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福斯特通过“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倾向”的道德哲学辨识，凸显了其中蕴涵的人（环保主义者）与人（林业工人）—环境（原始森林）—资本主义（政府与企业）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的生态伦理悖论和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之间的冲突。由此，他指出，环保主义试图通过超越阶级倾向维护生态正义，在现实中面临着多重困境。通过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道德哲学反思，福斯特揭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反生态正义的伦理本质。在福斯特看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都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利益及其道德观（和种族与性别道德观），因而无益于人口—生态问题真正解决。福斯特还指出，颠覆资本逻辑，超越“盈亏底线专制”的思维模式，对于维护生态正义尤为重要。总之，福斯特的生态正义思想蕴涵了其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法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应然与实然的生态伦理悖论与伦理范式之间冲突的道德哲学审思，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而且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的现实性。因此福斯特关于生态正义的思想无论对于生态正义伦理理论形态建构，还是在解决当代全球诸多的生态问题方面，对于我们美丽中国的建设均有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资本主义；生态正义；道德哲学

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多重维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问题，不但揭示了“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2，而且蕴涵了其生态正义3思想。本文试图在解读其文本的基础上，主要从伦理学理论形态1的视角，对福斯特关于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利益倾向、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否具有生态正义性的评述中包含的生态正义思想及其特质作一解读。

一、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利益倾向？

福斯特在对“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利益倾向”的道德哲学审思中，凸显了其对这一复合性问题蕴涵的人（环保主义者）与人（林业工人）—环境（原始森林）—资本主义（政府与企业）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和“生态伦理—道德形态”即人与自然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之间冲突的批判性审视与分析。

福斯特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一开始就聚焦于当今许多著名环保主义者所采取了一种超越阶级斗争的政治立场。绿党自称其代表了一种超越历史阶级局限的方式——体现自然自身价值的“新范式”，因而可置身于传统的社会争论之外。他们宣扬“我们已看到敌人，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主导观点，这样就将大多环境问题都归咎于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婴儿的出生数量和工业化特性，似乎社会中不存在阶级或其他派别。2对此，福斯特指出，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接着他通过对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原始森林木材业危机的讨论，说明生态的急剧恶化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级斗争在具体积累过程中固有的特性。3他认为，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却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性能源、土地、定型的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倾向。因而，这对于构建人类与自然可持续性关系的总体绿色目标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现存社会力量——环保主义者与林业工人等的分裂，给环境事业造成更多的反对力量。4

福斯特通过详尽地考察了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原始森林日益萎缩的历史，阐述了资方、环保主义者与处在夹缝中的林业工人们伦理关系何以日趋紧张，生态与阶级两难困境何以无法避免5，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的生态正义悖论。

他阐述道，在刘易斯和克拉克来此探险的时代，这片古老针叶林到处是数百英尺高、树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参天大树，仅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西部的森林面积就达2 000万英亩。而根据荒原协会（the Wilderness Society）彼得·莫里森最新的原始森林统计数据，目前大约只有12%或2.4万英亩的原生态森林保留了下来，包括数百年的树木、多层树蓬、无数直立的巨大枯木或“残枘”以及倒在地上和被伐倒的横跨溪流的树木。由于那些私人领地几乎已清除了所有原始森林，剩余的部分只有在公共土地上。即使这最后几块连绵的林地，由于土地征用、砍伐、修路和清地等原因，也大多集中在髙海拔的2 500英尺以上地区，并被分割成被子状小块地。1 21世纪80年代，这些原生林以大约一年7万英亩的速度逐渐消失。如果这一砍伐速度继续下去，俄勒冈和华盛顿这片未经保护的原生林将在不到31年内消失殆尽。2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着“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两大对抗力量于20世纪80年代汇合在一起。其中一股力量是现实“生态伦—理形态”实然方：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经济萧条，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加快对原生林的清除，并加大对林场工人利益的剥夺。这将意味着放弃长期建立起的可持续生产的原则。这被解释为要保持木材生产“产量平稳”，须加速砍伐和清除原生林，其一可以使政府收入的增加最大化；其二美国其他地方的林业企业几乎都是在亏本销售木材，因此持续销售西北地区高附加值的原生林木，以保持木材销售整体预算的盈余，并以此弥补其他地方的巨额亏损；其三可以为国家林业中“全方位管理”的人工林模式的实施清出场地。另一股力量逐渐聚合则为现实“生态伦—理形态”应然方：迅速高涨的保卫西北森林完整性的环保运动——旨在对清除剩余原生林的林业结构加以制止。环保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采取了他们所能采取的极端方式予以反击：用身体封锁伐木的道路、坐在砍伐的树上以及启动大批法律诉讼，试图放缓并最终制止原生林的消失。环保主义者不仅得到了《濒危物种保护法》等环保法律的有力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原生林生态研究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科学发现的支持。与此同时，人们对原生林生态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力地支持了原生林的保护工作。这样，资方急于加快步伐开发原生林，环保主义者站在保护森林的立场上予以抵制，而处在夹缝中的林业工人们则要为其经济生活而斗争，其结果便导致了一场日趋加剧的生态与阶级利益冲突。3

