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弘

源自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波及欧洲已8年有余。在多管齐下的猛药过后，欧洲经济终于止住下滑，但难以摆脱增长缓慢、复苏乏力的困境。难民危机又使欧洲社会面临考验。此外，英国脱欧给欧盟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剧了整个世界的疑欧情绪，来自各方面关于欧盟和欧元区将要寿终正寝的议论不绝于耳。欧洲和欧洲经济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看均是其三大顽症在不同层面的反映。

面对日益加重的市场失灵束手无策

市场失灵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生俱来的顽疾。逐利的全球资本使各种规范市场的政治力量黯然失色。近几年，欧盟在公开文件中多次提及市场失灵问题，它在与美国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坚持市场规范的高要价。2014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欧盟委员会工作计划的“十点优先”工作目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欧盟的就业、增长和投资等领域出现的问题就是源于市场失灵。他提出，要投资于内部市场建设、投资于市场缺口、投资于市场缺失的领域，通过投资引导、聚集更多的政府和资本力量共同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投资鸿沟。但问题在于，在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建设欧洲共同市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欧盟既缺乏针对市场失灵进行投资和分配的权力，也缺少能平衡竞争性劳工市场和民主制度并且能够同时维护资本利润、经济发展潜力和劳动者尊严的有效治理体制，英国脱欧更是使本已进展缓慢的欧洲共同市场建设濒临困境。在日益加重的市场失灵面前，欧盟治理捉襟见肘。

决策过程缓慢，治理效率低下

欧盟是民族国家自愿转移主权、通过国际条约实现联合的产物。欧盟成员国在转移一部分权力给欧盟的同时，继续保有一部分权力。国家治理权力的分割、民主授权的不足（或称为“民主赤字”）是一种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势必造成欧盟的决策过程缓慢、治理效率低下、治理功能缺失。例如，欧盟的“决策不透明”和“行政官僚化”饱受诟病；同时，由于欧盟各成员国差异巨大、决策程序复杂、信息不对称，民主流于程序化、符号化、简单化、绝对化。在信息不对称、责权利不匹配的条件下，所谓的“民主投票”成了政客免责的工具。

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引起欧洲知识阶层反思，但欧洲对于民主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经验都不足以应对其民主制度受到的巨大挑战。因此，每当欧洲出现危机，极端民族主义就会抬头。

同时，目前的欧洲社会非常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一方面，欧盟力促机构改革和去官僚化；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的听众越来越多。欧盟经济越是不景气，欧盟政治就越是没有向心力；欧洲政治决策越是繁杂低效，欧洲经济就越是難以恢复发展。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性错位致使欧盟前行的道路十分坎坷。虽然所有的理性思维都指向欧洲一体化发展不可逆转，但如果欧盟不能有效地补足民主参与和有效治理的制度短板，那么，不断重复的全民公投方式将会继续给欧盟体制带来致命打击，促使欧洲滑向衰落。

民众对社会政策缺乏认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欧洲竞争力的持续下滑，欧洲的社会和谐机制受到严峻考验。欧洲共同体建立以后，一边快速扩大内部市场，一边延续欧盟一些发达成员国的“社会伙伴关系”，在欧盟范围内鼓励“最佳社会实践”，带动了南欧成员国社会福利水平的向上趋同，这成为其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降低的重要原因。庞大的福利开支也是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后，西部欧盟国家主动地、南部欧盟国家被动地削减社会福利、紧缩公共财政，试图提高市场竞争力。然而，这种紧缩在欧盟内部并没有达成社会共识，在发展并不均衡的欧盟国家之间出现了诸多矛盾。

在越来越大的社会鸿沟面前，欧盟各成员国政府用于干预社会的能力和权力却越来越小。而逐渐获得了更多权力的欧盟由于没有统一征税的授权，无法在欧盟全境有效地干预市场和社会，无法提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在欧盟内部，资本和社会之间固有的利益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继续扩大。资本的趋利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结构性变化，而富人逃税则大大削减了成员国社会再分配的财力。欧洲民众不断采用各种方式抗拒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使欧洲社会体制处于临渊涉险的境地。因而，只能同时采取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措施，既要鼓励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又要保护欧盟内部市场；既要加大人力资源领域的社会投资，又要努力削减社会福利投入。

目前，欧洲民众的不满情绪不仅表现为反分配不公和反财富鸿沟，而且表现为反经济全球化、反欧洲一体化甚至反对欧洲联合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原则，特别是反对货物、人员、服务、资本“四大自由”中的人员自由流动。欧盟决策者明白，没有社会的支持，欧盟将没有前途，欧洲经济难以真正复苏。但建设“社会支柱”不仅需要正确的政策，更需要合法的体制、可靠的财源以及民众对社会政策的认同，而这一切都需要欧洲进行深入的制度性改革。

（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