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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增长的几个问题

2017-04-26傅新球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6年5期
关键词:出生率工业革命死亡率

傅新球

关键词:工业革命;人口增长;出生率;死亡率;结婚率

摘要:国际学术界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人口增长的主因的认识上存在着分歧,但国内学界对此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对人口增长的主因、生育率上升的原因及工业革命对婚姻家庭模式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论证说明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出生率的急剧上升。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传统家庭形成规范和就业模式,使人们的结婚年龄降低,独身人口比例下降,结婚率大大提高,从而导致生育率迅速上升,人口快速增长。

中图分类号:K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6)05-0590-07

1760年代始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生产力发展史上的一次空前飞跃。到1 856年,随着英国将近1/3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以及铁路网络体系的完成,英国在各方面来说都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工业国家。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关系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英国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人口爆炸与工业革命同时发生。国际学术界对18世纪末期开始的人口增长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其中对于影响人口增长的主因究竟是什么存在分歧和争论,我国学者对此也进行了回应,认为工业革命对人口增长起了促进作用,而人口增长也有利于工业革命的进行。此时期人口增长的原因是死亡率下降和出生率上升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究竞哪一个因素对人口快速增长起主导作用?国内学界对此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笔者以国际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为出发点,对导致生育率上升的原因及工业革命对婚姻家庭带来的革命性变化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人口大幅增长的主因到底是什么

18世纪中叶以前,英国人口增长的速度缓慢。剑桥大学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的历史学家运用“家庭重建”法对英国400多个教区登记簿数据进行统计后发现,1651-1751年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人口从522万人增加为577万。18世纪4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加快,1741-1751年10年间增长率约为3.5%,1751-1761年增长速度加快,为7%,之后一直保持这一速度增长,1780-1790年的10年间,增长速度为11%,19世纪20年代增长达到16%的最高峰。特别是从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这一阶段,英国人口在前一阶段基础上,呈突飞猛进之势,尤其是1811-1821年的10年间,英国增加了其人口的18%,人口年增长率达到1.8%。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速度被称为英国“人口革命”。

一般而言,人口增长受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率的影响。虽然在18世纪,移民活动从未停止过,但它并不是人口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18世纪末开始,人口迁移对英国人口增长的趋势产生一定影响。如在1780-1844年问,有178万人离开爱尔兰,其中40%到英国本土。但这部分迁移来的人口只占1851年英国总人口的4%左右,对于此时期英国人口的增长率影響不是太大。因此,在迁移率不影响人口变化的情况下,死亡率和出生率成为影响人口增长的两大基本要素。

工业革命时期影响英国人口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存在很大的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工业革命时期人口快速增长是死亡率下降导致的;另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反观点,认为人口增长是出生率上升的结果。事实上,英国的平均出生率从1670-1689年问的30.7‰上升到1810-1829年问的39.6‰,而同期死亡率则从30.7‰下降到24.5‰。可见人口增长率的加速得益于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但究竟哪一个因素更为重要呢?

20世纪50年代以前,英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工业革命时期人口大幅增长主要是由死亡率下降引起的:18世纪中叶后,人类自身的免疫力有了些许提高,医疗设施的发展十分显著。与此同时,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得到很大改善,人们的营养水平也有了很大进步,这一切,都使得死亡率水平降低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死亡率下降动因说遭到质疑。1953年,哈巴库克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口》一文中指出,18世纪英国人口的增长很有可能是由出生率上升引起的。到20世纪80年代,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的研究更是以详实的数据证实了“生育率提高是人口增长原因”的理论。认为1750年至19世纪中叶,对英国人口增长起支配作用的因素是出生率的提高,1680-1820年问,英国人口增长2/3的比重来自出生率的提高,另外1/3归于死亡率降低。从总体上看,“从都铎朝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口增长率受出生率变化的影响比死亡率的影响要大得多。

依笔者之见,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的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人口出生率的上升。因为1780年后,英国并没有出现确切的促进死亡率下降的因素,人口死亡率的改善并不比其他西欧国家高多少,预期寿命也并不高,没有证据表明死亡率显著下降。相反,这一时期的医疗水平和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都不高,死亡率反而上升了,所以工业革命期间英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的上升。据里格利和斯科斐尔德估计,1720-1745年问,英国的死亡率略高于31‰,之后的40年也仅仅约为27‰,可见死亡率波动的振幅相当小。

