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前秦到两汉，人们认为大自然山水是神祇的化身，是道德教化的象征；魏晋时期自然山水只是作家认识的客观对象；唐代山水有了生命，成了作家情思所寄的载体。宋代作家借山水来表达人生义理。自明已降作家或独抒性灵以山水寄托清幽情思，或描绘普通人眼中充满世俗情调的山川景色。

关键词：中国古代游记散文；人与自然；神祇化身；世俗情调

作者简介：吴招弟（1985.1-），女，汉族，陕西西安人，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5-0-02

中国人热爱自然，笃信天人合一，在近两千年的游记散文中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式是和谐融洽的，畅游于山水之间，一洗在世尘中疲惫的心灵，达到天人合一的快乐状态，而这一思意旨和审美追求也成为了历代游记散文所追求的终极文人关怀。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清晰的认识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创作主体笔下所描绘出的山水形貌依然有着比较清晰的区分度，并且是沿着一定的演变规律发展的。

一、自然神祇的化身

先秦两汉时期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多为零散的片段，如《山海经》里的记载：“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千里，鸟兽莫居。”这里对太华山的描写并不具有审美的色彩，只是作为一般科普性的对象而加以说明，因而也不能算作游记散文，但无可否认的是之后较成熟的游记散文正是从这些只言片语的描写中发展起来的。东汉马第伯在其《封禅仪记》中记载皇帝封禅泰山的事件时，有对泰山巍巍庄严的赞颂之词，然而与其说这是出于对美的欣赏，毋宁说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不得不为之。两汉之前，在物质层面上，人们认为自然山水可为自己提供现实的经济利益，为了更好的发掘这种利益，应运而生了《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这类应用性很强的地理文献著作。在思想精神层面上，人们面对或高峻威严或神秘莫测的自然山水时，不由自主的对其产生了一种敬畏之心，由敬畏之心再生发了崇拜之感，把在自己认识和掌握范围之外的山水视为超现实所在的神祇。这一点被统治阶级所利用，顺理成章的在神祇的外衣下赋予了山水道德教化的象征，用以约束普通民众。自此自然山水完成了其超现实性的使命。因此不论是《山海经》里对太华山高大险峻的描写，还是《封禅仪记》里对泰山庄重威严的歌颂，无疑都起着神话山岳以达到教化百姓的作用。

二、从品德寄托到“性耽山水”

春秋战国时期，自然山水作为道德教化对象的特性被大大加强了。仁人志士以山水自然比况自己的品德或情操，赋予了他们“比德”的特点，崇高威严神圣。因为被用来“比德”而不是游赏，故而文人们只突出强调他们山水神秘品性，而不作外在自然形态的描写，以免显得轻佻。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即属于此类情况，只强调松柏耐寒的品性，而不描写其外在的形态之美。因而作为游玩取乐畅怡情当时游记散文在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出现。文辞华丽结构完整且注重山水自然之美的游记骈文在建安末开始出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成熟。代表作品为当时的地理著作，如《水经注》中的《江水注》、《浙江水注》等文笔活泼灵动，景物具有了形象之美。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写景清丽自然，活灵活现。这一时期，人们与自然山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第一，人们撕掉了神祇化身、“比德”教化等扣在自然山水面孔上厚重的面具，以輕松愉悦的心态来欣赏她，并以在审美活动中娱悦自己为目标。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是顾恺之对会稽山水深切欢喜的由衷赞叹！第二，“性耽山水”成了文人士子逃避官场黑暗躲避政治祸患的首要选择。竹林七贤呼啸林泉之下，谢安久居会稽而不出皆可为证。第三，秀丽优美的自然风光也成了文士们创作灵感的源泉。刘勰说“皋山林壤”为“文思之奥府”即是此类情况。至此，山水具有了远祸、怡情和探幽寻灵等多重作用。“性耽山水”也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之风而为知识分子所推崇和践行。

