）绘制的耕作图，寿春和西安同属于“Ⅵ 区”（黄淮海平原丘陵水浇地二熟旱地二熟一熟区）。竺可桢、宛敏渭在其《物候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3年版）中绘制的中国东部剌槐年平均始花期，寿春和西安也同处在四月二十日至三十日期间，即处于谷雨、立夏之间。从不同时期的气候、物候、农事看，现在的寿县和西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如果两千多年来，地球大气环流和东亚季风格局没有大的变化，可以推论，西汉初期的寿春和长安在二十四节气的候应上同样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据此推论，二十四节气产生于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并符合古寿春的地理环境特征。

我们说“寿县是二十四节气的发祥地”，还因为二十四节气建立在《淮南子》的道论、字宙论和无为论基础上，是《淮南子》为其存在提供了天文、气候、物候、农事甚至政治活动相联系的理论依据。

《淮南子》的道论，指的是全书从“天地未形”开始，首先探讨了宇宙本原、演化和形成的问题，清晰地阐述了其宇宙观，明确描绘出“虚霩（道）—宇宙—气—天地—阴阳—四时—万物”的天地万物形成过程。其中对“天有九野”的阐述，将五星、二十八宿进行定位，对其运行周期、对应季节作了准确研究。在确立宇宙星象结构之后，这才根据北斗星斗柄的指向，定下了二十四节气。

《淮南子》的宇宙论，建立在其道论的基础上，认为道是万物发生的总根源，是天地万物之前的原初状态，世界上有形的物体都由道化育而成。天地之所以能有秩序地运行，万物之所以能有秩序地变化，都是因为道的有规律的支配。既然这样，原本奉为至高无上的宇宙星空及其日月星辰的运行，就可以被认识，可以被利用。在《天文训》里，编纂者运用了当时先进的几何学原理，对正朝夕、大地东西南北的长度、日高等进行了观测，得到的测量数据直接为二十四节气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

《淮南子》的无为论，是其道家哲学的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趋利避害。在《天文训》及其后一篇《时则训》里，编纂者以适应自然变化、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为准则，对农事、政事、祭祀等人类活动如何与节气、气候、物候相适应给出具体做法，意欲作为治理国家、布施天下的依据。其关于东、南、中、西、北等五方定位的“五位说”，关于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的“六合说”，关于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的“六度说”，都是其对自然天道观的进一步概括，并在二十四节气中得到延伸和应用。

无论从记载资料看，还是从自然气候讲，或从历史事件、地域文化分析，寿县是二十四节气的发祥地都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作为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不只属于寿县，也不只属于准南市，而应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属于全人类。虽然说“你见或不见，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不念，我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但加强寿县历史文化和节气文化的研究、传承、发展和宣传，把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应是每个寿县文化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

（责任编辑 徐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