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在中华女英烈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这就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缪伯英。

缪伯英（1899年10月～1929年10月），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人。其父缪芸可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致力于“教育救国”，尤重妇女教育，曾参与创办过好几所中小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在父亲的教育和熏陶下，缪伯英从小就喜欢读书，1917年7月，她以长沙地区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此后，不满20岁的缪伯英，奔赴北京读书，踏上了新的人生历程。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为各种新思潮所激荡，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的新气象。那时，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其中不少人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缪伯英也是如此。

她到北京后不久，就认识了正在北京大学文科政治系学习的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校内广泛流传，各种社团纷纷涌现。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到北大读书看报、听演讲。不久，她暂时中断了在女师大的学习，到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

俄国十月革命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东方古国。北大教授李大钊、陈独秀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新青年》杂志是他们的重要宣传阵地，缪伯英每期必读。她很欣赏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并在北大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等课程，深受启发，深刻认识到社会弊害太深，改良的道路行不通，只有通过斗争的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骏、朱务善等1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讨论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理论。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10月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刚诞生的北京共产党小组，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为了充实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力量，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邓中夏等人入党。缪伯英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最早的一名女党员。

这一时期，缪伯英的思想有了很大发展，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观察、思考问题。她在1920年12月15日写的《家庭与女子》一文里，对妇女发出了“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喊，号召女同胞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她与何孟雄志合道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21年秋，两人结婚。婚后，他们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寓所。这个新家庭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出席共产国际“四大”而取道北京时，就住在他们家里。伯英、孟雄一面读书，一面从事群众运动，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雄”夫妇。

接受革命斗争风暴的神圣洗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已经担任北京地委书记的何孟雄赴京绥铁路指导工人罢工。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管妇女部工作。她根据党的指示，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

同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不久，她又南下，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

1923年2月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全力以赴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这次罢工，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缪伯英与几个同志秘密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在革命的熔炉中，鍛炼得更加成熟了。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曾赞誉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杰出的妇女工作领导者

1925年1月，缪伯英、何孟雄来到长沙。此时，她应长沙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的聘请，到女师附小担任主事（即校长）。

缪伯英在长沙期间，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请她担任湘区委的第一任妇委书记。据李维汉回忆：“1925年初，我去省立一女师附小访问伯英同志，代表湘区委员会请她担任妇委书记，适何孟雄也在，都是第一次见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出色，有显著成绩。她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在缪伯英主持湖南妇女工作这段期间，正值我国大革命的高潮时期。1925年3月12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不幸病逝，长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悼念会，缪伯英与李维汉、易礼容、郭亮、肖述凡等，被公举为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处的职员。她在会上的演讲言简意赅，通俗地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关于国民革命的主张。

此时，我党还派缪伯英参与湖南省妇女进步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改组后机关移至星田一女师附小内办公。在她的指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

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使赵恒惕军阀政府坐卧不安。赵恒惕对长沙进行戒严，有的爱国人士遭到杀害。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受难者，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省会各社团负责人在第一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她与出席会议的左派代表一道，在会上坚决揭露和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筹备湖南省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并担任大会的主席，邀请陈章甫、周以栗等著名共产党员登台演说，扩大了我党的影响。

在武汉和上海的不懈斗争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从北京调来，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此时，缪伯英也被派到了武汉。

缪伯英的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临去湖北时，她父亲把跟随了自己多年、贫苦老实的族侄缪位荣推荐给她，一同前往。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活动，9月迁往上海。由于斗争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缪位荣、何重九同行。

在上海，缪伯英任沪东区委的妇委主任。何孟雄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此外，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的职业，担任物理教员，为了便于开展地下工作，她曾化名廖慕群。

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很险恶。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慎重。她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要提前搬家。为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需要找到借口，缪伯英就装作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干脆把家丢弃，只身走掉。

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方归，到家还要继续工作。缪位荣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对那种紧张而又危险的生活，开始我还不习惯，有时晚上被惊醒过来后，好久睡不着觉。但我发现他们很坦然，也就放心多了。我在伯英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决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也学会从容不迫地处理突然情况了。”

缪伯英是我党具有较深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就不强壮的身体拖垮了。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时年30岁。在病危时，她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

（责编 / 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