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标美国硅谷起步，中关村在借鉴硅谷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求变，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引领着中国自主创新的脚步，其品牌走出海淀、走出北京，甚至走出国门的速度之快、影响之巨让世界为之侧目。

毫无疑问，中关村依然扼守着中国自主创新的龙头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看似无法企及的优势似乎正在被国内创新高地之间的激烈竞争所摊薄，谁也无法预判这种地位还能保持多久。

尽管相较于深圳、武汉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及近几年风生水起的杭州、苏州、无锡等创新高地，中关村多年来在中国科技创新方面的资源积淀和品牌优势短时间内难以撼动，但面对深圳的“硬创”、杭州的电商、无锡的超算，以及这些城市周边环伺的前海、浦东等国家政策高地的助力，中关村着实压力不小。

而纵观美国硅谷、创新国度以色列，之所以能在创新方面让全世界顶礼膜拜，核心竞争力就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以及相应的配套服务体系。对于已经步入创新驱动深水区的中关村来说，汲取更多硅谷的经验加快自身发展，惟有尽快找出与世界的差距并弥补短板，才能更好地继续引领中国的自主创新前行。

与硅谷差距有多大

专利是科技成果的直接体现，而专利体系能力则是实现成果转化的重要支撑。

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的专利发展确实有着很强的实力和极大的潜力。

刚刚完成中关村与硅谷专利比较分析报告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中关村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院院长马一德告诉记者，近五年来，中关村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在北京市比重基本稳定在2/3左右，占全国的比重基本稳定在6%左右，同期硅谷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在加州的比重则一直稳定在1/2左右，占全美的比重一直稳定在12%-13%之间。

美国对硅谷创新的依赖程度可见一斑，这也直接显现出中关村与硅谷之间的差距。

再进一步对比两地2011年～2015年的数据不难发现三个现象：一是中关村的发明专利授权总量低于硅谷，2011年～2014年间，硅谷发明专利授权量之和为6.48万件，同期中关村为4.85万件，硅谷是中关村的1.3倍；二是中关村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历年均低于硅谷，且大部分年份保持在硅谷的3/4左右的水平，虽然在2012年中关村达到了硅谷的82%，但2013年之后二者的差距却逐年扩大，基本维持在70%-74%之间；三是中关村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年均增速近20%，远高于硅谷年均13%的增速，而这与中关村的基数低不无关系。

从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中更能看清中关村的差距：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Clarivate Analytics发布的“2016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榜单中，39家美国企业入选，其中12家来自硅谷，而且是连续多年入选，足见硅谷企业在美国创新体系中的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中国大陆入选该榜单的仅有华为一家，分别是2014年和2016年，中关村则至今没有一家企业上榜。而该机构同时发布的“2016年中国大陆创新企业百强”中，北京43家企业入选，这其中，中关村也仅有联想、方正、大唐、汉王、360、小米等6家企业上榜。

“中关村的创新能力在北京甚至国内确实极具实力，但把中关村放在全球的语境下，显然还有差距。”马一德坦言，衡量一个区域的科技创新维度，主要取决于发明专利的授权量和专利的全球布局，以此审视当下的中关村，可谓是“危机四伏”。

从发明专利授权量上看，中关村与硅谷存在着数量级的差别，硅谷的5家重点企业年度专利授权量基本保持在1000件以上，高通、谷歌、英特尔等2016年甚至接近3000件，而中关村的企业只有京东方在2015年达到1000件，7家企业以百为数量级，其他则不足百件。

从专利布局上看，仅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商业专利数据服务机构IFI发布的年度美国专利授权量TOP50报告可以看到，硅谷企业多年來持续占据榜单前50名，其创新强度已经形成并保持稳定的专利产出状态，而我国自2012年开始才有企业进入，中关村于2016年才有京东方1家企业入选，位列第40位。