在17世纪,西欧社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比较低,到18世纪中叶,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对人口的增长所起的作用差不多,但之后,出生率的影响是死亡率下降影响的两倍多。1750年代,英国的出生率大约为34‰,之后上升,特别从1780年代开始上升,在1820年代达到40‰,然后迅速下降到18世纪中叶的水平。在英国西北部地区,出生率的上升对这一地区人口的增长所起作用更为明显,在1 8世纪后半叶,这一地区的平均出生率是39.7‰,而1701-1705年问出生率只有33.6‰。在诺丁汉郡,1770年的出生率为40.32‰,到1790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46.29‰,到1 800年时回落到41.07%。由此可见,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增长率的加速主要得益于出生率的增加,而不是死亡率的下降。而出生率的上升又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的婚姻状况密不可分。

二、生育率何以快速上升

一个地区的婚姻状况是指该地区人口在某一时点所处的各种不同婚姻状况的人数和比例。婚姻对生育率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加快单位婚姻内的生育频率,使核心家庭生育量增加;二是降低结婚年龄,延长女性的生育年龄;三是提高适婚人员的结婚率。已婚率高对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有着极大的影响。一般说来,在人口年龄结构相同、分年龄组生育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已婚人数越多,所占的比例越高,人口出生数也越多,生育率就越高,反之亦然。大量的数据证明,16-19世纪中叶,英国的婚内生育率几乎没有变化,威尔森的研究证实,前工业时期英国的婚内生育率普遍较低,从研究的14个教区来看,同质性十分显著。这种情况到19世纪时也较少变化。彼特·拉斯莱特领导下的剑桥历史与社会结构研究小组对15741821年问英国100个教区的研究表明,英国的平均家庭规模一直保持在4.75人或稍低于它。

在一个缺乏有效的规范婚姻中的生育水平的社会里,婚姻发生时间和程度的变化是限制生育率水平以使人口与基本资源之间保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在近代早期英国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研究中,婚姻是人口趋势和家庭形成步骤的最重要的——事实上也是主要的制度性决定因素。人口学家哈伊纳尔(J.Uajnal)早在1965年就提出在西北欧地区存在着“欧洲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其主要特点,第一是晚婚。1600-1850年问,农村地区平均婚龄男为27或28岁,女为25或26岁;第二就是有相当大比例的人终身未婚,在1800年前大约有1020%的比例。英国即具有这一典型特征,17世纪人口停滞,主要原因是晚婚造成的,当时,男子的平均婚龄在28岁左右,女子大约27岁,从而导致出生率低。1600-1649年问男子的初婚年龄平均在黑特福德郡为29.1岁,莱切斯特郡的波特斯福(Bottesford)为29.2岁,德文郡的科林顿为27.4岁,兰开夏郡的霍克西德为27.8岁,剑桥郡的威林汉姆为26.7岁。同时期各郡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则分别为25.3、25.9、27.3、24.8、24.8岁。晚婚影响生育率,它使英国的生育率从未达到理论上的最高点。

从1 8世纪晚期,平均初婚年龄下降,终生未婚的比例也下降。18世纪中叶前,英国男女初婚的平均年龄变化不大,男性在27-28岁左右,女性在25.2 26.3岁之间。但18世纪中叶后发生了很大变化。男性的初婚年龄从1730年代的27岁下降到1 830年代的25岁;女性的初婚年龄下降得更明显,从18世纪初26岁多的最高点下降为18世纪最后30年的23.5岁。在乌斯特郡(Worcestershire)的波威克(Powick),男子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663-1700的31.8岁下降为1751-1775年的22.4岁,姑娘的初婚年龄则从30.5下降为24.3岁。在德文郡的科林顿(Colyton),1560-1646年,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齡是26-27岁,1647-59年上升到30岁并一直保持到1719年,很少发生变化。1720年后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开始持续下降,到1825年,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只有23.3岁。并且1647-1719年问,十几岁的新娘只占4%,而三十多岁的新娘占到了40%,到19世纪第一个25年,十几岁的新娘占到了25%,三十多岁的新娘只有7%。

在结婚年龄下降的同时,已婚比例也上升。在17世纪的后半叶,40-44岁之间的男女人口中,22.9%的人仍未结婚,而到了18世纪的后半叶则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样的情况只占9%;从占人口的1/4下降为1/10。未婚的育龄期妇女比例在1 8世纪初为15%,到18世纪末时还不到初期水平的一半,从同期群来看,人口中从未结婚的比例从1650年出生年龄组人群中的27%下降到1700年代出生年龄组人群的10%,而1740年出生年龄组的人群中,从未结婚的比例低于5%。因为数据仅仅只是根据正式的婚姻登记获得的,并不包括习惯法的结合,事实上,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一形式增加很快。因此,已婚的比例应该更大。