福斯特又从“生态伦理—道德形态”视角，揭示了这一时期人与自然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之间的冲突。具体的情形表现为，在法律、环保主义者和法院的压力下，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根据托马斯报告的结果和《濒危物种保护法》正式将北方斑点鸮列为濒危物种。1991年4月，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宣布，华盛顿、俄勒冈和北加州大约还有1 160万英亩用于保护北方斑点鸮的栖息地。然而，在第二年，从法院禁止大量砍伐原生林的禁令生效到根据《濒危物种保护法》实施保护计划为止，用于保护的森林面积就从1 160万英亩降至700～800万英亩； 1992年5月需要保护的重要栖息地面积再次减少至540万英亩。但即便如此，当时的布什政府仍然不能接受。后来由内政部长卢汉提出了一个计划1，将需要保护的面积砍掉近一半（只剩280万英亩），栖息地保护区的数目从196个减至75个。对大多数人而言，布什政府对环境立法、北方斑点鸮和原生林的态度令人惊讶。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在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的冲突中显得那么脆弱和不堪。同时也较为清楚地表明了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对立。

福斯特还揭示了这样的事实：从这场斗争一开始，不仅蕴涵了生态伦理范式与资本主义伦理范式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还蕴涵了人（环保主义者）与人（林业工人）—资本主义（政府与企业）伦理关系的矛盾与冲突。森林产业的巨商富贾们便有意躲在幕后，让其主要政客——美国森林资源联盟和国家森林产品协会去捍卫他们的利益。其间，对于历史上林业资本积累给生态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几乎没有主流评论家认为是值得探究的。这样给公众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似乎全部问题就是，林业工人的就业机会与环保主义者保护斑点鸮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而在这场冲突中似乎政府保持了中立，资本也没有介入。然而，福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当权者进行的大多数讨论中，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木材、斑点鸮和伐木工人身上，却忽视了重要历史变革的动因：资本本身和资本—政府的伙伴关系（两种不同力量的合作关系由许多线条将彼此联系在一起，但每一种力量都有自身关注的领域）。2

在这里，福斯特尤其关注人（环保主义者）与人（林业工人）之间的冲突。1983年4月“地球第一”的组织成员为了保护原始森林选择与西北林业工人直接冲突，而其他环保组织则采取了法律行动。对西北林业工人来说，环保主义者的这些行动显然意味着使其烦恼日益增加。而对数百万英亩的公共林地的“封锁”，确实给成千上万的林业工人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不久，工人对极端环保分子行为的不满就爆发出来了。木材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失时机地火上浇油，以激化林业工人反对环保主义者。与此同时，由于环保主义者对工人的艰难境况所表现出的麻木不仁，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化了工人们的愤怒情绪。

对此，福斯特不无遗憾地指出，西北森林地区的大多环保组织未能将自身的要求与林业工人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最突出的表现是，它们不愿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围绕西北森林问题展开的激烈冲突中表明自己的立场。1在20世纪80年代，西北林业上的人遭遇了产业结构调整，而这次调整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进行有效阶级斗争的能力。可悲的是，在林业公司与林业工人发生激烈斗争期间，除了朱迪·巴里这类“地球第一”的活动家之外，其他环保主义者几乎都不见了踪迹。在綠色运动中，很少有环保主义者把这视为他们与工人团结一致的时机。中产阶层的环保主义者有时确实故意要与工人拉开距离。环保主义者与工人相分离，这种没有阶级的环保主义运动，其政治和组织后果在西北地区的基层单位表现得尤其明显。2