马一德甚至认为，自2008年之后，中关村的发展似乎已经略显疲态，不仅没有出现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仅有的几家品牌企业也多是依靠模仿或者模式创新而成功，却并非像硅谷一样源自真正的科技创新，更没有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全球专利布局能力的产业集群。

而有着多年美国硅谷专利诉讼代理律师经验、并于2013年回国创办中国科技企业申请海外专利代理的七星天（北京）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龙翔也直言，尽管2016年中国专利申请的数量达到了百万件，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但这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专利是质量低下的“奖状专利”，既不能用于诉讼也不能拿来运营，走出国门去申请海外专利的更少。

龙翔告诉记者，中国每年有大量的商品卖到美国，但截至到目前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累计获得的美国发明专利仅约3.85万件。换个角度可能更容易理解这种差距，“仅韩国三星一家公司获得的美国专利就达到6万件以上，是中国的1.5倍多。”

更让人担心的是，中国专利的市场价格非常低。龙翔发现，在中国发明专利的平均交易价格约2万元/件。而在美国，发明专利的平均交易价格大约是30万美元/件，是中国的近百倍。而且申请专利也是纯市场行为，政府不会给任何资金支持。

“企业申请美国专利的最大价值就是用来限制竞争对手发起专利诉讼。具体到专利诉讼中，在中国打赢了专利官司，平均赔偿约10-20万元人民币，并且还很难打赢，而美国专利诉讼的平均赔偿是600万美元，也是中国的数百倍，专利价值和专利诉讼赔偿在两国的知识产权环境中，差异是非常巨大的。”龙翔说。

这样的差距也反映在了创新能力方面，中关村与硅谷在发明专利这一重要创新指标上的差距也因此显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即便与国内的深圳等地相比，中关村虽然在品牌和数量上保持着领先，但是在质量、影响力等方面的增速放缓，也正在为深圳、杭州等地的赶超创造时间窗口，更何况这些城市本身也有着自己深厚的资源积淀。

迎来春天但还不是春天

自主创新、转型升级、“双创”示范等等在中关村的风云激荡，各种先行先试政策在中关村的叠加落地，这也让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推进在中关村迎来了春天。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技术转移是绕不过去的关键环节。在北京“四个中心”定位，以及示范全国“双创”等多重机遇下，促进技术转移也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主任黄平指出，在中国一提到科技资源密集，中关村最具代表性，也具备推动原始创新的能力，但大量涌现的创新成果怎么为人所用，这就需要将科技成果用技术转移的方式将资本和市场对接起来。

“将成果转化为产品离不开技术转移，而研究人员并非实现技术转移的人才，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需要用专门的机构和机制将转移过程中的资源对接起来。”黄平说。

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2013年由科技部和北京市支持，北京市科委与海淀区政府共建，并在海淀区鼎好大厦挂牌运营，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便集聚了160多家专业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转化成果达200多个，也让这个原来的电子大卖场，成功变身为服务创新创业的新空间。

“中关村确实有很多非常好的公共平台，像中关村创业大街，互联网金融中心，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中国技术交易所等等，在国际上都很有影响。”亚洲产业科技创新联盟、中国产业科技创新委员会主席郭巍说。

迎来了春天，但毕竟还不是春天！

郭巍继而谈到，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关村在魄力和战略上都走在了全国前面，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平台还应该更加精细化，否则平台的价值就不会得到充分发挥，进而使得平台的发展后续乏力。

“从目前来看，大量的公共服务平台都缺乏后续的系统化服务体系。”郭巍说，比如互联网金融中心，目的是建立科技金融的创新平台，现在却成了仅局限于P2P的服务机构。再比如中国技术交易所，由于对技术交易认知不足，更是变成了门可罗雀的技术大卖场，名声虽然都很大，但效果却不好。

郭巍指出，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较大的影响，转移了大量的成果，但目前是把160多家搞专业服务的人聚在了一起，业务层面还是各做各的，还没有形成一个共享共用的大系统，未能发挥出更大的集成作用。