结婚年龄和结婚率的变化对生育产生了重大影响。18世纪结婚的上升足以较17世纪中叶最低水平增加50%的生育。哈巴库克认为,婚龄只需要降低2.5岁便可使每个家庭多生一个孩子。如果将分娩期成人的死亡率考虑进去,那么将会带来0.3%的人口增长率。在整个18世纪的英国,婚姻行为的变化足以将粗繁殖率从不足2.0提高到多于3.0,这一变化十分惊人。在1680-1810年间,每年的内在增长率从零上升到1.5%,其中2/3归因于出生率的变化,而出生率的变化主要是由于18世纪结婚率上升引起的。生育率的变化从年龄结构中得到反映:在1696年时,生育率低,9%的人口超过60岁,31%的人口低于15岁。到1786年,经过几年的生育率的增长,超过60岁的人口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为8%,但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5%,人口的年龄结构更为年轻化,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因此,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因出生率提高导致的人口快速增长主要应归因于结婚年龄的降低和独身人口比例的下降。此阶段英国的人口增长在欧洲不是唯一的,但增长的原因却是独特的,其他地区(如法国)较低的死亡率在人口增长中起了关键作用,而在英国,通过结婚年龄的突然而急剧下降引起的生育率上升是决定性因素。这一独特的模式很可能与英国同样独特的农业劳动力大量无产化条件下的工业化经历密切相关。19世纪中叶后,从18世纪开始急剧下降的未婚人口数目又开始显著增多。到1860年代,大约有11%的40-44岁的人从未结婚,比五六十年前的比例增加了一倍。这成为19世纪末出生率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工业革命对婚姻模式带来哪些革

命性变化

婚姻是建立家庭、繁衍后代的重要方式。它受法律和习俗的影响,更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工业革命改变了传统的家庭形成规范和就业形式,使英国人的婚姻生活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导致出生率急剧上升。

在前工业社会,标准的家庭结构是简单的核心家庭,扩展家庭十分罕见。这是由英国的新居原则(new local)造成的,它要求年轻的夫妇应该在自己的屋檐下自立更生地开始婚姻生活。在此原则下,一般没有两对已婚夫妇出现在同一个屋檐下,当一个儿子或女儿找到配偶,他或她就必须离开,即使会有例外地接管家庭农场,但他必须建立自己的新家,否则婚姻就不会发生。当婚礼结束时,这个孩子就失去了居住在父母家的权利。正因为如此,直到达到完全自立的程度才结婚这一做法推迟了结婚年龄。除了一无所有者,对所有人而言,如果没有合理的经济独立的期望就不要谈什么婚姻。正如奥黛(Rosemary ODay)所言,“在英国近代早期,除贵族外的所有社会阶层,新家的建立都是初婚的结果。”

但建立自己的新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家庭的形成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经济基础之上的,它需要一定的筹建费用及其较高的维持成本。所以结婚的双方在婚前必须具备某种养家糊口的技能或相应的财物,在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添置日常生活用品,在很多时候还包括织布机、针织机等设备。要买或租的东西越贵,筹建和维持新家的费用就越高。和积蓄以便支付起建立新家的费用同等重要的,是获得能确信独立维持新家运转的技能,农业帮工和学徒就有一段重要的训练期,以使年轻男子成为某一生产技能的掌握者,并且能够获得成功的机会。他的新娘则必须懂得如何烘烤面包、修补衣服、纺纱等。大部分年轻人将从佣时的所得积蓄起来,在父母的帮助下才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家。在有产阶层中,父母都通过给予孩子们一份津贴或一笔现金来资助他们的婚姻。一般的普通人则只能依靠年轻夫妇自己来操持。因此,要完成终身大事,有很多障碍需要跨越。至少结婚自立门户所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以及住房等费用,男女双方获得结婚的资源以及必要的技能就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这无疑使晚婚成为常态。里查德·斯密斯总结说,英国经验的特殊性来源于其家庭形成规则的文化独特性,它使结婚年龄和结婚率的变化成为19世纪末以前英国生育率引人注目变化的决定性动力。

工业化和城市化打破了传统的“新居原则”,比如在普雷斯顿这个工业城市里,由于住房紧张且租金不菲,父母与已婚孩子共同居住的现象十分明显,有23%的家户包含有一起生活的亲戚,10%的家庭是父母同已婚子女生活在一起。棉业城镇的城市

