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音

在呼伦贝尔扎兰屯市的原丝绸厂建小区里，住着一位99岁的老红军，他就是卫国民，媒体上常常以“百岁老红军”来称呼他。

早在1964年，46岁的卫国民被调到扎兰屯丝绸厂，到1980年离休，原来只有150人的小厂已经发展成为呼伦贝尔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大工厂。那时，一大批天津知识青年支援边疆，来到扎兰屯，投身到丝绸厂的建设。作为厂长，卫国民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给予了帮助。2016年11月，30多位天津知青再返扎兰屯，和当年的老同事们一起，为老厂长卫国民庆贺百岁寿辰。

寿宴上，卫国民高兴地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近40年过去了，这些当年聆听卫国民革命故事的年轻人都已经是儿孙绕膝的退休老人，再一次听到那熟悉的旋律，仿佛回到当年，劳动之余听卫厂长讲述那枪林弹雨的战争故事。

我是铁了心，要跟八路军

我是1918年十月初十生于山西阳城县町店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幼年给村里有钱人家放牛，就是一个放牛娃，没进过学堂，不识字，没念书也没文化，当时连自己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写。

1936年12月爆发的西安事变震惊中外，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开始了全国抗日。阳城县政府随之改名为阳城县抗日救国民主政府，下辖的村都成立了抗日自卫队。这样的抗日民众组织里都是年轻人，我当时19岁，也不懂什么大道理，就随大伙一起宣传抗日打鬼子，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支援八路军救护伤员、运送物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们一边干活，一边生产，没事的时候便集中起来训练，晚上还要到部队参加活动。阎锡山部队里有一个军官会武术，他经常教我们练武，我那时小名叫仔闹，这位军官给我起了大名，叫卫成秀。

我年少时身体不好，1937年3月村政府为了照顾我，让我当了村里的交通员，这个村叫边村，相当于咱们现在的镇，管各个村。我负责往各地送信、送文件，工资是一个月40斤小米（按旧制，16两为一斤）。

卢沟桥事变之后，有一个叫王四狗的人介绍我去参加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是阳城县党委办的，班上共产党员很多，还有一些山西同盟会的人，主要学习一些抗日政策。学习班毕业后，我们很多人都参加了八路军。战事越来越吃紧，八路军和小鬼子在村子附近打过好几场仗，死了不少人。村里的乡亲都知道打仗的事，一些人还专门来跟我们要参加八路军的人说，八路军穷，吃不饱，中央军一个月还发8块大洋，吃得也好。但是我知道中央军打人骂人，八路军不打人不骂人，我是铁了心，要跟八路军。

抗战学习两不误

抗战的烽火迅速蔓延，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我参加的县大队后来变成了新兵连，大概五六个月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129师派来了一个营长和一个主任，还有一个连长，一个连指导员，把我们新兵连编入了386旅772团，我被分配到772团卫生队。到卫生队大概是1938年，我就是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新兵连时我们吃的是炒面，身上都带着够吃三天的干粮。772团新兵连在山西晋城时，二排排长开小差，他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他上大路上劫道，连长发现后就地处决枪毙。这样，连里让我当二排副排长，1939年我被提拔为排长。

11月，领导把我送到随营学校学习。随营学校集中了20多位来自各个营连的战友。1940年1月，我们部队开到了河南识县驻军，129师师部和随营学校相隔20里。我在随营学校学了8个月，先学文化识字，我学了2000多个字，中午别人休息，我就在地上拿树枝写字练字，然后是军事课，学射击，练习瞄准和打枪，后来学习班级、排级进攻。我在随营学校收获很大，学到了很多文化知识、政治知识、军事知识，也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

1941年，我参加了129师386旅组建的武工队，这个武工队不是战斗队，而是宣传队，队长是连长级的。我们在山西高平县、庆水县一带做抗日宣传，争取根据地人民对八路军的理解和支持，组织老百姓交送军粮、做军鞋。我们离鬼子的驻地只有20多里，侦察敌情、站岗放哨也是武工队的任务之一。

1944年10月，我随部队进入延安，并被编入延安抗大七分校，学习炮兵知识。七分校设在南泥湾，学习军事知识之外，我们还要开荒种地、打窑洞。我学了8个月炮兵知识就毕业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按照上级要求，我们学炮兵的学员离开了延安。

解放战场炮兵展雄风

1945年10月，上级让我们到东北接管苏联留下的一些军火。原来，苏联在撤出中国东北时把好的武器都帶回赤塔州，留在东北的都是差点的武器，我们主要负责接管苏军的大炮。我随部队先到辽中县，暂时被安排在四野的炮兵学校。辽南军区向炮兵学校要人，学校派我过去，到了牡丹江又去了辽阳，后来又到了辽南军区侦察部门，想要先听他们介绍了这里的情况。到了那里一看，有几个是我原来的炮兵战友，有的当了副师长，有的当了团长。

1946年10月，上级把我编到辽南军分区独立师三团九连当连长。三团长是河北人，叫苏升智，整个三团一多半是河北人。记得有一次训练炮兵，营长指着前面一棵小树，说谁要是打中就奖励谁一包香烟。有两个炮手各打一发都未中，我去了，一炮就把前面的小树打中了，得到了一包香烟。团里有门大炮，连里有两门小炮，我们九连在山上修了碉堡，炮团团长和政委在山下领着我们训练打炮靶。当时我打出的炮精准到位，是出了名的。1947年，炮团长被提拔到师部当副师长，我就被团里提拔为炮营副营长。

