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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与身份建构

2017-04-24

关键词:跨文化身份建构

许 雷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珠海 519000)

文化研究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与身份建构

许 雷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珠海 519000)

文化身份关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质,包含着促进个体了解自身与身份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经历之间的关系。仅对文化身份做本质主义的坚持是不够的,因为身处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人们各自具有复杂的生活方式及社会实践途径,若从本质主义出发,文化身份只能作为个人或民族部分特征的代表,不能成为差异性的全面体现。尝试从文化研究领域出发探讨身份概念及分析视角,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一个更具普泛意义的参考模式。

文化研究;文化身份;跨文化对话

“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1认为,正如其他批判性智识一般,文化研究没有“绝对的起源”,也少有延续性,主要源于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2]57对于如何界定文化研究的范围,霍尔认为“文化研究所做的就是将一切与智识资源有关的事物都调动起来以便理解我们的生活现状以及所处的当下社会。文化研究面对的对象既包括学者、知识分子也涵盖了其他人。恐怕没有知识分子能担此重任,我也相信没有一所希望在21世纪来临之际有所成就的大学对当下世界所出现的种族及族性问题能做到无动于衷。”[3]343

本文拟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内(CCCS)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研究成果进行跨文化对话中文化身份寻找与确认分析。作为一个处于不断变动中的过程,文化研究是关于意识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聚焦于“我是谁?”或主体中的集体身份。在理查德·约翰生看来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并非文本,而是每一个流通过程中的主体性形式及包括他们的社会身份。[4]34因此,身份问题占据着文化研究的中心议题。

为了使论述更为集中,本文将从文化研究视角检视文化身份概念提出的背景、内涵、建构途径及效果。

一、文化身份提出的背景

作为首位将“文化身份”概念引入中国的学者,张裕禾指出“文化身份从地球上的人类以家庭、氏族、部落、城邦、王国、帝国或共和国为单位,群居在一起的时候起就存在。”[5]69但作为研究课题,文化身份的探讨起源于19世纪的殖民主义时期,彼时欧洲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对殖民地所谓“落后”民族进行研究,以便制定相关的殖民政策。在此期间,他们发现了不同民族内部文化的统一及文化身份的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及冷战带来的两极化世界政治、经济的对抗与竞争,“文化身份”相应地成为解释不同民族差异的因素。如何捍卫和界定自身民族文化身份成为第三世界的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必然包含权力因素,文化身份成为世界政治碰撞中的关键一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时代两极格局终结,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不同民族间的主要区别不是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5]69-70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提出此时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问题是“我们是谁?”[6]21人们开始用共同的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因此,后冷战时代的人们被文化统一在了一起。人们对政治的运用并非为了促进自己的利益而是界定自己的身份。我们只有在了解他者身份的前提下,才能知道自己是谁。换言之,文化身份的形成过程预设了“他者”的概念。正如赛义德所言:“文化远远不是单一的,统一的或自成一体的。它们实际上含有的外来‘成分’、‘异物’和‘差别’等等比它们有意识地排斥的要多。”[7]16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身份为我们界定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并将此呈现给我们及我们所处的社会。由此在文化研究过程中,身份问题至关重要。它不仅成为理论意义上的观点代表,同时也折射出当前的政治竞争。[8]301乔治·拉伦(Jorge Larrain)则认为,文化研究视野下,文化身份与个人身份之间又存在两方面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文化是个人身份的决定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文化与各种生活方式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所具有的连续性、统一性及主体意识特征仅在其与个体身份进行交互比较过程中得以体现。[9]143由此,基于历史经验的身份挖掘,将文化研究从曾经的社会研究推入了主体自我呈现的世界。而文化身份也成为构建自我以别于他者的主要工具。

二、文化身份的内涵

对于文化身份的定义,较为一致的说法是文化身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意味着拥有共同历史及祖先的人们所共享的文化特征,体现了民族共有的历史经验及文化本质。正如霍尔所说:文化身份意味着掩藏在集体下的“真正自我”。共有的历史与祖先,使我们成为一个具有同一性、连续性、稳固框架的民族。而这些属性也构成了复杂、多变历史语境中的稳定、统一的民族真相。[10]223

