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庙

木门在深夏的夜里时开时合，风像一个行踪诡秘的鬼魂，这回它走进了屋子里，一扬手把蜡烛扇灭了，黑暗重新占据了一切。沉重的黑暗气息使我再一次体验了无所适从，神秘莫测的夜风在我的鼻尖上涌动着。我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接着又连打了好几个。

她曾经用过煤气灶。但是有一次灶盘老是不点火，只听得咝咝咝地响，她不知道煤气已经泄漏了，拿打火机去凑，结果“轰隆”一阵响，把她掀翻在地，好在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从此，她不仅放弃了煤气灶，而且连打火机也不用了。她还是土灶烧柴，还是习惯用火柴。

她想要把蜡烛点上，但是她残疾的左手不很灵活。她左手缺失了小拇指，无名指少了两截。火柴头嚓嚓地响着，燃起光明的些许希望，但事实上只是蹦出了几个火球，极小的火球，瞬间即灭。我说，我有打火机呢。

她顺从地让我用打火机点上蜡烛，屋里恢复了光明。村子里自然早就通电了，但停电也是家常便饭。

她有些责怪地说，你给我屋子里装了电话了，有事没事打个电话过来，不一定要跑过来。她有些狡黠地一笑，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跑过来。

我说，你的手机呢？

手机？她努力回想，说，落在田头了，找不到了，我怕你重新买，就没有告诉你。

我还真不知道她手机掉了，一般打家里电话她都能接到。我高兴地说，傻瓜机掉了最好，我下次给你带一部智能手机来，教会你用微信，这年头大家都用这个。

她一脸迷惑地问，什么傻瓜机，什么智能手机？什么信？

我解释说，傻瓜机，就是指只会发短信、打电话的手机，智能手机，就是指除了发短信、打电话，还有别的很多功能的手机，微信嘛，就是智能手机上的一个软件，你拿着手机放在嘴巴前说话我就能听到，不用打字的。

打电话不是放在耳朵上的吗？她迷惑地问。

我拿出手机，进入微信，在我的妻子雯雯的配合下，我们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指导”她怎么用微信。我試图吊起她的胃口，一再强调只要她一拿起手机，就可以随时看见在县城里的儿子和儿媳。但是随着她一个无声的哈欠，我意识到了她听我“讲解”的无趣，不得不暂时收起手机。本来我还思忖着，如果她有兴趣，我就把手头这部手机先留下来给她。

我说，村子里十几年前就通电了，几年前又通了公路，你也看上电视了，甚至网络都有了，如果你喜欢上网……我停顿了一下说，本来我在县城里放心得很。

是啊，有什么不放心的，只是今天不凑巧，停电了而已。

她看着蜡烛摇曳的火苗，若有所思地说，你小时候从家里偷了火柴，和小伙伴们在重重叠叠的梯田里放火，有一次差点烧到了村子后头的“禁山”上去，我把你的手都打肿了。

她说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那时候所有人家吃的都是“柴排饭”（如今这玩意儿在城里成了“香饽饽”），村子后头的山一度被“收割”得光秃秃。村里出台了一个规定，把此山列为禁山，一年只在秋天开放半个月，其余时间休养生息。村子里的乡亲们只能到更远的山头上、山坳里砍柴。那次火灾如果不是扑救及时，我们几个小不点就很有可能成了“少年犯”，要坐牢房了。

在蜡烛光里，她的眼神显得迷离和虚幻，像是沉浸在了久远的过去之中。她把自己连同底下的竹椅子挪到了蜡烛和木门之间，防止夜风再次把蜡烛吹灭了。她的眼眸里盈满了遥远岁月留下的韵迹，半百有余的她脸上刻满了干燥的皱纹，她的耳朵也由于时间的侵蚀而萎缩了不少。

把门关上吧，我说，你会感冒的。

不，让它开着，关上门的话，屋子里又会显得热，我想如果你现在在县城里的话，还开着冷气呢。

我提醒说，山上凉快一些。

哦，她恍然大悟地说，我倒忘了，我去把门关上。

我抢先从藤椅子上站起，迎着夜风走向黑暗的门口。藤椅子是我几年前和电视机一起从县城里搬过来的，我不知道她平时喜不喜欢坐藤椅子，但是我知道，今天她是特意把它让给我坐了，就像她想当然地以为我怕热，深夜偏要把门打开为我纳凉。我真担心她着凉。

我掩上门的动作比较缓慢，我不失时机地打量外面熟悉的世界，影影绰绰之中，除了停在屋前空地上的汽车给我一个轮廓外，我惊讶地发现我居然在黑暗中也能够辨认出或者回忆起一些谙熟于心的事物了。对面山上是一片松树林子，一条碎石子铺成的小径四分五裂地延伸在林子里，在林子的尽头又会成一处。我掩上门，还上了门闩。