此外，对于技术转移或者成果转化而言，都需要依托于专业的技术评价体系，国外类似的体系已经运行了多年，研发人员只要在统一的系统中输入信息就会检索到相应的论文、专利、专著、现有产品等信息，便能对技术现状和应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但让郭巍略感欣慰的是，这个体系在他呼吁了2年多后，政府正在着手研究论证。但郭巍认为，中关村作为自主创新的先行先试区，步伐和速度理应迈的更大一点。

在他看来，客观上讲，近年来北京科技创新的力度与外省市相比、与前几年相比都差了很多，对于重大创新项目和重大系统性创新等的支持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比如，为支持科技创新，中关村、北京等各级政府设立了多支引导基金，但这些本该重点支持初创项目以及重大基础性创新的基金，却都是在商业化运作，支持的是一些已经相对成熟的企业，而这些企业本身在融资方面就有相当大的优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基金设立的初衷相违背。

“出于商业化的考虑，引导基金的决策者们永远说着对的话，如在芯片领域之所以投那些生产着低端产品但占有率较大的现有品牌，是因为取代英特尔、AMD是很难的，但问题是中国的芯片，特别是高端产品严重依赖国外，已经超过石油成为第一大进口产品，年进口3000亿美元。”郭巍反问道，难道中国不需要支持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创企业吗？如果需要，这个事情到底是应该政府做还是市场做？如果政府和市场都对这种风险较大，但价值巨大的项目视而不见，又何谈技术超越呢？

“与硅谷相比，中关村的企業还没有根植于这片热土，基本上是‘来得快、走得快、死得快，这也应该引起各方重视。”马一德说，比如近年来政府一直提中关村的科技企业达到2.4万家，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但说了四五年了，现在企业仍然是2.4万家左右，这背后确实引人深思。

这种“三快”的特征在科技企业以及专业服务机构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马一德发现，深圳的大疆无人机、华大基因，无锡的超算项目，都是来自北京的科技成果，但后来却都离开了北京。而目前北京聚集了全国近80%的专业从事技术转移、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机构和人才，但服务的对象80%都在京外。

实际情况似乎也在印证马一德的观点，在北京创业了三年后，2016年龙翔的七星天公司在苏州设立了子公司，开始龙翔还担心北京的员工不会过去，但现在北京原有近60人的团队，2/3都去了苏州，苏州公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壮大到了近80人，受此鼓舞，七星天成都子公司也即将开业。

“北京作为全国的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中心，当然有它的优势，但在生活、环境、客户群等方面，类似苏州、成都这样的城市对我们的业务发展吸引力同样是巨大的。”龙翔说。

症结在哪里

长期以来，中国的专利转化率一直饱受诟病，平均仅为3%～5%，而实际可能比这个比例还低。

这既与中国当前的整体科研实力和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有着直接关系，也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关配套激励政策的修改完善需要时间不无关系，并且全社会的整体科研氛围形成也非一朝一夕之事，目前仍处于培养期。

而具体到专利成果，马一德在调查中发现，在目前的中国专利中，大量是外观和实用新型专利，外观的占50%，实用新型占25%多，发明专利不足25%，而发明专利中可转化的还不到1%，即便是中关村，专利转化率也不到3%，优质专利的可转化专利也不到1%。

究其原因，这一方面与技术转移这件专业的事难做有着直接关系。

黄平就指出，成果转化或者技术转移首先要有政策上的突破，以及体制机制的突破。没有突破，就会导致科技成果的权属不清晰，转化和转移都不会有积极性。

实现成果转化需要技术转移的服务，但转移已并非简单的沟通信息，促进交易，这一行业最初的发展源于信息的不对称，但现在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使得技术转移中的服务开始前移，以前是成果出来后由专业机构提供服务，现在买卖双方其实是创新的共同体，买方甚至服务方都有可能在创新之初便介入其中，由此也带动了技术转移服务模式的演变，律所、投资机构也开始介入了技术转移的业务。