三、“情、景、我”的圆融统一——景物的性情遭际折射自我人格与命运

唐代文人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文人亲近自然地喜好，并将之发展为一种更加浪漫诗意的游赏活动。唐代知识分子漫游成风，南下吴越，西赴蜀中，乘舟滇桂烟雨朦胧中，骑马驰骋于大漠狼烟下，漫游的境域比前代大大扩大了，与自然景物之间的情感碰撞也前所未有的丰富起来了。这些新的变化在这一时期的游记散文都有明显的体现。唐人笔下的山水具有了生命力，开始起着承载作者喜怒哀乐之情的作用。在他们的笔下，自然山水不仅具有千姿百态的形态美，更融入这自己人生志向、心胸怀抱、坎坷遭遇等人生际遇，即以有我之境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从而开创了在游记散文中情景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主题呈现方式。而在游记散文中渗入大量个人情感这一情况开始于元结的《右溪记》，完成于柳宗元之笔下。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为了排遣心中的孤愤和寂寞愁苦，他伐竹取道，探山访水，在青山绿水间寻找心灵的归宿。然而仕途失意的苦闷，远离家人的寂寞时时萦绕心间。带着愁闷之心来观景，景自然就具有了情的意味。其代表作《永州八记》中的山水小景各具情态，各有性格，各有遭际，柳宗元在描绘景物时常常在其中不动声色的寄托了自己的心声。《小石潭记》在八记中色调最为明丽，作者写潭水清冽凄寒，写竹树环抱幽寂，写游鱼皆若空游无所依，这些无一不是在写自己。小石潭记虽然清美动人，但终因“其境过清” “凄神寒骨”而“不可久居”，不难看出这正是作者写自己因性情过于耿直得罪权贵而获难遭贬的人生经历。景中有情，缘情看景，情景熔于一炉，从而使文章意境幽远，含蓄隽永。

四、“横看成岭侧成峰”——理趣横生，别开生面

宋代是山水游记的繁荣阶段，名家荟萃、作品云集、艺术手法高妙。范仲淹、欧阳修、“三苏”、王安石、陆游、范成大等人的山水游记散文中精品辈出。表现手法上，在写景叙事抒情之外，尤其注重文章的理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由写景到抒情再到议论，抒发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情怀。苏轼的《前赤壁赋》在清风明月洞箫声中抒发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慨叹，可谓景与理俱美的千古佳作。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等无不在游记中议论世事，探求义理。可以说在宋代的游记散文中，山水已不是作者的描摹本义所在，而是激发人们理性探索的媒介。

五、从“独抒性灵”到“世俗情调”

山水游记经过金、元的萧条时期，到了明代又迎来了创作的最高峰。明中期以后，政治昏暗，一些文人为全身远祸而悠游林泉，悠闲的生活，高洁的精神追求，培育出了 “独抒性灵”的山水小品文。“公安派”的袁宏道在其《满井游记》中，浅浅数语描绘出了历历如画的景物，清新可爱，读来早春芬芳的气息，作者喜悦的心情跃然纸上。

除了“独抒性灵”外，晚明游记作家还表现出了对世俗生活情趣的关注和追寻。晚明文人打破了只在游记中记述自己在观赏山水美景时的感受的写作范围，常常将审美视角对准世俗百姓与自然的交往。不少游记小品既写山水，又极力描摹陶醉于湖光山色中的芸芸众生，使山水具有了浓郁的人间烟火的色彩与温度，从而在更大的范围里更进一步的拉近了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亲和关系。如张岱的《西湖七月半》，作者根据游人对月的态度，把看七月半之人分为达官贵人、名娃闺秀、名妓闲僧、慵懒之徒及自已与好友佳人五类，对每一类人的心理及神态勾画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宛在眼前，铺成了一副“香气拍人”“清梦甚惬”的风俗画。这类作品把自然美拉回到世俗生活中来，在山水清音之中注入嬉笑怒骂的人间俗态，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人间烟火的世俗人情之美。

结语：中国古代游记散文中折射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鲜明的显出出了一种从隔膜到亲近，从敬畏到圆融的嬗变轨迹。而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环境伦理意蕴，如“尊重自然、珍惜资源”、“与景为友、赞赏自然”、“融入自然、物我两忘”等尊重自然、肯定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都为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旅游资源开发与维护提供了天然的文化智慧。

参考文献：

[1]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2]傅璇琮主编：《中国古典散文精选注译游记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3]李泽厚等主编《中国美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4]梅新林，崔小敬.游记文体之辨[J].文学评论，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