有一件事她一直责怪我。几年前，通村公路本来到不了我家门，是我自己掏了两万元钱，从公路最近的地方接了过来，一直接到我家门口。她说我疯了。

瞅什么呢？月初时节，你什么也看不见。她见我坐下，好奇地问。

我不能确信刚才是不是真的看见林子里的小径了，也许是我的错觉。蜡烛光不再摇晃，她一身的蓝布衣裳却仍给我流动的感觉，像一片波光粼粼的湖水。她是一个红颜褪尽的女人，我突然想。意识到这一点，我坐在藤椅子上顿时如坐针毡，不安地挪动着身子。

在她看来，我那神态看上去也许是对着蜡烛发呆。她解释说，虽然有了电，蜡烛我还是常备着，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停电。

我说，你真的不愿意跟我去城里吗？哪怕我求你？雯雯也希望你过去和我们一起住。

你们怎么还不生孩子？结婚也有两个年头了。提起雯雯，她首先想到的是生孩子，几乎是有点生气地说。

她老话重提，我无以应答。我在外头打拼好几年，在县城买了房子，两年前娶了雯雯，一年前我们刚在县城里注册了一个小公司，事业起步不久，想把公司再做大一些再要孩子。可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把事业做到我们的心理预期，其实我和雯雯也心中没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我说，我们还没有孩子，你就不去县城里和我们同住？

我看见她缓慢而坚定地摇头。她说，这儿住习惯了，你爷爷奶奶留下的房子不能没有人留守，我想什么时候去看看他们也方便。

以前我提议过把爷爷奶奶的这个房子拆了重建，被她否决。我知道她是怕我花钱，而她又始终不肯到县城里与我和雯雯同住。我觉得她简直是不讲理，几乎有点失控地反驳道，你住到了城里，也不影响你回来看望爷爷奶奶，我随时开车送你回来。

你莫非打算再掏冤枉钱把公路接到你爷爷奶奶的坟地？她紧张地问。

我摇头，我确实没有这个打算。

她依然不为所动地说，如果我真的和你们住一起了，你对方山村就没有什么念想了，不会经常回来了。

我无可奈何地说，你说得对，只要你还在方山村，我就会随时回来看你。

萍萍在二十五岁之前的那三年经历，对方山村里的人来说，至今仍是个传奇。二十二岁那年，她和她二十岁的妹妹水水脑瓜子忽然开窍，把家里的黄牛卖了，又向邻里乡亲们借了一笔款子，离开了方山村，在永安镇上租了店面，开起了小饭馆，号称“姐妹饭馆”。倒不是姐妹俩到政府部门里登记了这么个店名（她们一开始什么证都没办），也不是店面招牌上这么写（事实上没有任何招牌），而是方山村里的人先这么叫，后来就叫开了。

自然，田里的园里的活儿她们就此抛下了，这事当时在村子里引起了轰动。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啊。

也许她们这样做是被生活逼迫出来的。一年前，她们正当壮年的父亲在犁田的时候忽然与驭犁的黄牛较上了劲，在正午的烈日下，他想早点耕完田回家，可是梯田太狭窄了，黄牛驭着犁在尽头处转不过弯来。根据他的判断，那是黄牛在偷懒，因为前几次它都转过来了。事实上黄牛可能只是想趁机喘口气，可是鞭子却如雨点般落到了它背上。它憋着万般的冤屈终于把身子转了过来，稍稍伏下身子，牛头对准了他，再往前一蹭，把他顶了起来，头一甩，他就被甩到了下层梯田。

梯田之间也就一层楼高的样子，按理应该是摔不死人的，但是他的肚子被牛角戳开了一个大洞，血流不止。他被发现迟了一些，村里人又没有谁懂得急救，胡乱包扎了一下，抬着步行三十公里送到永安镇卫生院抢救。卫生院不敢收，只作了止血处理（其实那时候血已经流得差不多了），建议立即送县城卫生院。镇卫生院没有急救车，镇上也没有出租车，赶到车站，车站里的大客车因为还没有客满，开始不肯马上发车。一番辛苦的交涉后，大客车终于滚动轮胎了，黄花菜也凉了。萍萍和水水的父亲在大客车开出十几分钟后就咽气了。

萍萍和水水两姐妹的苦难还没有到头，她们一向坚强的母亲在处理好她们父亲的后事后，可能是觉得世上再无牵挂，竟然也在一个月后悄然离世。之所以说是悄然，是因为她是在睡觉的时候永远睡了过去，没有再醒过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

在永安镇上，姐妹俩租下的其实是人家的房子，原先不是店面。这户人家搬县城里住了，就把房子租了出去。房子在镇上的一条小巷子里，从经营的角度看，地理位置其实并不好，但是租金划算。而且是两层楼，一楼经营，后面小部分是厨房，前面相对空阔的地方是给客人们吃饭的。二楼给姐妹俩住宿，萍萍住前间，水水住后间。

方山村人揣测，萍萍之所以决意带妹妹去镇上开店，是因为她曾经跟着父亲去镇上挑过化肥，被镇上的花花世界吸引了。

姐妹俩的小饭馆自开张以后，生意就一直异乎寻常地好。只有姐妹俩两个人，要劳逸结合，只提供中饭、晚饭，早饭不提供。为了买到便宜实惠新鲜的菜料，凌晨就要去菜场，东挑西拣，放在人力三轮车上驮回来。因为还要坐人，只得叫两辆三轮车。一个上午忙下来，中午供客人挑选的熟食、炒菜就比较丰富了，现炒是没有的，因为忙不過来。中饭时间有时拖得比较长，整个下午打理、清场。因为饭馆接待的是以到镇上办事的乡下客人为主，所以中午生意好，晚上的生意就比较清淡，只提供少量的菜肴，基本上饭点一过，就可以打烊休息了。