传统模式之下，技术转移就是一个简单的生意，撮合有佣金，理论上是能赚钱的，但技术不是一般的商品，既是非标准化产品，不确定性又太高，周期也较长，中间的跳票跑单很正常，一组人忙活了几年也可能赚不到钱。“投入产出不经济，但事情又很重要，现阶段的技术转移基本上是一个市场失灵的状态。”黄平说。

另一方面，专利的数量与质量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政策的导向却将两者进行了强行挂钩。

马一德指出，国外的专利申请是跟着市场走的，哪里有应用的前景、哪里有应用的市场，专利申请就会到哪里，但中国的专利申请是跟着政策走的，哪里给的扶持多、补助多，专利的申请量就会大，中关村也是一样。

“这种先要数量再提升质量的导向，虽然带动中国的专利数量大幅提升，但其实有很大的问题。”马一德说，企业申请专利是为了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进而得到更多的政策红利。“鼓励全社会去申请专利，如同我们培养小孩子去学音乐、画画，是培养他的兴趣爱好，让他遇到困难时可以用这个去缓解压力，可以用这些方式释放压力和情绪，但现在的导向却是在培养音乐家、画家，可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音乐家、画家。”

马一德认为，树立国人的知识产权文化离不开政府的主导，正确的方式是通过知识竞赛、科学普及等方式，告诉企业为什么做、怎么做，而不是当下盛行的专利评比、风云人物评选等等，并由此变相催生出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应该建立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要对国资、民资、外资等同等对待，形成健全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完善的司法保护体系。”

尽管很多人经常把中关村与硅谷在各个方面作比较，但龙翔直言两者其实根本没有可比性。

“硅谷是完全开放的理念，并且有一整套完善的服务体系，而中关村有了很多先行先试的政策，却大多缺乏完善的配套细则，在硅谷做技术的、做服务的、做资本的都很专注，不会受其他领域或生活等方面的因素所影响，虽然竞争压力很大，但很舒适，而中关村在这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龙翔以自身的经历为例，七星天公司员工90%以上都是硕士以上学历，做的又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度很高、服务于科技转化的事，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七星天却评不上高新技术企业，原因是作为一家从事科技服务业的公司本身并没有专利。而高新技术企业评选的是拥有专利的制造类企业，高新技术服务业这样的新生业态自然就不符合条件。

作为高级海归人才的龙翔，在美国拥有工学和法学两个博士学位以及多年的海外知识产权诉讼经验，归国创业从事的也是国内人才紧缺的涉外知识产权法务领域，連续参加了两年的千人计划评选，在分类中由于没有高新技术服务业类，只能被分到电子信息类中进行评选。结果在评审专家都认为龙翔很多方面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下，因为参选类别不对，连续两年落选。

龙翔认为，硅谷有一整套针对科技创新的服务体系和生态，由一系列非常专业的高科技服务业企业、机构组成。这些企业和机构对硅谷成为全球创新中心发挥了巨大的基础作用，成为了硅谷的“软实力”。中关村对科技服务业的支持也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对高科技服务领域更加重视和扶持，才能对中关村的创新发展形成更大的助推效应。

而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恰恰也是中关村价值的核心所在。

马一德认为，在迈向“世界的中关村”过程中，必须把中关村放在全球新技术变革中与美国硅谷作比较，对中关村进行国际公认和社会广泛参与的评价，利用中关村的无形价值走出一条新路。

“在中关村曾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双创的孵化器比孵化的企业都多，其实真正的孵化器要孵化企业三五年甚至十年，硅谷的企业大部分都有十年甚至更长的创业经验，在这方面国内有些太浮躁和急功近利。”龙翔说。

如何对症下药

或许正如任正非所言，跑得太快了，反而会迷失方向。

黄平认为，对于当下中关村而言，只要营造好一个开放创新的生态，其他都不是问题。

“开放创新很重要。”黄平坦言，开放创新既可以提高创新效率，还可以更快地让创新成果走向市场，并取得回报。更重要的是，创新本来就应该打破物理的界限，让内部与外部形成良性的互动。