福斯特从生态正义的视域明确指出，原生林的迅速破坏，不只是环保主义保护斑点鸮与林业工人就业岗位的问题，而是生态系统与资本利润之间的悖论。生态学告诉我们，在数百年乃至一千多年发展形成的原生林中，其复杂的生态系统有个临界点，破坏程度超过这个界线，生态将无可恢复。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条通往更理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途径，这种形态不是建筑在以人类和自然为代价的积聚财富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生态正义与可持续的基础上。3在他看来，上述关于环保事业受到政府行政机构和大型公司的阻挠，而工人和濒危物种正被迫承担着危机的主要成本的事实说明，环保主义者和工人在同一条战线上联合起来显得至关重要。对于解决原生林危机，应将焦点集中于在国家层面上实施生态转化——必须大力削弱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因为这始终是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的环节。与此同时，必须由一种崭新的民主化的国家政权与民众权力之间的合作关系所取代。4

二、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否具有生态正义性？

与上述“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倾向”的道德哲学审思不同的是，“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否具有生态性”的道德哲学辨析，主要侧重于从“伦理—道德形态”展开分析。

福斯特是在马尔萨斯被普遍认为是一位生态思想家，且其《人口论》已发表200周年之际，重新思考马尔萨斯的立场、马克思与恩格斯回应的本质以及这与近代有关生态和社会争论关系的。与大多数学者的阐释不同，福斯特认为，马尔萨斯主义并不是关于“人口过剩”威胁的理论，其真正意图是要强调，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存在着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的矛盾压力。这就是说，从传统意义上讲，并不存在实际效果上的“人口过剩”这种现象。5因此，福斯特十分明确地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不具有生态正义性。他指出：“马尔萨斯的观点远非是对生态的贡献，本质上讲，它是非生态的（甚至是反生态的），因为他的理论根本含义是试图证明，未来社会条件的改善和穷人境况更根本的改善是不可能的。”1

为了揭示马尔萨斯反生态的伦理本质，福斯特分别转引了马尔萨斯第一、二版《人口论》中的相关论述。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相对缓慢或停滞的增长是迫于生活压力的征兆，而人口的高增长率则说明这个国家人口不足。他曾在第一版《人口论》中写道：“通过观察现代欧洲的主要国家，我们发现这些国家自农牧社会以来人口增长一直非常迅速，但目前的速度已十分缓慢。以往每隔25年数量就翻一番，而后来则需要三四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做到。”2福斯特指出，这里马尔萨斯意思再清楚不过了——现在人口已达到了生活极限。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人口论》（1806年）中写道：“从食物的本质来说，我们救助贫民的结果只能是帮助他们把更多的孩子养育成人。”3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曾评论说，马尔萨斯理论的实质上认为，是“慈善事业助长了社会缺陷”4。贫穷“从前说是由于慈善事业的缺欠，现在又说是由于慈善事业的过剩”5。福斯特指出，马尔萨斯的观点还表达了一层更严酷的含义，既然任何时期维持工人生计的生活资料都是有限的，那么从总体上提高工人工资的任何企图都会导致有限供给的价格上涨，所以它并不能帮助工人购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6

为了进一步深入揭示马尔萨斯反生态的伦理本质，福斯特还列举了马尔萨斯在攻击英国《济贫法》中的观点。在马尔萨斯看来，食物增长的局限性虽然阻碍了人口的增长，但社会要么在低平衡却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存在，比如中国，那里的人口要么被迫生活在实际的饥饿状态下，要么在高平衡的条件下存在，比如英格兰，那里的贵族、绅士和中产阶级能够享受自然的“盛宴”。因此，马尔萨斯认为，只要把贫民拒之门外并且利用饥荒（要么以及弃婴等这类手段之外）的限制手段，就能保持人口下降。因为他的最大恐惧——也是他灌输给英国政治寡头的最大恐惧——就是“社会的中产阶级将与贫民混合在一起”7，即人口大量增长与平等观念相结合。由此，福斯特从生态伦理—道德形态的视角明确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起到了为统治利益服务的作用。他援引了马克思相关评论：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得到了英国政治寡头的喝彩；这个政治寡头对大陆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十分恐惧，因而对马尔萨斯“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的角色极为赞赏。1“英国工人阶级憎恨马尔萨斯——科贝特粗鲁地称他为‘江湖牧师，对马尔萨斯的这种憎恨是完全正当的，人民凭着真实的本能感觉到，在这里反对他们的不是一个科学的人，而是一个被他们的敌人收买的统治阶级的辩护士，是统治阶级的无耻的献媚者。”2