从此，方山村的乡亲们到镇上买农药、化肥、种子、农具，中午就有了一个好去处。他们早上从方山村出发，走上三四个小时，到了镇上差不多就是吃中饭的时间了，到了姐妹饭馆，看见熟悉的姐妹俩，就像看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当然，在姐妹饭馆开张之前，他们中午吃饭也不是没有去处，但是偏偏那些不熟悉的面孔，其实也多半是从乡下来的，到镇上开小饭馆，就误以为自己是镇上人了，摆出一副城里人的派头，而且因为是临街店面，生意好，对人爱理不理。方山村人觉得自己真是受尽了鸟气。而姐妹饭馆，不仅人熟，可以随便唠叨，价格实惠，而且还提供“方便”：姐妹俩在一楼后面的空地上搭了个棚子，请人把水、电接出去，做了两个简易、实用的卫生间，男卫生间里有一排小便池，有一排蹲坑，女卫生间里自然只有一排蹲坑。卫生间虽然简陋，但是比起方山村里的茅坑，条件已经好很多。像这么“方便”的条件，一般临街店面的饭馆里是没有的。一是租金贵，老板舍不得做卫生间而牺牲了经营空间，二是人进人出的搞不清楚，担心不吃饭的人也混进来“方便”，那不是吃亏嘛。所以老板们总是对憋得一脸通红前来询问“茅坑”在哪里的客人说，这里没有，要方便到镇卫生院、镇政府、镇中学里面去。

酒香不怕巷子深，经方山村人的口碑相传和热情指点，附近几个村子里的乡亲们到镇上办事，也都渐渐地选择了姐妹饭馆作为中午的去处，哪怕绕上一两个圈也在所不惜。而且大家都去姐妹饭馆，彼此混熟了，随时都可能遇见熟人，瞎嗑一番，时光就容易打发，而且精神愉悦，下午的回头路走起来也格外轻松，哪怕挑着担子，也不觉得沉了。

生意愈发兴隆，姐妹饭馆叫了外省一对打工姐妹帮忙，她们分别叫小红、小绿。原先萍萍负责厨房，水水负责外头；有了小红、小绿后，还是萍萍主厨，水水负责打下手，同时负责收银，其他诸如打菜、端盘、理桌、洗刷、拖地等工作则交代给了小红、小绿。有了小红、小绿后，还提供现炒了，因为有些客人不喜欢吃现成的，嫌弃菜冷了，而喜欢吃刚出锅的热腾腾的菜。为节省开支，萍萍和水水没有在外头另租房子给小红、小绿住，而是自己姐妹俩都住到了二楼前间，给小红、小绿住二楼后间。

不仅饭馆生意好，萍萍的个人生活也风生水起。在水水看来，姐姐是恋爱了，对象是镇政府里的工作人员孔武。孔武家在县城，但在永安镇政府里工作，好像还是什么股长。镇政府与姐妹饭馆不远，食堂里只提供早饭、中饭，因为在镇政府里上班的大部分是本地人，所以晚饭要孔武自己解决。自从发现有这么一个好去处后，孔武的晚饭基本上就在这里解决了。他喜欢吃萍萍现炒的菜。时日一长，竟然与萍萍聊得火热，彼此眼神里也多了一层闪亮的光芒。

这事，水水总觉得太不靠谱，但是面对好像已经昏头昏脑的姐姐，她也无可奈何。

在从县城动身开车往方山村的路上，我设想了无数的花言巧语，试图使她对县城里的某些事物产生兴趣，从而动摇她“留守”方山村的决心。方山村人不是说她年轻的时候，就因为跟着她父亲去了几趟镇上，就被镇上的花花世界吸引了嘛。在电话里我给她做过多番思想工作，但她没有松口的意思，我想见面后总能够说动她吧，就算不肯在县城里长住，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跟我进城“试住”一段时间。

然而，在我一路风尘傍晚时分赶到方山村，把车子在屋子前的空地上停好，一抬头，看见一抹夕阳的余晖恬静地照射在她饱经岁月沧桑的脸上，那种平和、安静的气息一瞬间使我羞愧难当。我一下子丧失了信心。我有什么权利迫使她离开这个宁静的家园？

我关上木门后，我们重新围着吃饭的四方桌面对面坐定。她敲了敲桌面，说，夜深了，我给你弄个黄酒煮鸡蛋，吃了好入睡。

她的白发骤然增多了，几乎占据了头顶上的半壁江山。可她才是个半百刚过的人啊。如果是城里有单位的女人，现在离退休也还有好几年呢。更别提那些女明星了，简直是少女模样。

她左边的头发用发夹别到了耳朵后，右边的头发低垂遮住了耳朵。这是她延续了几十年的“发型”。

屋子里不再有呜呜作响乱窜的风，蜡烛的光亮安静地投射。木门和门框上，油漆斑驳，我似乎嗅到了多年前刺鼻的油漆味。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站起身往灶间走的时候说，油漆剥落得不行，当年我可是拿一桶当十桶用的。