但文化身份并非一成不变的固有文化传统,这种非历史的本质主义定义忽视了文化身份的另一面。斯图亚特·霍尔就以对话的方式对文化身份的呈现提出了不同的致思视角:在同一、相似的表象下,作为主体的自我在深层次上仍存在“我究竟是谁?”以及“我会变成谁?”的差异性探寻。我们无法忽视具体历史语境介入下身份的独特属性,也不能毫无根据地宣称“特定时期的某种经历即意味着一种身份”。

霍尔的文化身份概念兼具本质性及变动性。“差异性”在霍尔的文化身份观中尤为重要,它带领我们将目光聚焦于文化身份中的个性成分,也带来了文化身份概念中非常重要的洞见:文化身份是主体不断定位过程中的界定历程而非纯粹超验的本质属性。

本文的理论架构核心,即霍尔所说“身份并非外部的表征而是内部的话语建构”。[11]4没有前在的,单一“本我”,主体性及其身份并非始终如一,而是通过话语进行建构,且具有不稳定性、片段性及偶发性。

三、文化身份建构的手段与途径

在斯图亚特·霍尔看来表征(representation)是某一文化众成员间意义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通过描绘或想象进行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生产,它既可以指称真实的世界又能想象虚拟的人物。[12]15-17文化流通过程中表征的地位与作用如图1所示。

图1 文化流通图

可见意义的生产与身份建构、表征之间交互作用、影响构成了文化间的循环。译本建构也是一个表征过程。跨文化对话中的文化身份建构本身就是一个在西方中心主义影响下如何构建文化自我,在种族、文化冲突过程中如何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异质性、普适性及可接受性的历程。

随着世界格局从两极向多极时代的发展,约瑟夫·奈尔(Joseph S. Nye)用“软实力”(Soft Power)这一概念指“一种吸引别人认同的能力”,它是“无需采用威胁或报复的手段即可实现本国期望的一种力量”在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外。[13]5

古代中国以自身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及文化艺术,在东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及“朝贡体系”。而今通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拼搏,中国终于凭借自身努力登上了国际舞台。作为唯一有历史承续性的文明古国,在原子时代的今天,单纯凭借武力来征服世界的传统方法已不现实。如何通过增强文化影响度及同化度来进行软实力的建构以增进中西间的理解与沟通,这才是维护和平,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条件。

党的十七大就曾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口号。[14]14如今, “中国梦”是一个蕴藏在每位中华民族儿女心中的理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需要积极弘扬民族文化、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提升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的提升主要有三种来源:“本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13]5-11全球化语境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多地是通过文化价值观及实践活动的传递。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包含有普世价值且其文化政策促进他人认同其价值与利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及义务,促使该国更有可能实现自身所期望的结果。由此,跨文化对话的中心并非主义、理念和社会制度,而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习俗,借以建构中国美丽可亲的魅力国家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同化他人的接受。

如前所指,真正的中国文化传统是已经沉积在中国人民心理结构、思维方式、情感态度中的国民性格,而这些因素均指向历经千年早已融入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思想。因此,如孔子所说“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15]172今日的文化身份建构更多地关注如何将中国传统进行创造性地转换,而不是如同“五四”时期一样全盘否定传统,打破偶像崇拜。

文化身份的正确建构与定位成为发挥国家软实力的路径与前提。由此,现阶段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主要依靠本国政府资助及推动完成,而不似西方通过强大的媒体运作及宣传组织。在软实力建构过程中中国具体通过:

第一,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合作共赢的和平外交政策,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

第二,中国积极入世后,注重区域间和全球性的经济合作与外交,广泛开展国际经济交流,增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为施展软实力准备必要的条件;

第三,推动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力度,主动开展文化“走出去”的实践,增加中华民族文化的感染力,提升中国形象。

就文化“走出去”而言,语言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第一所由教育部资助的孔子学院进行汉语教学、通过将儒家思想融入汉语教学过程中以此推广中国文化,同时“你会说汉语吗?”也成为海外人士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必备素质之一。这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步伐的加速,同时也意味着西方世界“中国热”的出现与升温。但语言传播并不能代表中国软实力的真正提升,与经济贸易顺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影响力上的赤字与巨大逆差。

就图书进出口贸易而言,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多年来面对欧美的逆差达100:1以上。2004年,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694种,输出22种。[16]这一尴尬现状反映出我们文化影响力的薄弱及软实力本身的亟待提升。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扩大文化影响力、建构独立文化身份的海外文化传播战略项目,如,早期的《中国文学》(1951-2001),熊猫丛书(1981-),1995年国家新闻总署的“大中华文库”项目,2005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发起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10年由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均意在让世界了解中国优秀的作家及诗人作品及本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

