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茜茜

契诃夫笔下的女性往往是以家庭为背景展开描述的，在他的小说中，一类是俄国女性在自身家庭中的冲突与矛盾，一类则是女性介入到他人家庭中的冲突与矛盾。本文从女性的爱情观和俄国先觉者女性的心声等方面对俄国女性进行分析。

契诃夫作品中凝聚着他对女性地位与女性生存价值的思考，在这些精彩的小说中，女性被男性摧残，被社会制度所框制，被他人言论中伤，既有包裹在香粉和珠宝下的女性怒吼，也有超越时代的知识分子女性勇敢追求真知的先声。

一、农民阶层家庭矛盾与女性生存状况

在下层愚昧的农民家庭中，家庭暴力残忍地摧残着俄国女性的身心，善妒多疑、缺少教养的俄国农民将她们作为供自己发泄欲望与满足生育传承需求的工具，如《农民》中可怜的基里亚克的妻子玛丽亚。

在玛丽亚耳中，丈夫酒醉时从远处传来的呼唤自己的声音如同从地狱里飘来索命的诅咒声，玛丽亚的公婆对于儿子暴打儿媳的行为只是不屑和冷眼旁观，在这样一个压抑、冷漠、扭曲、暴戾的家庭里，玛丽亚早已放弃了反抗。她用体无完肤的身体为丈夫生下一个又一个孩子，饥饿使她常陷入难熬的苦痛与忧愁。玛丽亚是无数软弱的农妇中的一员，没有文化，思想保守，对于社会问题麻木不仁，胆小怕事的她崇尚权威，迷信怕死，萎缩在一个破旧的织布机前，成为修补着无数件破衣的会说话的玩偶。

（一）农民少妇的形象分析

身处黑暗环境的年轻农妇对于现有家庭的反抗是直接的。她们采用低级的方式，通过身体出轨完成对丈夫的报复和反抗。

《阿加菲娅》中年轻美丽的扳道工的妻子迷恋上了具有颓废忧郁气质的青年萨夫卡，在她眼中这个眼神温柔的青年远远胜过自己结实呆板的丈夫，阿加菲娅放纵自己沉溺在愉情的放松和愉悦中。如果说阿加菲娅是富有活力的女性代表，那么《巫婆》中诵经士的妻子赖萨则是一个可怖的疯狂巫婆。当发现自身情欲的需要被自己愚蠢丑陋、尖酸刻薄的丈夫打压后，温顺的妇女变得扭曲恐怖，她俨然成为了满腔怒火的复仇女神，在欲望助燃下，这个没有情绪的玩偶彻底成了张牙舞爪的疯魔，这种夸张的手法将平凡女性内心深处的原始冲动放大化、魔幻化，将被爱欲控制前后人物的鲜明性格对立起来，表现出女性极易被欲望控制的特性。

（二）俄国贫苦母亲形象分析

《磨坊外》中老妇人的形象是典型的俄国农妇形象，更准确地说，是俄国贫苦母亲的形象。小说中，老妇人只有一个老太婆的称呼，没有具体的名字，这是作家的匠心独运，这样平凡、卑微的老妇人正是每一个贫农家庭中的伟大母亲形象。

“在我眼中他们到底都是我的亲人，是我的安慰……他们缺了我倒能活下去，我呢？缺了他们就好像一天也活不下去……”在受到儿子轻慢对待后，她仍像献宝一样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美食”。在俄国，有无数像老妇人一样贫穷的母亲，在漫长的劳动中磨平了欲望。她们从不提出要求，所有的喜怒哀乐都由子女决定，无论她们的子女贫穷还是富有，她都平等爱护，这些隐忍勤劳、易动感情的母亲们，是俄国家庭真正的脊梁。

母亲们真实的晚年却残酷的可怕：“‘您走开！磨坊老人叫道，推开她递着饼干的手，老妇人窘了，饼干从她的手中滑落到地上，她慢腾腾地往水坝走去……”母亲爱的表达得不到回应，反而被儿子恶意地践踏。