她托人从永安镇上买回了一桶油漆，可是还没有等到请来帮工，我已经先干上了。我从一个角落里翻出了刷子，费劲地揭开了桶盖，呛鼻的味道使我差点丢下刷子逃之夭夭。我在屋檐下深吸了几口空气，决定不能善罢甘休。我返身进屋，把门关上，吃力地把油漆桶拖到门后，拿刷子蘸了油漆，就开始给门板上漆了。我先刷门的背面。我的工作效率实在太低，仅仅刷了自己站在地面上够得着的部分，正要拿一條凳子垫高，刷门板上半部分，她已经从田里回来了。

她在门外觉得奇怪，她知道我在家，门是无须关上的，接着她就闻到了油漆味。她确信我已经从门后离开后，才轻轻地把门推开一半（门被油漆桶顶住了），把身子侧进来，看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

我告诉她，我长大了，这事我可以做，不用请村子里的帮工了。

她问我，你一定要自己干？

我坚定地点头，以过来人的口气说，我干过了，很简单的活儿。

她向村里的几户人家借了九个空油漆桶，把油漆平均分配掉，然后又倒入水直至满桶，又向村里的油漆匠借了口罩，向石匠借了眼镜（戴上这东西，觉得世界黑暗了不少，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叫墨镜），使我能够全副武装地上阵。她给我打下手。我用这十桶稀释过的油漆把屋子内外所有露着木头表面的部分都刷了一遍。

灶膛里一片通红，她还在往里面添着柴火，她的背后是柴仓。她不肯从别人那里购买柴火，仍坚持自己去山上砍柴挑回来。我总怕她出意外。

我走了过去，在她身边坐下。她把手伸向灶膛的时候，袖口的衣服往回缩，手臂上就暴出一条条脉络清晰的青筋，在火焰的照耀下显示出勃勃生机。她残疾的左手再次扎痛了我的眼睛。

她说，水烧开了。我接过了往灶膛里添柴的工作，她起身去橱柜里拿鸡蛋和盛黄酒的坛子。我说，多弄一点，别只顾着我。

她说，我喝了就睡不着了。

在方山村的乡亲们看来，黄酒煮鸡蛋相当于“补酒”，农忙时节，女人们往往要为劳累了一天的自家男人弄一个黄酒煮鸡蛋，以补回他一天损耗的体力，也许还要为夜里的床上劳作储藏能量。我小的时候，看见她在农忙时节也偶尔为自己弄一壶黄酒煮鸡蛋。看我眼馋，她就显得犹豫不决，唠叨着：给你吃呢，你还小，不给你吃呢，你又不高兴。犹豫归犹豫，最后她总是满足了我的馋虫。

她给我的印象是喜欢酒，但是她说自己在永安镇上开饭馆的时候是滴酒不沾的。除了偶尔弄黄酒煮鸡蛋犒劳自己，她还在杨梅丰收的季节，专挑便宜的、个头小的、还没有熟透的杨梅浸泡在糟烧里，酿制杨梅酒。杨梅酒可以随便放到什么时候喝，四季不愁。

我说，睡不着又能怎么样，难道你明天要赶在露水退去前上山下田？

好，她高兴地说，我陪儿子喝。

姐妹饭馆顺顺当当地开了一年多，被人举报了。最有可能是附近临街饭馆的老板举报的，也有可能是姐妹饭馆边上的住户举报的，各有各的动机。工商、卫生、税务部门的人相继过来检查，最后被工商部门勒令停业。工商所的人虽然没有给饭馆上了封条，但是要求办齐证件后才允许重新开业，而要办理工商执照，到时要先罚一笔无证经营的款。在办理工商执照前，要先办好卫生许可证，这叫做前置审批。卫生部门的人当时没讲要不要罚款，姐妹俩担心他们临时起意也要罚款。办好工商执照后，再去办理税务登记证。税务部门的人还发话，不管有没有办证，要把前段时间的税补缴上去，具体多少要等他们先核定，还有滞纳金也不能少，也许还要罚款。

萍萍和水水一下子蒙了，镇上的规矩竟然这么多，想不到开一个小饭馆还需要办这么多证件。永安镇上没有工商、税务部门，这两个部门只在毗邻的桐头镇各派驻了一个所，桐头镇的工商所、税务所管着桐头、永安、六溪三个镇。而要办卫生许可证，则只能去县城办了。

姐妹饭馆表面上还继续开下去，但是姐妹俩已打起了退堂鼓，她们总觉得被政府部门“查”了这事说起来丢脸，所以一开始没有声张。房子的租期还没有到，房租都是提前一年交的，先不提能不能要回房租，姐妹俩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去向房东开这个口。如果关了饭馆走人，回方山村种田，亏了房租不说，还不知道罚款能不能免，这些政府部门的人会不会追到村子里去？如果那样，在乡亲们面前就更加抬不起头了。如果继续开下去，不出多长时间，这些政府部门的人肯定又会上门，那时候就直接封门、开罚单了，他们可是警告过的。姐妹俩真是万般纠结，但是面对上门的客人，特别是乡下来的乡亲们，还不得不强颜欢笑。

