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 俊

任新民 ：中国航天的“总总师”

□ 郝 俊

在中国航天界，任新民的名字如雷贯耳。他与黄纬禄、屠守锷、梁守一起，被称为“中国航天四老”。

上世纪50年代至今，从新中国第一枚导弹的成功研制到第一颗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直到83岁高龄时依然担任“风云一号”卫星D星的工程总设计师，乃至神舟飞船升空，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个里程碑和功勋簿上，几乎都能找到任新民的名字。然而，对于足以堪称辉煌的事业成就，任新民却总是看得很淡，说自己“一辈子就干一件事，研制了几枚火箭，放了几颗卫星而已”。

一封电报结缘航天

1948年9月，美国布法罗大学第一次聘任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为讲师，他就是任新民。然而，在此执教不到一年时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震动了大洋彼岸，任新民辞去美国的大学教职，辗转回国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回国后，任新民被安排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室担任研究员。1952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封电报，通知他赶去北京。受命急忙北上，陈赓将军接见了他，希望他参与协助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成立工作。

“我在美国学的是机械工程，并非导弹、火箭。”尽管任新民颇感意外，但他决定服从组织的安排。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教研室主任，主要讲授固体火箭课程。

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发展火箭、原子弹等新兴技术，并于当年10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的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作为该机构的组建负责人，钱学森将任新民招致麾下，让他担任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我国的航天事业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第五研究院参与其中的人也多是外行，只有钱学森在美国从事过相关工作。”任新民到任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接收从苏联引进的P-1导弹模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测绘仿制，探索导弹和火箭知识。

在导弹研制冲刺阶段，因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我国的导弹是被逼出来的。”任新民记得很清楚，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虽然仿制成功，但因射程太近，并没有投入生产。”一年后，任新民被任命为“东风二号”导弹总设计师，力求在仿制导弹的基础上能够达到更远射程。

作为导弹的心脏，发动机直接影响到导弹射程。“东风二号”发动机的改型率超过60%，技术难度极大。1962年1月，我国第一台自行研制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成功。随后“东风二号”首次试飞，但飞行69秒后坠落在距离发射地点300米外的戈壁滩上。作为总设计师，任新民当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经过进一步改进，第二次进行的飞行试验最终取得成功。

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搞人造地球卫星，也就是后来的“东方红一号”，而担任运载火箭“长征一号”负责人的正是任新民。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载着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中国由此登上世界航天活动的大舞台。在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任新民和参与研制试验的人员，在天安门城楼上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总理称他们是“中国放卫星的人”。

1975年，60岁的任新民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专门负责运载火箭、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这一年内，他连续组织了三颗卫星的成功发射，尤其是组织使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第一次成功地发射和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我国航天技术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总总师”与“倔老头”

通信卫星工程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我国航天事业的重点任务之一。1975年3月31日，毛泽东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自此“331”工程启动，任新民为工程总设计师。

众所周知，航天工程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而通信卫星工程则由通信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等五大系统组成。“每一个系统都有总设计师或总指挥，而我当时是那些总指挥的‘统帅’。”任新民说。由此，任新民被大家称为“总总师”。

领衔如此庞大的工程，他说：“光环是属于大家的，而失败的原因一定是‘总总师’没有做好工作。”那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和同事们待在一起，工厂里的工人都喊他“倔老头”。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曾为我国通信卫星的发射立下汗马功劳，辉煌的背后，则有一段关于“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3级究竟该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的激烈争论。

氢氧发动机在当时是一项新技术，只有一两个国家采用过，风险比较大。深知困难重重，任新民还是坚持要采用氢氧发动机，因为研制成功后将会极大地提高火箭运载能力。为此，他还立下了军令状。

然而，探索之路却充满曲折坎坷。1978年，氢氧发动机首次试验，由于违章操作，导致10人受伤。这次失败，导致上报给原国防科工委审批的机要稿中，常规发动机成为第一方案，氢氧发动机次之。听到消息，远在日本的任新民连夜回国，再次力主将氢氧发动机列为第一方案。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搭载“东方红二号”试验卫星腾空而起，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发射地球同步卫星的能力，由此成为中国通信卫星工程事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而“长征三号”成功背后的“英雄”，被公认为是氢氧发动机。

载人航天布局人

“东方红二号”升空，同时意味着中国航天事业的“三抓”任务宣告完成。上世纪70年代，国家制定了当时航天事业发展的三项重点任务，被称为“三抓”，即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液体弹道导弹、从水下发射固体战略导弹以及发射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

“任务完成了，你们下一步干什么？”当年，曾有一位媒体记者向任新民如此提问。这一问，也的确把他给问住了。也正是那一年，第七机械工业部正式改名为航天工业部，任新民担任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然而那时的中国航天人，面临着航天事业何去何从的问题。任新民深知，如果没有大工程带动，航天事业的下一步很难发展，人才培养也会面临问题。而从世界潮流来看，发展载人航天是大势所趋。

1985年7月，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载人航天的话题第一次被中国航天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任新民的倡导下，中国首届太空站研讨会在秦皇岛召开，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发出的最早声音。按照任新民的想法，发展太空站“进可以为国防服务，退可以搞科学研究”。

此后，“863”计划为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开辟了道路，技术总体方案和具体路径随之开始进行全面论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大会战再次开启。

究竟是发展航天飞机，还是发展载人飞船？一场围绕中国载人航天如何起步的学术争论持续数年，僵持不下。1990年12月，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任新民担任首席顾问。直到1992年9月21日，《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提出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工程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至此，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并于当年开始实施。那时，任新民已是77岁的老者。

此后，任新民参加了我国载人飞船的全部立项论证工作，并担任方案评审组组长。1999年11月20日，他赶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第一艘神舟号试验飞船出航送行；2003年10月15日，已88岁高龄的任新民再赴酒泉，目送“神舟五号”飞船将中国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

“我几乎是看着中国航天事业成长起来的，对它有非常深的感情，想要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到了晚年，任新民说自己“人老心不老”。2016年11月3日，“长征五号”发射成功。任新民连饭都没吃，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第二天，他在航天中心医院的病榻旁提笔写道：“祝贺长征五号首飞成功。”2017年1月4日，他再次提笔，为长五火箭研制团队写下“长五火箭永葆成功”的祝语。

一个月后的2月12日，任新民因病逝世，享年102岁。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的门口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是的，百年一生，一生一事。他用自己传奇的一生，将中国航天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