福斯特还从生态伦理—道德形态视角审视了20世纪40年代末隐匿多时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他指出，这是作为帝国主义占领的新霸权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又复活了起来——它同时成为冷战和绿色革命的中心。3他提请人们注意，这是当代在一个更宽广的思想理论领域即与国际控制战略相联系，使马尔萨斯发挥出最大最直接的影响。因为它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后来的福特基金会，新马尔萨斯主义4已融入美国的政策。首先是对中国革命的反映，其次是在绿色革命的名义下作为在农村（原始积累的新时期）实施的更加深思熟虑的反革命政策的一部分。5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生态运动的兴起，人口过剩不仅被强调为造成第三世界饥饿的主要原因，还被强调为所有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福斯特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伦理的理论自觉体察到，马尔萨斯作为生态学家的这种复活实际是企图赋予生态学以保守的维护资本主义的特性，而不是革命的特性。他提请人们注意，当我们每每被告知，马尔萨斯在他整个论述中都强调了地球资源的匮乏和承载人类能力的有限，而真实的马尔萨斯并非如此，他在《人口论》中曾写道，与食物相比“原材料是极其丰富的”，并且“对需求来说，需要多少就会生产多少” 6。这就说明马尔萨斯的观点不但在人（穷人）与人（富人）的生态伦理关系方面具有反生态的伦理本质——反对发展慈善事业，而且在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方面也具有反生态的伦理本质。

据此，福斯特明确指出，新马尔萨斯者让马尔萨斯复活的真正目的，是要复活马尔萨斯理论从一开始就强调的具有反生态的伦理本质的观点：资产阶级社会和全世界所有关键问题都可归咎于穷人方面的过多生育；并且如果帮助穷人，由于他们先天倾向罪恶和贫困的秉性，只能使问题更糟。正如哈丁在“救生船道德准则：反对帮助穷人”中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企图向世界人口打开国际粮仓或在富裕国家放开移民限制，就只能产生这样一种情况，“目光短浅能力低下者将在具有远见卓识和较强能力者的帮助下生养繁殖，最终导致所有‘分餐者的共同毁灭”1。他说对穷人的慈善并不能帮助穷人，却只能伤害富者。因此，这些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与他们之前的马尔萨斯一样，认为除了富有者积累财富的形式外，未来社会的改进是不可能的。

福斯特指出，尽管不能否认有一些激进的甚至是革命的生态主义者也从马尔萨斯那里汲取了灵感（虽然在这方面他们完全是受骗上当），也不否认人口增长是现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但是，人口的变化不能用自然的法则处理，只能在变化的历史条件关系中处理。2按照马克思观点，人口运动的历史规律才是真正的人类本质的历史，与人口过剩相关联的正是这样的自然规律而不是人类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指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过剩人口“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它并不是由数字或由生活资料的生产性的绝对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生产条件规定的界限决定的” 3。与此相反，“马尔萨斯式的人，即被抽象化而不再是由历史决定的人，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因而与这种自然的马尔萨斯式的人相适应的几何级数的繁殖法，也只存在于他的頭脑里。因此，现实的历史在马尔萨斯看来是这样的：他的自然人的繁殖不是历史过程的抽象，不是现实繁殖的抽象，相反地，现实繁殖倒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应用”4。由此，福斯特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道德形态的视域强调，马尔萨斯代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道德观和种族与性别道德观。就生物圈整体受到威胁而言，这类事情并不是发生在世界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而是发生在世界资本积累最高的地区。在经济与生态废料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地方，也恰恰是构成最大危险的地方。5

三、关于福斯特生态正义思想的几点辨识

首先，福斯特的生态正义思想蕴涵了其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法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应然与实然的生态伦理悖论与伦理范式之间冲突的道德哲学审思。这样，其生态正义思想不仅仅阐述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种种表象，还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蕴涵的资本逻辑与生态伦理的根本对立、诸多生态伦理关系之间的冲突，特别是经济利益冲突所蕴涵的阶级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例如，福斯特在反思“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倾向”的过程中，更多地凸显了对这一复合性问题所蕴涵的人（环保主义者）与人（林业工人）—环境（原始森林）—资本主义（政府与企业）伦理关系的“生态伦—理形态”应然与实然的生态伦理悖论和“生态伦理—道德形态”即人与自然生态伦理与资本主义伦理关系的道德范式之间冲突、人（环保主义者）与人（林业工人）—资本主义（政府与企业）伦理关系的矛盾与冲突。由此，他指出，生态的急剧恶化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级斗争在具体积累过程中固有的特性。这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1因而原生林的迅速破坏，不只是环保主义者保护斑点鸮与林业工人就业岗位的问题，而是生态系统与资本利润的矛盾问题，同时揭示了试图超越阶级利益倾向的环保主义者在维护生态正义中所面临的多重困境。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试图超越阶级利益倾向的环保主义者维护生态正义，既脱离了林业工人的利益，也脱离了林业企业资本家的利益，必然会陷入困境。因此，在福斯特看来，在现阶段维护生态正义无法超越阶级利益。