中国传统经典《论语》的英译也经历了从最初的精英知识分子译者自发英译行为转向政府资助的“中译外”,体现了跨文化传播背后文化身份建构从自我建构向民族文化及文学身份集体建构的转向。毋庸讳言,新世纪中国为了在实现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更好地为世界接受,应该向本国及世界人民更好地宣传及阐释自身的文化精华及精髓,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与程度决定着跨文化交流中误解及障碍的清除。

四、文化身份建构的效果

长久以来,来自西方世界的耶稣会士、传教士、游记作家、译者所描写的中国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整体想象。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也一直游移不定,具体表现为“狂热”、“憎恶”、“友善”。[17]142-143这种左右摇摆的态度取决于其自身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根据自身需要所进行的集体想象,而并非真实、客观地复制,再现。

19世纪前中国文化被西方世界视为优越于本民族的文化,西方世界将中国描述为一种“神话”,而非感知的形象。在他们眼中中国具有西方世界所缺乏的自由、道德、理性,是一个品德高尚、文明繁荣的民族。这种描述充斥着欧洲,造就了西方世界的中国热。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成功、资本主义制度的崛起,以及海上霸权的确立,西方列强眼中“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作为一个日渐衰落、腐败的封建国家被西方视为负面与低下的异国,对她抱有一种“憎恶”甚至是仇恨之情,而这种情绪反过来成为推动对本土文化确立与肯定的正面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对外文化交流的增加,以及中国政府通过文化外交等一系列手段所塑造的一个积极、主动的中国形象,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逐步转为“友善”,这是基于相互尊重,双方认同的正面、双向交流。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逐渐占有一席之地,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描述也逐渐从曾经黑暗、贫穷、落后、腐败转向积极奋进、阳光向上,如,好莱坞电影中正面中国元素的增多,北京奥运会,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与之相随的作为中国文化核心内容的儒家文化的大力推介等。西方世界不再走向强调“幻象”的狂热以及“边缘性”的差异的极端,而是将中国文化视为生活在身边的一种平等他者。另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作为大国的崛起让某些西方国家感到了威胁及压迫,因此不断抛出“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的论调,再次反映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矛盾态度。

新世纪如何传递一个充满鲜明民族特征的国家形象对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言至关重要,由此,中国核心价值体系儒家经典的译介对于提升中国形象、传递中国和平崛起的信息、促进外国民众对中国的理解施加影响。2011年孔子“行礼作揖”的30秒动画短片在纽约时代广场亮相,表达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更为西方世界传递了一个恪守儒家伦理的国家形象,而并非一个崇尚武力的危险帝国。

五、文化身份建构的意义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观正有助于我们跳出本质主义的泥潭,从身份政治及后现代视角综合探讨文化身份概念。

从十九世纪以来开始在西方出现的“黄祸”说直至今日的“中国威胁论”,难免使西方世界看待中国文化时带有一种异样的眼光。文化身份关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质。若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丧失了民族性的文化,就很可能不再具有生生不息的精神,只能成为西方文化、文学的附庸,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于本研究而言,文化身份研究有助于我们厘清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选择的基本文化身份要素,着眼于积极的文化身份建构。通过考察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典籍的阐发,综合梳理如何在跨文化对话中进行文化身份建构,保持自己一定差异性的同时,注重与世界文化的融和与互鉴,使民族核心传统进入西方英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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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赵启正.中西文化交流严重逆差?中国文化要振兴[C/OL].[2017-03-20].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2165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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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No.:G02 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Chinese Culture's Going Abroad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y

Xu L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 Dong Polytechnic of Science & Technology, Zhuhai, Guangdong 519000,China)

Cultural identity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 nation, covering a wide spectrum of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xperienc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formation. People have their own life style and way of carrying out social practice in different social historical contexts. Cultural identity can only be seen as a partial representation of individual or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rather than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diversi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no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order to provide a more general reference model for Chinese culture to go out of China.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identity; trans-cultural dialogue

许雷,博士,讲师,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立项课题(编号:GZGZ5414-44)的阶段性成果。

1672-6758(2017)04-0056-5

G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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