1948年，解放东北的战役打响，中央军委命令林彪领导的四野先打锦州，对东北全境形成“关门打狗”之势。那时的四野叫东北民主联军，我们第五纵队炮团参加了大会战，我军正规部队40万人，东北民工支援部队的人数有100多万。我记得在塔山阻击战中，四野的一个侦察连摸到了国民党剿总指挥部，一阵乱射把敌人的部署全部打乱了。

东北全境解放后，我所在的部队从西风口进到三河县（北京北面）后，部队休整待命。不久，命令传过来了，我们从石景山进入北京。

我们三个军达到丰台时，傅作义派三个师要夺回丰台，我所在的42军副军长吴儒林就把炮兵调了过来。当时部队有12门炮，有山地炮，还有92式山野炮，都直接归我们这个营指挥，炮位布置完毕，却发现没有炮弹。也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情报，得知丰台有一个军火库，我们赶忙过去用汽车把炮弹拉了回来。这样，进攻丰台的三个师被我们炮兵歼灭一个师，投诚了一个师，另一个师跑回北京城里了。这次战斗我们炮兵立了大功，我又被提拔为42军124师炮营营长。后来，天津解放，经过和傅作义多次谈判，北京这座古城和平解放。

解放平津后，党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向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随后南京解放，42军南下，在湖南易昌堵截从重庆逃跑的国民党兵。1950年重庆解放后，42军又回东北，驻齐齐哈尔市。炮兵营在东北种地、休整、训练，大家终于盼来了太平的日子。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太平的日子没过几天，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我所在炮营没能第一批过鸭绿江。当时听说，部队一天一宿在鸭绿江上架起了4座浮桥，一个晚上过去两个军的人。1950年末，苏联给我军一批高射炮、山野炮等，这些炮分配到四个军，各个军都成立了炮兵营。其中，苏联的多管高射炮需要试射矫正。当时，我带了炮营一半的人去铁岭一个叫养马铺的地方试炮，沈阳的一些老百姓，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讲，中国军队和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打仗，那就是拿鸡蛋碰石头。

一时间，人心惶惶，市场物价不断上涨。我们在铁岭训练时正是春节刚过，领导们制定了一个布阵，把东北的所有炮兵部队集中起来，在一天内一起过兵沈阳城。我是炮兵16营的，一个营12门炮，什么形状的都有。还有13辆汽车拉着13门多联高射机枪。沈阳市民一看这样的阵势，志愿军还有这么多炮，打美国鬼子不成问题了。老百姓的情绪稳定了，人们心里有底，物价也就稳定了。

我随部队进入朝鲜，在山羊里布防，我赶上了几次美国飞机轰炸炮兵，六连的炮位没有隐蔽好，连里的两门炮被飞机炸坏一门。在第二次战役后，我所在炮营正式被调到三野27军。

从第一战役到第二战役，我们的志愿军战士除了战斗中牺牲以外，冻死的、饿死的、受伤治疗不及时而牺牲的也很多，也有被美国兵俘虏的。我不怕美国飞机，他一来轰炸，别人进防空洞，我不进，就在外面观察炮阵地布设是否合适。入朝40多天，我基本没怎么睡觉，犯了严重的胃病和肺病。那时志愿军规定重病号回国治病，我只好回到了通化，住了一段时间病没怎么好，又回到辽阳军医院。

当时我的老部队42军驻扎在海城留守处，我爱人也在留守处，看到爱人后，病情也有好转。我到了柳河，人家说你们27军在通化呢！我又返回通化，我的炮团和卫生队都在通化。

我在通化时，听上级说，苏联老大哥又给了我们一批炮，需要我们提前回朝鲜，我便准备再次入朝。当时丹东设有一个入朝检查的兵站，我一检查病情，说我病没好。就这样，组织安排我先治病，并把我又转到了一个城市，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那是大连。在医院住了一年多，病好多了。1952年，根据上级领导安排，我回到沈阳。沈阳成立了4个武装部，让我去其中一个武装部当部长，主要是训练民兵，后来沈阳成立防空高炮团即505高炮团，我被任命为高炮营营长，由于工作干得很上劲，我被提拔为505高炮团副团长。1955年授衔时我被授予大尉军衔，工资每月160元。

转业地方出成绩

1956年，领导找我谈话说，地方需要干部，你转业吧。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内蒙古海拉尔运输公司，任支部副书记，1957年任支部书记。1960年2月，组织把我调到海拉尔乳品厂，任第一副厂长、支部副书记。

1964年8月，组织让我到扎兰屯丝绸厂任厂长。当时的絲绸厂归呼伦贝尔盟工业局管，属于准团级单位。我刚进厂的时候，从人员技术到原料管理，很多方面都需要调整和改进，我把部队的工作作风带到了这里，大伙儿都支持我。我1980年离休，在丝绸厂工作16年，那时候丝绸厂发展得很好。后来还有职工编了四句顺口溜，说丝绸厂“建厂三十年，方圆九万米，生产四条线，职工两千三。”

我在海拉尔运输公司、乳品厂和扎兰屯丝绸厂这三个地方多次受过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和呼伦贝尔盟的表扬（呼伦贝尔盟当时归属黑龙江省）。

回忆起来，我在部队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模范学员和模范道德青年队员，被授予三级解放纪念章和抗战独立奖章各一枚，在抗美援朝中受过一次嘉奖。我1983年10月行政十六级离休，2009年享受副主席（副部长级）医疗待遇，2011年享受自治区政府主席级医疗待遇。

当年孤身一人走出町店村，转战南北，扎根边疆的卫国民现在已经是五世同堂。回想当年，他还总是陷入沉思，他常常告诉身边的人：“我是幸运的，我还能为党和国家工作那么多年，离休后生活安乐平静，各级领导都时时关心我，总来看望我。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共产党给我的，我感谢党，我也会教育我的后辈儿孙感恩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