工业生活促进了复合家庭形式的形成,增加了父母与已婚子女共同居住的挣工资者家庭的比例;它也增加了年轻已婚夫妇居住形式的多样化,如作为寄居者在另一个家庭中共同生活。1851年普雷斯顿三代同堂的家庭比例比拉斯莱特研究的前工业社会要高,为9%,而兰开夏郡的农村地区则存在大批三代同堂家庭户,所占比例为14%。与父母之外的其他亲戚同住的现象也比较多,占13%。特别是那些青年工人和新婚夫妇在寻找工作时,想方设法住在亲戚或家庭成员那里。因为在迅速发展的城市里,要想找到一套自己的住处相当困难。在兰开夏郡地区的另一个纺织工业中心城市奥尔特哈姆,工人们也经常生活在复合的家庭形式中。可见,“在工业化的初期,亲属关系网通过对新来城市者提供立足点而有利于地理的流动;而且也是一张可以避免在存在着低工资、周期性失业、高死亡率和守寡普遍的社会中出现困难和危机的保险单。”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的新居原则被打破,无疑为青年男女婚龄的提前和结婚比例的上升奠定了基础。

18世纪末就业结构的一个重大特征也发生了改变,并对结婚率产生重大影响,它就是居家农业佣人的减少。在前工业社会,居家帮佣和学徒制传统限制人们进入婚姻市场。送孩子出去服佣是英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典型人口特征,它是年轻人在离开家和结婚之间的一个普遍阶段,是生命周期的一個阶段,拉斯莱特称之为life cycleservants(立身期仆人)。在斯图亚特时代,全国1/4-1/3的家庭都有帮佣,在1650-1749年问,帮佣占整个人口比例的1 4%。几乎每个年龄段都有人服佣,其中15-29岁年龄段的帮佣占到所有帮佣比例的80%以上。除为数不多的显贵、名流外,在成家前几乎人人都有过帮佣的经历。帮佣是劳动制度的主要形式,但成家与帮佣互不相容。哈伊纳尔(J.Hajnal)认为这种帮佣习俗是婚姻能够推迟机制的一个很重要部分,它使人口增长受到部分控制。从1770年代开始,随着物价上涨,农场主发现让雇工搬出去自己生活要便宜得多。这种传统的居住方式的结束为雇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恋爱和早婚自由,独身率和结婚年龄都随之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与此同时,18世纪末发生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状态,大批丧失土地的小农流入城市,加入到工业无产阶级的劳动大军,另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农村,充当农业雇工。农业和工业经济部门的发展给无产阶级工人提供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从而也提供了自由进入婚姻的机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决定性突破意味着更少的工人能够控制其劳动过程。工厂制度的引入,极大地加速了劳动从形式向事实上从属于资本的运动。农民和工匠转变为农业和工业无产者导致家庭形成的策略发生了重要改变。列文认为,一旦财产所有权不再是生产的条件,晚婚及限制家庭规模的必要性就被去除,而仅仅通过劳动本身就可获得收入意味着能够抓住早婚的机会。

在粮食价格上涨和对可利用的土地运用最高的农业技术的刺激下,1760-1815年间掀起了一轮新的圈地高潮,它为农业劳动力提供了新的有规律的就业机遇。随着这一变化的出现,农业工人的结婚年龄也降低。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工人阶级,他们有规律地得到雇用,能够依赖稳定的工资养家糊口。这样的就业形势无疑有利于家庭的较早形成。因此,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农业工人像原工业化时期的人一样,生育力得到发展。人口增长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在乡村工业地区,人口密度更高,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向全国扩展。再者,工厂制的发展给儿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棉织厂,14岁以下的工人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到1835年时达到劳力的13%,孩子能为家庭经济作贡献,所以在大量使用童工的纺织业工业区,生育率要比农村地区高。

四、结语

总而言之,出生率上升是工业革命期间英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出生率的上升是因为经济变化使得人们的婚姻模式发生变化导致的。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出现的这种经济和人口双“起飞”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表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一方面,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的迅速增长,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发展变化。工业化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的步伐,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改变传统的婚姻家庭形成规范和就业形式,这些变化使旧的人口控制机制失效,因而导致英国人口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因此有人说,工业化进程本身就是人口增长的一个强有力因素。另一方面,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的迅猛增长是英国工业革命启动和加速进行、实现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之一。可以说,没有人口的迅速增长,英国的经济起飞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并非人口增长愈快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愈大,人口增长速度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超过生产所能承受的压力。否则只会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工业革命过程中英国人口增长速度比以前明显加快,平均每年人口增长率达到1%以上,但一般未超过1.5%。而且,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可见,工业革命初期,英国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相得益彰,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状态,因而保证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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