虽然人前强颜欢笑，但总有真性流露的时候，姐妹俩掩饰不住的紧锁愁眉终于落进了孔武的眼睛里，引起了他的注意，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他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其时他和萍萍已经走得很近，算是基本上确立了恋爱关系，可能只是还没有突破最后一层。这是水水的感觉，因为最近几个月来，饭馆打烊后，萍萍经常和前来就餐的孔武双双离去。晚上永安镇上没有好的去处，只有一个华侨电影院，只有一个放映厅，隔一段时间才换一部电影。萍萍每次回来都对水水说，她和孔武去看电影了。这不可能，一部电影一放起码就是一个星期，他们总不会连续几天去看同一部电影。水水觉得，萍萍很可能去了孔武在镇政府里的宿舍，他们很可能在宿舍里亲热。但是萍萍基本上不会很迟回来，更加没有夜不归宿，所以水水相信她还没有彻底把自己交给了他。

萍萍见掩饰不过，与水水对视一眼，就把麻烦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孔武。孔武说，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萍萍红了脸。孔武意识到在水水面前说漏了嘴，脸上有点尴尬之色，说，桐头镇工商所、税务所里我没人认识，不要紧，它们县局里我都有股长认识，打个招呼，罚款就免了，就当是新开办的，也就不存在补缴税款了，把证办起来就行了。

那卫生部门呢？水水在一旁急切地说，他们说首先要办好卫生许可证。

孔武一拍胸膛说，县卫生监督所我暂时没人认识，没事，朋友找朋友，总能找得到熟人，你们只管安心把饭馆开好，这事包在我身上。

孔武真是个有能耐的人，说到做到，不出两个月，三证都被他办了下来。姐妹俩基本上没出什么力，只是因为各个证上登记的是萍萍的名字，萍萍去了县城和桐头镇几趟，都是孔武陪着去的。

三证办好了，但是水水又多了一层忧虑。直觉告诉她，孔武在办证过程中，把萍萍一并给“办”了。这种事最怕有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就像大坝被挖了一个口子，水流就汹涌而出了。萍萍也一样，一旦被办了，就没有了那么多顾忌，竟然在此后的日子里，回来睡觉的时间越来越迟，最后是夜不归宿。这可愁坏了水水，她只得一个人一大早就去菜场。可是一辆三轮车捎不回来那么多菜料啊，而且购买什么菜料、各式菜料多少、同一菜料什么价位等，她已经习惯了和姐姐商量着办。姐姐骤然从身边消失，水水的心里就空落落的。

萍萍似乎看出了水水的心思，安慰说，他需要我，我不能不陪他，你就叫小红、小绿帮你吧。

水水觉得没有别的好办法，只好带上了小红过去。本来采购这环节很要紧，自己人才放心，但是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好在小红、小绿姐妹俩人看上去都很淳朴、老实，一段时间下来，水水也逐渐放心了，甚至把一些价格不高的菜料直接交代给小红去买了。还是与原先萍萍一起去的时候一样，去的时候两个人坐一辆三轮车，菜料买好了，两个人分别带着菜料，各坐一辆三轮车回来。镇上的三轮车真是便宜，一趟才五角钱。

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水水总觉得，姐姐太放肆了，都没有给自己留后路。孔武的底细她了解吗？别看他现在对她有多好，可是他是县城里的人，还是政府的人，她不过是一个山沟沟里的女孩子，保管他会对她好一辈子？

但是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水水的心竟然也渐渐地宽松了，她甚至有一种侥幸，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孔武仍然对萍萍很好，没有厌倦。她甚至觉得自己错了，他们的感情是真实的，而且是“有效”的，因为萍萍不止一次地和她说过，她已经和孔武商量过结婚的事情了，虽然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何时结婚。

水水就想，萍萍这辈子有福了，今后她就是城里人了，作为妹妹，她自己苦点累点又算什么呢。厨房里还是萍萍主厨，她烧菜的状态也出奇得好，出菜的速度也很快，水水还担心什么呢。不仅如此，萍萍还耐心地教水水烧菜，她特别强调说，火候掌握这一点很重要，不是随便什么菜随便什么时候都要用大火烧的。在萍萍的指点下，水水的厨艺进步也很快。饭馆的招牌菜之一“黄豆炖筒骨”，烧得比萍萍还要好了。

又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水水就想，萍萍和孔武大概是要结婚了吧，姐姐都二十五了。如果是在方山村，哪有姑娘家二十五了还不嫁人的？那肯定就是有问题了。

这么一想，水水真的感觉到了萍萍身上发生了问题，或者说她和孔武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孔武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姐妹饭馆了，而萍萍越来越频繁地去镇政府找孔武，哪怕是在中午客人最多的时候。可惜的是，萍萍每每满脸通红地回来，脸上还残留着泪痕。

