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比较文学的百年春秋，从起源、发轫走到受阻停滞的“黑暗”年代、又在打破政治思想的牢笼后重新迸发出活力，走到复兴时期，再到当下的转型阶段和新时期，其间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尤以比较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化最为明显，最为深入历史变迁的本质。本文旨在分析中国比较文学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主流比较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并依此梳理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的脉络，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历程的阐释开启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历程；观念；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徐晓琦，专科学历，毕业学校：山东外贸职业学院，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5-0-02

一、中国比较文学的起源

比较文学起源于20世纪初的法国，法国学者因提倡影响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而被人熟知，其理论体系被称作“法国學派”。在1958年举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美国学者韦勒克批驳法国学派外贸型的研究模式，提出了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方法，开启了比较文学史上的“美国学派”。“苏联学派”则将辩证法贯穿于比较文学研究之中，强调文学发展中的经济动因。而“中国学派”则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70年代钱钟书的《管锥编》问世之后中国才真正地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步建立起来。虽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由来已久，但其从一诞生就带有明显的争议性和复杂性，到目前为止，也很难说已出现了一支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具有稳固地位的中国学派。当然，这些并不说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国比较文学是一片空白。相反，中国比较文学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晋时代。当时所谓的“格义”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文学的渊源，尽管这只不过是一种以汉学来比附外来之学的方法，但它已具备了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的原始动态，还有后来的“合本”方法，即将同一经典的不同译本编订一起，从中相互比较，算得上是开我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之先河。

二、主要的比较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

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是世界比较文学界影响力最大的两种研究方法，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也被普遍采用并对其产生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影响研究又可分为输入影响研究和输出影响研究。“五四”时期，随着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引进，其文学思潮、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亦大量涌入，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不难理解，如果拉长时间点，影响研究在中国被采用较多的则是输入影响研究，即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输出影响研究则反之，是研究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另一种比较文学观是单纯从文学性质出发，就中西文学中并没有事实关联却存在着或明或隐的共通处和契合点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等进行比较分析，找出文化精神的相近或相似之处，得出有益的结论。此种研究方法叫做平行研究。美国学派认为影响研究方法追求实证和讲究事实联系的特性使得其过程琐碎、范围局限，真正的文学研究主要是文学本身文学性的研究，而不是法国学派所提倡的实际文学交往的研究。因此美国学派提倡平行研究方法而反驳影响研究。以上三种比较文学观从研究方法上讲，虽然只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种基本方法，但三种观念分类仍属必要，输入影响研究和输出影响研究在历史上的影响程度和成果多寡上的差别是一方面的原因，更加重要的是两者的区分能够充分揭示文化心理转变的本质性问题，这使得中国文学对于西方文学的影响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其独特和重要的文化意义。

三、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

回首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依其脉络大致将其归纳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尤以比较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化最为明显，最为深入历史变迁的本质。

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轫阶段，时间跨度为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这一阶段前期的比较文学学者大多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五四”时期受到内忧外患的局势影响，一些激进的学者认为东西方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上的差别，因此怀着匡世济民的热忱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科学文化，而同时期的诸多保守主义者则主张发扬“国粹”，保留传统。这种文学间的比较，包含鲜明的价值判断因素，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而更加倾向于文学间的比较。“五四”前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经济等因素上的优劣评判，真正能称得上比较文学研究的，大多属于平行研究范畴。当然，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不是纯粹的比较文学研究，但对于后期的比较文学研究却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促进作用，诸如钱钟书的《谈艺录》，秉承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理念对中西文论进行了相互阐发比较，就是平行研究的典范。同时，在这种思潮发展趋势中，研究者大量运用西方已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来试图解读分析中国的文学作品、文学思想甚至是文学史。中国文学借助这些新鲜的、外来的理论观念既获得了新的视野和灵感，又凭此反观自身的文学特性和发展轨迹。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停滞阶段，时间跨度为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国内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比较文学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导致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受阻，其发展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但仍有少数学者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他们的著作中采用的几乎全部是影响研究的方式。究其原因，大致是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使得比较文学研究本身都成为一个危险的领域，何况平行研究的危险性又甚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主旨是追求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这种普世价值与主张文学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相违背，因此，学者们不敢贸然涉足，也属情理之中。而影响研究则相对安全，这也就解释了此时期仅有的比较文学研究几乎全部采用影响研究方法的原因了。

第三个阶段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阶段和大发展时期，时间跨度为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时间回到1977年，于港台大学任教的外国学者李达三在《中外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文章，名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宣告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同时也象征着中国比较文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比较文学著作涌现、比较文学理论研究开始向体系化发展。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学术著作，大部分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如1979 年钱钟书的《管锥编》，它是一本标志着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复兴的巨著。这一阶段中，只有少数的比较文学成果运用到影响研究的方法。

最后一个阶段是中国比较文学的转型阶段和新时期，时间跨度为20世纪末至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反思与探索并存，延续与创新兼备。比较文学是一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年轻的动态型学科，加之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积淀并独立于欧美文化系统的第三世界国家，原有的比较文学研究观念必然会不断受到挑战，如何摆脱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偏见，如何让文学研究更加贴切中国自身的实际，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存在的必要性便不言而喻。在当前新世纪的文化研究背景下，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学者也在重新审视自身文化传统和外来研究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着思考与创新，致力于在东西方异质文化的碰撞中寻找到一条新的路径，建立起一座跨文化研究的桥梁，在“世界文学”这个综合体中发挥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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