“通常情况下，企业研发的前期投入往往是最大的，如研发一种手机屏幕，做了三种方案，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最后只能选择一种，其他两种只能用作技术储备，而现在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就是把技术转移出去。”黄平说。

事实上，任何一个区域要形成创新的高地，并非盖一个楼，给一个名头就能实现，需要用体系创新作支撑。

采访中，马一德和郭巍均向记者表示，形成开放创新的生态，中关村应建立一批有效的科技支撑平台。比如在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成一个公共的大网络，对内，让集聚在中心的160多家专业机构上传并共享信息，避免这些机构间的恶性竞争，推动大家共同发展；对外，让企业知道自己研究的产品有没有市场、有没有侵权、是夕阳产业还是新兴产业。

再比如，针对中国技术交易所当前的窘境，郭巍认为，可以设立一个科技股权交易中心，因为技术不好分割，但可以分割股权，以此推动技术的产权交易。

中关村确实有很多创新的政策环境，但确实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开办一家公司在秦皇岛2个小时就能完成，在北京前后需要2个月。再比如，因为打击非法集资，投资公司北京不让注册了，但上海、宁夏、西藏等地都可以，这些公司不注册在北京，可同样能在北京做业务。

郭巍直言，创新不是搞花架子更不是吃老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触，是因为郭巍针对2014年10月由李克强总理倡议发起、51个国家参与的亚欧科技合作创新中心，曾强烈建议组建一个亚欧科技银行，下设相应的投资基金，通过建立大家认可的技术评价系统和专利库，对成熟的专利成果进行科学评价后入库，一方面政府出资支持专利维持的费用，一方面由市场化专业机构对成果转化和落地进行策划，基金再适时进行投资，但这事呼吁了好几年却在北京始终没有结果，反而科技部和上海共建了绿色技术银行，北京却空留下了一块亚欧科技合作创新中心的金字招牌。

“现在的情况是，一些能够促进创新的平台，外省市削尖脑袋想争取却争取不到，但北京又不怎么在乎。”郭巍对此颇为无奈，他认为，中关村在中国最具备成为硅谷的条件，但却不是硅谷，中关村也应该成为真正的硅谷，而不只是一个高科技企业的办公区。

龙翔则指出，现在很多企业说硅谷很容易拿到风投的资金，那是因为硅谷的投资企业在面对初创项目时，首先要看的就是有没有专利，如果专利储备不足，仅靠商业模式，企业很难融到资金。而中关村的投资则看项目是什么模式，和互联网怎么结合，而一些好的科技项目，其实并不一定和互联网有太多的关系。

一边是平台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而另一边则是北京各个园区之间的高度同质化。

龙翔就告诉记者，他曾经拜访过北京的多个中关村园区，大家几乎都在谈石墨烯、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这表明大家都在“齐步走”，而反观硅谷，硅谷的产业其实是高度异化的，即便是同一产业，不同企业也是专注于某一个细分的领域，差异化的特征非常明显。

在他看来，中关村应该鼓励大家去尝试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环节开展创新，在政策支持上进行更具灵活和更有针对性的调整。比如，为增强企业抵抗海外知识产权侵权风险的能力，可以加大对企业申请海外专利行为的支持，像国内的苏州、成都引进七星天落地，也是通过政府提供扶持的方式，希望七星天帮助他们的本地企业去积极申请海外专利，提高企业在他国的竞争力。

“中关村不仅需要对专利质量进行提升，还需要提升企业的专利运营能力。”龙翔说，在国外，企业买卖专利是为了借鸡生蛋，但在包括中关村在内的国内各地则往往成了买“奖状”，虽然这么说或许有些偏激，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不可否认，作为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中关村，已经借鉴吸取了诸多硅谷经验，开创了独具特色的中关村模式，且相比硅谷，中关村在人才密度、数量等方面更具优势，并且还有着中国广阔的应用市场作依托，正因此，中关村有条件也更有责任发展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