萍萍的焦虑传递给了水水，她甚至比她更焦虑。但是萍萍总是反过来安慰水水说，没事，他父母不同意，他正在做工作呢。

水水尖锐地发问，是他父母不同意还是他玩腻了？

你怎么能这样说！萍萍以不可思议的表情打量着自己的妹妹说，他对我是真心的。

事情的发展超出了姐妹俩的预计。这天上午，水水正指挥着小红、小绿把從菜场买过来的材料分类完毕，正在清洗，萍萍眼睛红红地回来了。水水见状，立即扔下手头的活，陪着姐姐去了二楼。

孔武要走了。他父母动用了关系，把他从永安镇政府调到了县城的城关镇政府。萍萍说，孔武的父母就是为了切断儿子的念想，把他从永安镇调走。

水水不敢再埋怨姐姐，说，那接下来怎么办？

萍萍说，孔武说我可以写信给他，也可以去县城找他，他有空也会到永安镇找我。

水水直接地问，我是说你们还打算结婚吗？

萍萍的眼神有些呆滞，目光直直地瞅着水水，说，他就要走了，我不敢逼着他问，他说过我和他是在谈恋爱，谈恋爱不等于结婚。

他耍流氓！水水尖叫着说，那他什么时候走？

今天就要走了，他不要我送，说单位里的同事会送他的，人多了，看见我不好。

这是什么话？水水气愤地说，他觉得你丢他的面子？

孔武在要走的当天，或者仅仅是提前一天才告诉萍萍，水水觉得事情不妙。时间证明了她的判断是对的。接下来的日子里，萍萍多次给孔武写信，可是都石沉大海，要打电话，没这个条件，当时全镇只有镇政府里有电话。看着日渐憔悴的姐姐，水水决定替姐姐去一趟县城。她之所以不建议姐姐自己去，是怕姐姐看见不好的东西，出什么意外。

这天下午，忙完了饭馆里的活，水水就坐大客车去了县城。车站很小，惟一的班车就是发往县城的，都是等坐满了人才发车。这么一磨，水水从县城车站出来，急急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到了城关镇政府的时候，已经是下班的时间了，镇政府里的工作人员陆续从院子里出来。水水不敢进去，她怕传达室里的老头盘问她什么，于是就在镇政府对面的一个面馆里坐了下来，要了一碗青菜肉丝面，眼睛直直地盯着镇政府大门。她想，只要孔武一出来，她就要冲出去揪住他，问他为什么对萍萍始乱终弃？

反正水水觉得，孔武一开始对姐姐就是“玩玩”的，而不仅是他父母反对那么简单。否则他为什么不给姐姐回信？他又不是镇长，忙得没空回信。就算是镇长，也要惦记着家里的婆娘呢。

水水吃完了一碗青菜肉丝面，孔武还没有出来，她怀疑在自己到来之前孔武就已经从镇政府里出去了。那么明天再到这里守候？水水来的时候本没有打算在县城里过夜。也许他还没有出来吧，她觉得最好是到镇政府里走一遭，找到他的办公室，眼见为实。就在水水举棋不定时，她看见了那张熟悉的脸！

是的，孔武是出来了，但是水水却突然丧失了冲上去的勇气。孔武是和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女同志一起出来的，在出大门前，他们有说有笑，举止亲昵，一出了大门，好像就更加没有什么顾忌了，两个人竟然手牵起了手，那个女同志不好好走路，偏偏还要把头侧到他的肩上。这个年代，男女青年公然在大街上手拉手，举止亲昵，他们是什么关系，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水水真替姐姐感到不值。

水水赶上了去永安镇的最后一趟班车。她感到解脱了，心里竟然还无比的轻松，她觉得不应该向姐姐隐瞒什么，她就是要把看到的“风景”告诉姐姐，让她的心死了，她也就能够重新无牵无挂地把心思放在饭馆的经营上了。姐姐长得漂亮，又有了钱，不久的将来不愁嫁不到一个好男人。她一定要把姐姐风光无限地嫁出去。水水的心里头竟然升腾起了一股母爱的情怀。

萍萍的反应在水水的意料之中。她的脸色开始很难看，“死人脸”。过了很长的时间，她的脸色终于舒展开了一些，说，明天开始还是我们姐妹俩去菜场，让她们守饭馆里就可以了。

水水觉得萍萍是想通了，这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姐姐要重新回归到没有男朋友的生活中。自从孔武走了，姐姐“回归”的这段时间里，水水没有主动要求姐姐陪她去买菜，她知道她情绪不佳，所以还是和小红一起去。姐姐能主动有这番表态，也许表示她已经幡然醒悟。

在菜场里，长久未光临的萍萍表现出了孩童般的好奇心，她觉得这样要买，那样也要買，只是价格怎么都涨了呢？原先不是这样的价啊。面对的都是熟悉的肉贩子、菜贩子、海鲜贩子，水水觉得很难为情，萍萍不应该在价格上表现得如此苛刻。因为长期以来相对固定地在几个摊位上购买，大家都已经是老熟人，人家已经尽可能地优惠给你，你还挑剔，脸面上就过不去了。