其次，福斯特的生态正义思想蕴涵了深刻的批判性。例如，他基于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历史考察和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从生态伦理—道德形态的视角，明确地揭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反生态正义的伦理本质。他指出，就马尔萨斯在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其人口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起到了为统治利益服务的作用。20世纪40年代末，新马尔萨斯者让隐匿多时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复活起来，这是作为帝国主义的新霸权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其真正目的是要复活马尔萨斯理论从一开始就强调的具有反生态正义的伦理本质：将资产阶级社会和全世界所有关键问题都可归咎于穷人方面的过多生育，并认为如果帮助穷人，只能使问题更糟。由此，福斯特指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新马尔萨斯主义都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利益及其道德观和种族与性别道德观，因而与生态正义背道而驰。

再者，福斯特生态正义思想蕴涵了生态伦理理论形态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的现实性。其生态伦理理论形态厚重的历史感表现为，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无论是在关于“维护生态正义能否超越阶级倾向”，还是在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否具有生态正义性”等问题的考察与评述中，他都坚持从“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 3出发，进而揭示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其某一劳动部门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复合性的伦理关系与伦理范式之间的冲突。其生态伦理理论形态深刻的现实性表现为，在对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原始森林木材业危机的讨论分析过程中，不是基于一般的概念分析，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现状和大量的实证数据及其相关文本，进而增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伦理研究的现实性、实践性与理论说服力。

但是也应该指出，福斯特的生态正义思想中也存在一些可商榷的问题。其一，福斯特认为，由于环保主义试图通过超越阶级倾向维护生态正义，在现实中面临着多重困境，因而超越生态危机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还应该看到，在目前的状况中，环保主义为维护生态正义所作的努力，对于唤醒人们的生态伦理觉悟，加强环境伦理建设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生态伦理的启蒙作用。其二，福斯特特别强调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逻辑运作的助推者，也是保障者。这一观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当代资本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已渗透到器物文化、关系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等方方面面，“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1，如同“看不见的手”操控着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使人难以自拔。因此颠覆资本逻辑，超越“盈亏底线专制”的思维模式，对于维护生态正义尤为重要。正如福斯特所意识到的那样：“任何允许‘盈亏底线专制主导我们与整个自然关系的企图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2

尽管如此，福斯特关于生态正义的思想，无论对于生态正义伦理理论形态的建构，还是在解决当代全球诸多的生态问题方面，甚至对我们美丽中国的建设均有深刻的启示。

[作者简介：陈爱华，东南大学科学技术伦理学研究所所长，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朱 凯）

Abstract： In Ecological Crisis and Capitalism， Forster highlights the ecological ethic paradox of the to?be and ought?to?be ecological ethical forms about the ethical relations among men（environmentalists） and men （forestry workers）， environment（protecting forest） and capitalism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gether with the moral paradigm conflict of ecological ethics and capitalist ethic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moral philosophy identification of whether the maintaining ecological justice can go beyond class tendency. Therefore， he points out that environmentalists， who attempt to maintain ecological justice by transcending class tendency， are encountering multiple predicaments in the real world. Reflecting upon Malthusian Theory of Population， Foster reveals its ethical essence of anti?ecological justice. From his perspective， Neo?Malthusianism， in the past or at present， safeguards capitalists interests and their morality （and racial and gender ethics）， so it is impossible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population problem. Foster also suggests it is crucially important to maintain ecological justice by overturning the capitalist logic and surpassing the thinking mode of “bottom?line despotism of profit and loss”. In a word， the ecological justice of Foster includes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ought?to?be” and “to?be” in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capitalism and moral paradigms derived from historical dialectics and class analysis of Marxism， which has practical as well a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t left us with a penetrating revelation on constituting the ecological justice theory， solving global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building wonderful China.

Key words： capitalism； ecological justice； moral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