如果婚姻不幸造成了女性年轻时的不幸，那么子女的不孝则是女性晚年最大的悲痛，这也说明了女性的不幸是持久的、绵延不绝的。这种被至亲骨肉冷漠对待的打击对母亲们是毁灭性的，是女性生存的悲哀。冷峻犀利的笔法与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融为一体，浅薄中显现深刻，渺小中蕴含伟大。

二、贵族阶层家庭矛盾与女性生存状况

与其他契诃夫的小说不同，《新娘》中塑造的是一个勇敢摆脱家庭、跳出男女情感和追求真知的知识分子女性形象。

一般说来，契诃夫笔下女性的抗争更多是摆脱现有的家庭束缚，投入可心男人的怀抱。从这个角度看，女性的觉醒还只是停留在满足自身感情需求的身体解放阶段，她们生活的意义依旧是爱情，生命依赖的主体依然是男性，这些沉浸在男性温柔、辗转于多个男人之间的女人最终仍会陷入新的感情困境。

《新娘》中充满了浓厚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道德激情。妮娜对家庭的反抗不是为了逃避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而是她深刻意识到整个贵族阶层的罪，妮娜摆脱的是阶级的扼制、腐朽家庭教育的错误引导以及家族女性使命的束缚。女性的独立绝不是狭隘地作为女性获取情感生活上的主动权，而是作为一个与男人平等的高尚智慧的万物之长获得求取知识、明辨真理的权力，应拥有把握自己人生方向、规划人生的自主权。

逃离约束，跳出情感局限，女性生命中远不止男女之情。

三、女性介入他人家庭的矛盾与冲突——“第三者”女性形象分析

在女性与家庭这个问题中，介入他人家庭矛盾中的“第三者”女性尤为不幸。出身贫困、情感受挫、没有任何独立经济来源的“第三者”女性，是蜷缩在俄国社会阴暗角落里卑微、沉默的存在。

她们是《精神错乱》中男人口中的坏人：“她们眼里只有男人口袋里的钱财，她们放荡邪恶，是连牲口都远远避开的肮脏的存在。”然而，契诃夫以忧虑、同情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她们没有丧失上帝的形象……凡是可以使她们得到救赎的方法，她们总是尽心竭力去做。”这里，契诃夫用理性的眼光去正视这些女性的生存状况，观察和发掘这些女性的内心本质。然而，尽管他有着超越时代的智慧眼光，但仍旧无法避免由于社会環境影响而产生的默认心理，因此，他笔下的妓女虽让人同情但最终落得一个与光明世界格格不入的悲惨结局。

在《歌女》一文中，性格软弱、本性善良的歌女帕莎与自己的捧场人有着不洁的关系，捧场人的妻子在丈夫遭遇事业困境时自私地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丈夫的外遇，她带着社会承认者的态度对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进行了凶恶的言语攻击。同性之间的对峙和双方语言、气势、情态的对比更加突出了第三者女性地位的低下和卑微。

家庭是婚姻的合法保障，被上帝承认并祝福，被社会大众承认，是每一个女性尊严的保证。处于黑暗底层的女性无论自身人格如何无瑕，灵魂如何高贵，在他人的家庭中，在整个社会各阶层人眼中都是尴尬、不屑的存在。

四、结语

总结契诃夫短篇小说中女性与家庭、女性与爱情的观念，不难得出契诃夫对女性情感生活中矛盾的独特见解。婚姻的神圣性在于只有一次，其中对于女性的风险不言而喻。因此，当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和独自生存能力的女性与自己现实家庭出现感情上的破裂和分立后，往往会期待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从而进入另一个家庭。可以看出，寻找情人和拒婚出走都是逃离现有家庭的一种抗争，但抗争的最终结果还是将自己纳入另一个家庭。

爱情，女性情感生活中的主题，却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婚姻，女性必须慎重正视的关键转折，却不是强加在每位女性身上的重负。家庭，女性情感的温馨归宿，却不是女性生命中唯一的出路。

女性应以自己独有的美好品质与男性在人类文明与社会生活中平分秋色。

（河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