要买一整条猪后腿，黄豆炖筒骨这菜用得着，还要单做“红烧猪脚”。猪后腿过秤后，肉贩子就把它放在案板上，拿起砍刀在猪腿上起起伏伏，这是“点”，骨头都点开了，整条猪腿的皮肉还是连在一起，拿回饭馆去再切。

肉贩子正在娴熟地做着这项例行工作时，一开始嫌猪腿涨价的萍萍忽然说，会不会是死猪啊？看颜色怎么不大对头嘛。

水水正要制止，脾气暴烈的肉贩子已经甩下了砍刀，说，我还好心帮你们点骨头，算了，你们拿回去自己点得了。

水水见事已如此，不好当着姐姐的面拉下脸求肉贩子，悻悻地把点了一半的猪腿放进编织袋，拉起萍萍就走。

回到饭馆，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也许是为了逞强，也许什么原因也没有，萍萍憋着一口气，非要自己点猪腿。水水本想把这项“粗活”交给小红做，见萍萍执意如此，也只好顺着她。

饭馆里没有类似于屠夫手里的那种砍刀，萍萍使用的是菜刀。也许是刀具不合手，也许是萍萍心浮气躁，猪腿在案板上显得很不安分，一刀下去，它总要蹦跶一下，有一次甚至滚出了案板，滚到了地上。猪骨头传递回来的反作用力使萍萍右手的虎口隐隐发麻，像是一股轻微的电流穿过。萍萍想起了屠夫点骨头的时候是用另外一只手按住猪腿一端的，这样它就不会乱滚动了。萍萍左手按住猪蹄部位，右手扬起菜刀砍了下去，这回很顺当，猪腿没怎么滚动，还听到了喀嚓一声骨头被切开的声音。萍萍不免有些得意，顺着猪腿自然往下延伸部位，手起刀落，动作越来越利索。她边砍边想，屠夫也不过如此罢了。

啊……

水水听到姐姐一声异常凄厉的叫声，立即抛下手头的活跑到了姐姐的身边。菜刀已经掉落在厨房湿漉漉的地上，萍萍的右手搭在左手腕上，身子像受冷似的哆嗦，她的左手上血糊糊一团。尽管血肉模糊，水水还是意识到发生什么事了，她低头在地上寻找，在菜刀的边上她找到了两截手指。

水水和小红以最快的速度把萍萍和她的两截手指送往镇卫生院。镇卫生院的医生给萍萍清理了创口，做了止血处理，但是镇卫生院没有条件安排断指再植手术。与三年前一样，镇卫生院还是没有急救车，镇上也还是没有出租车。三个人赶到车站，车站里的大客车还是因为没有客满，不肯马上开车。水水表态说，按全车客满的票价款，由我一个人支付，立即开车。车子是开了，萍萍也比她父亲幸运，她没有死在大客车上，但是她的断指也许就是死在了车上，因为三个人心急火燎地赶到县城人民医院的时候，医生说断指时间过长，所有神经都坏死了，已经回天乏术了。

萍萍就这样失去了左手的小拇指和两截无名指。

我想我有点醉了，煮了鸡蛋的黄酒，入口几乎无味，很容易下肚，可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发挥作用了。我们依旧面对面围着四方桌坐，蜡烛搁在桌子中央。蜡烛的火焰在她的眸子里荡漾开来，飘飘忽忽俨然无数个小精灵。

锅里还有呢，喝吧。她示意我把搪瓷碗里的黄酒喝光，我顺从地一仰脖子喝掉了，刚要抹嘴，她说，把鸡蛋也吃了，对了，我给你去拿调羹。

不用了，我说。我仰起头，把碗口对准自己的嘴巴，荷包蛋哧溜一声就滑进了嘴巴里。这活儿我小时候就操练得炉火纯青了。

她已经把自己面前搪瓷碗里的黄酒喝完，本来量就比我的少，而且没放鸡蛋。她看着我把鸡蛋吃下，感慨地说，小的时候我尽量不让你喝酒，因为你是个“酒徒人”（本地人对酒鬼的称呼），你发起酒疯可真是力大无穷，还记得吗，那次你偷喝了我浸泡在坛子里的杨梅酒——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旋得开盖子的，我可是用布条缠得死紧——竟然把水缸也扳倒了，差点把你淹死。

她回忆起我当年的狼狈模样，脸上挂上了笑意。我也朝她微笑，但却是难为情的笑，为小时候的自己感到羞赧。大概我小时候偷酒吃，喝醉了酒闯祸，也是这么朝她傻乎乎地笑。

儿子，我算了一下，你今年满二十六了，还是嗜酒如命吗？她几乎是得意地发问了，马上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对了，雯雯和我说过了，她盯着你的喝酒问题呢，而且她也不让你在家里抽烟，你只能躲到阳台上抽烟，是这样吗？

