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觉罗·载涛（1887-1970）是光绪皇帝的胞弟、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叔。他一生历经晚清、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直到1970年病逝于北京，堪称这一时代变迁的特殊历史见证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签名，任命载涛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因擅演猴戏，他又被毛泽东风趣地戏称为“弼马温”。载涛被毛泽东亲自任命之后，时常感恩地说起：“知我者，毛主席！”

下文为载涛幼子溥仕口述。

“老载”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权建立后，首任街道派出所所长登门拜访。他告诉父亲：“你虽然是皇族，却不是顽固守旧的遗老。从辛亥革命到国民党政权垮台，在政治上你做到了一尘不染，很不容易。在群众中有威望，现在请你出来参加街道工作。”从此，协助民警查户口、与邻居搞卫生、支援抗美援朝活动……都会出现父亲的身影。其中令父亲津津乐道的一件小事是，人们不再称呼他“七爷”“贝勒爷”，而改称“老载”。他觉得很新鲜，好像这个新称谓缩短了自己和人们的距离。

1950年春，父亲挚友、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来访，二人深谈良久。后来得知，李济深已向周总理介绍了父亲的情况，鼓励父亲要为新中国作出贡献。不久，父亲应邀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上，周总理的一席话令他激动不已：“一届一次会议没请您参加，怪我有大汉族主义。要不是李济深提醒，我把您这位满族人民的代表给忘记了。”周总理不但表示了诚挚的歉意，还送给他一本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的纪念册，进而请他发挥自己的才干，向大会写提案。

当好人民的“弼马温”

同年夏天，父亲提出的《改良军马以利军用》的议案经毛主席、朱总司令批准，并交炮兵司令部落实。父亲捧着毛主席签署的委任状高兴地说：“我演猴戏，孙悟空只当上了天廷上的弼马温。这回毛主席让我当上了炮司马政局顾问，那我就得当好人民的‘弼马温。”

1950年冬，为了满足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需要，朱总司令直接下达命令，让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选购25000匹军马转运朝鲜。父亲不辱使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紧接着，父亲又赴东北、西北各军马场，视察调研并开展改良马种的工作。

年过六旬的“载顾问”奔波在甘肃、宁夏、青海，不畏严寒风沙，不辞辛苦劳累，甚至身上长了虱子，棉被缝里残留着耗子屎，仍然干劲十足地工作着。马政局干部郑新潮曾问父亲：“过去您没吃过这苦吧，您哪儿来的这劲头，一点儿都不比年轻战士差。”父亲爽朗地笑笑，拍拍腰间的手枪说：“我现在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军队服务。周总理礼贤下士，朱老总把全军的军马担子交给我，我心甘情愿吃苦。”

父亲西北之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在塔尔寺会见了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历史上，清朝300余年统治者的民族融合政策，使历代达赖和班禅与清政府的关系很融洽。此次皇族后裔以人民解放军干部身份来青海工作，十世班禅很感兴趣，特约相见畅谈并互赠哈达。二是在宁夏工作期间见到了久别的女儿、女婿和一群可爱的小外孙，尽享天伦之乐。他的女婿达理札雅，蒙族，是阿拉善旗亲王。在解放战争中，他深明大义，率领全旗和平起义，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女儿金允诚（满名爱新觉罗·韫慧）承袭满蒙通婚传统，在草原上数十年夫妻相敬如宾，并在文教卫生妇幼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后任宁夏妇联副主任。父亲看到亲人的巨变，深感欣慰。

1954年，父亲参加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期间，彭真市长、刘仁书记与他亲切交谈。刘仁知道父亲是“老北京”，在不经意间问道：“您久居北京，跟您打听个人，不知道认不认识。”“他叫什么？”“金溥安。”这一问一答道出了一个秘密。刘仁告诉父亲，金溥安在敌伪时期任西陵守备队队长，保护皇室墓地，经过我地下党工作，已就起义大事商量妥当，但是事后此人消失了。

父亲听后既惊喜又不无遗憾地告诉刘仁：“金溥安是我的第三子，1944年突患脑溢血病故。”令父亲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孩子去世前投向了人民革命阵营，虽然壮志未酬，但是金溥安的3个女儿先后穿上了军装，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咱爷儿仨现在是人民代表”

同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召开。会场内外，大家特别关注父亲和另两位代表。一位是父亲的女婿、蒙族代表达理札雅，另一位是达理札雅的女婿、藏族代表班麻旺秀（又名杨复兴，共产党员，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积极参加剿匪平叛战斗。他出生于世袭土司之家，但是他追求进步，主动废除沿袭三个朝代、历时530多年的土司制度，为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三位代表，三个民族，两代翁婿一起与会。这不就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写照吗？

女婿和外孙女婿进京赴会时，父亲不让他们住大会接待部门已安排好的高档饭店，非要他们挤住在家里。那低矮的平房、简陋的设施实在不能接待“高官”，可是这两位旧时的王爷和土司十分乐意这种安排。父亲更是得意地说：“这才是一家人！咱爷儿仨现在是人民代表，住在平房大杂院里会更好地接近人民。”

1955年7月5日，父亲出席了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在大会休息的时候，周总理把父亲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聊了起来。

不久，父亲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活动，并被推举为民族组副组长。

1956年春节，我陪同父亲到李济深家拜年。交谈中，李伯伯提出了一个令父亲深思的问题：“你原本是晚清重臣，皇室成员，现在是人民代表，为新中国服务。你愿意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吗？”父亲听后点头表示应允。

1957年，父亲又出任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他遍访郊区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宣讲民族政策，检查有关民族工作情况。所到之处，均受到群众欢迎。听到大家都尊称他为“载老”时，他感慨万千。

“七爷”“贝勒爷”“老载”“载老”，这四个称谓，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化，更令父亲感到，只有在新中国，人民的关系才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他庆幸自己赶上了新时代，看到了中国的新生、民族的新生、家庭的新生和自己的新生。1970年9月2日，父亲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摘自《今古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