我想她指的大概是从她见到我的第一面起，到现在已经满二十六年了。我苦笑着承认道，是，你儿媳管控酒，又管禁烟，除了阳台，我有时也躲厨房里抽烟。

你可以在妈这里抽烟，她宽容地说，城里的女人啊，就是规矩多，这也不行，那也不许。

喝了酒，我的烟瘾也上来了。于是我点上了一支烟。

在缭绕的烟雾中，我忽然看见她脸上舒展开的皱纹又紧缩了，就好像她一下子藏起了自己的心思。但是岁数是藏不住的，尽管在蜡烛昏黄的灯光下看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她头上的白发正在急剧地扩张着地盘，也许不出几年，黑发就将全军覆没。就像一个由黑发和白发组成的蛋糕，白发多了，黑发就少了，白发每长一根，就有一根黑发消失。如果她能跟着我去住县城里，我第一件事就是带她去条件好一些的发廊，把黑白搀半的头发染黑。

她拿过我面前的搪瓷碗，起身去灶台给我盛酒。望着她的背影，我突然想起她曾经是有过“机会”的，与村子里的一个哑巴结合的机会。哑巴除了不会说话的缺点，一表人才，听力尚可，视力一流，尤其是其他条件很优越。哑巴的两个哥哥都被他们的舅舅带到了欧洲，具体地说是在荷兰，据说开餐馆赚了很多钱，隔几年回一趟方山村，给每户人家都发了红包，按他们自己的话说，除了钱，也没有什么可以孝敬父老乡亲们的。他们经常掏出面值一千元的荷兰盾，在孩子们面前炫耀，问他们这张钞票值多少钱。那不是一千元吗？孩子们说。错了，这是荷兰盾，一个荷兰盾值四个多人民币，你们再说说这张钞票能值多少钱？

哑巴如果不是哑巴，也肯定追随着哥哥们出去了。因为他是哑巴，不要说到了国外还是不会说话，首先签证就办不了，因为以“劳工”的名义申请出国，到大使馆求签证，要接受面试的。所以哥哥们就把一个光荣的任务交代给了哑巴，就是让他安心在家待着，陪父母种田，父母则帮出国的他们带小孩。国内计划生育抓得紧，他们把老婆带出去后，就在那边源源不断地下崽，养几个月就送回来给老人们带，养大了再过来带出去。两个哥哥发话了，只要哑巴照顾好父母，他们会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哑巴，像哑巴娶老婆这样的大“事业”，一切费用包在他们身上。

尽管背靠大树，但是哑巴毕竟是哑巴，完好无缺的姑娘家嫁给他还是需要费思量的。于是有好事的妇人就把目光瞄准了左手残疾的萍萍。其时，萍萍和水水已经回到方山村有一段时间了，連本带息偿还了所有的债务，安心务农。不管她们自己怎么想，反正给乡亲们的印象，她们与三年多前父母刚死后的那一年没什么区别，番薯园里的，水稻田里的，什么活儿姐妹俩都能干。而且姐妹俩言谈举止间，无意地多了一层镇上人的派头。

之前的事情我略知一二。萍萍左手残疾后，水水起初的主意还是把饭馆开下去，经营的门道已经轻车熟路，放弃了可惜。这一点萍萍也不反对，但是她自己坚决要回家，水水大不了再叫一个帮手嘛。水水思前虑后，最后决定还是把饭馆关了，回方山村。她对萍萍说，我们都大了，也没有心思嫁给城里的或者镇上的男人，那还不如回家种田。

我不知道是由于我的出现，而导致萍萍拒绝了哑巴的提亲，还是哑巴那边的人看着萍萍的手里凭空多了一个婴儿，而断绝了这份念想。我很侥幸地出现在哑巴遣人来提亲之前的几天，那是一个凌晨，当萍萍开门出来的时候，看见了蜷缩在门槛外、屋檐下的我，我被包裹在襁褓里，只露出一张被冻得发紫的脸门。那肯定是我这辈子最可怜的时候，尽管不是冬夜，我也已经被冻得半死。

萍萍和水水吵架了，这回不是为了负心郎孔武，而是为了来历不明的我，以及可能由于我的出现而导致萍萍对哑巴的拒绝。那段时间她们吵得很凶，一连几个月，隔三岔五地吵，只差动手了。热吵之后是冷战，冷战持续了一年时间，心灰意冷的水水把父母留下的房子让给了萍萍和我，把自己嫁到外村去了。

我惬意地抽完了烟，把自己搪瓷碗里的黄酒匀了一半到她的碗里。我说，妈，咱们干一杯。

我以为城里人这“干杯”的做派她会不习惯，但是她豪情万状地举起搪瓷碗说，儿子，咱们干一杯。

我举起搪瓷碗，趁机要挟道，那你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明天就走？

你总是这么狡猾，她开心地笑了，说，我决定好了，等你和雯雯有了孩子，我就到县城里给你们带孩子，除去你们的后顾之忧，以后过年过节啥的，你和雯雯也不用那么不塌实了，不用辛苦跑到乡下来看望我这老婆子了。

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这一趟总算没有完全白跑。回去以后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雯雯，让她尽快地“大肚”、下崽。

我举起搪瓷碗。两个碗在万籁俱寂的乡村夜晚里响亮地碰在了一起。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