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厚均　余思嘉

一

张步真的新作《江湖之远》是一部演绎与岳阳当然也与湖南相关的历史文化名人精神世界的散文集。

任何一种文化，最先总是产生于最底层的民间社会实践。然而，文化的集成、创新、传播则更多地依赖于相关的文化名人，她们同时也是文化最典型的符号。文化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文化名人史。因此，张步真先生對于岳阳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世界的探寻实际上也就是对岳阳文化精神的探寻。

饶有意味的是，该书的标题使用了“江湖”这一概念。这里的“江湖”除了我们经常使用的文化上的隐喻意义外，更多地还是实指，即长江和洞庭湖，有时“江”也涉及到岳阳境内的湘江、资江、汨罗江。近年来对岳阳地域文化的描述与定位，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江湖”这样一个概念。相较于过去单纯的东洞庭湖文化的说法，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在突出岳阳独一无二的交通地理优势的同时，也内蕴着岳阳文化的形成与演进，地理交通上的枢纽对应着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江湖既是历史文化名人进出岳阳的必经之道，同时也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江湖是这些历史文化名人交通与精神的双重驿站。

二

《江湖之远》正是落脚于江湖，通过对往来其间的历史文化名人的追忆，来探寻岳阳文化的形成与演进。全书17篇文章，以江湖为中心，以时间为线索，对近20位历史人物进行了追忆。该书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其中前8篇，涉及唐以前由外地经江湖入岳阳的历史人物，后8篇中有7篇则对出生本土后经江湖而投身外省甚至海外的历史人物进行追忆。介于中间的一篇是《一篇文章和一座楼》，围绕《岳阳楼记》讲述宋代的滕子京和范仲淹的故事。这样的布局，不能不让我产生这样的判断：该书的前半部分，作者着眼于主流的、官方的文化如何通过江湖的鼓荡而得以深化并为本土所吸纳，后半部分则着眼于本土文化如何通过江湖的外拓而获得开阔的视野并得以成熟后反哺本土。也许这正好吻合了岳阳文化形成的历史轨迹：从文化的吸纳到文化的拓展。而中间的这一篇，所记载的恰是岳阳文化主体由外而内转型的标志性的文化事件。作者自始至终坚守着这样一种文化观：岳阳文化的吸纳与拓展，与交通地理上的江湖密不可分。

由此在《一个人的河流》中，我们看到，屈原是怎样在流放江湖之后，行吟泽畔，写下了以《离骚》为代表的著名诗篇，而这些篇章在之后又如何孕育了一种新的精神：“在屈子祠缅怀屈原，你同时还会发现，屈原被放逐到湘沅地区来，是顷襄王变着法子整人的结果。在华夏的版图上，湖南地处偏僻，‘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曾国藩《湖南文征序》）。那时更是荒凉。乖戾而愚蠢的顷襄王所不知道的是，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四季分明，人民热情忠厚且刻苦耐劳。他当然更不会料到，屈原忠诚刚毅的品格，壮怀激烈的胆略与气势，经过不断发酵，对这块土地长时间的滋润与浸淫，铸就了一种湖湘之魂：经邦济世，上下求索，为理想献身而无私无畏！”

《得江山之助》更是把张说和岳阳江湖的关系演绎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张说“受贬谪而来到这洪古蛮荒之地，他身心疲惫，放浪于湖光山色之中，昔日那些禁锢和条条框框，自然失效并消遁了。他有自己的伤痛感，于是直抒胸臆，一吐心中的块垒。他这期间的作品，包括那些牢骚满腹的诗作，由于通过描绘洞庭湖的自然美景，抒发自己的思君、思乡之情，同时还把这种感情上升到对人生、宇宙的哲学思考层面，给当时的诗歌创作别开了新生面，因而成为盛唐脚步渐近的标志性作品”，这就是《新唐书》中所说的“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而另一方面，作为诗人，张说也成就了江山之美，“是张说在屈原之后，以他的生花妙笔，描绘了洞庭湖的瑰丽景色，以及湖的大气、美气、灵气，还有那鱼腥气！”由于张说的影响，当时一大批诗坛名人纷至沓来，又留下了许多诗词佳作，而后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络绎不绝，洞庭湖、岳阳楼由此而成为文化圣地。

李白在到达江湖岳阳之前，早已是才华横溢，甚至就在不久，还写下了《早发白帝城》这样的不朽诗篇，但岳阳江湖独特的地域风貌还是让他获得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把他的浪漫主义诗情推向高峰，而这样的一份浪漫与大气，又最终成为岳阳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正是作者在《洞庭赊月》中向我们展示的文化场景：“站在城楼举目四望，只见万里长江滚滚西来，湘资沅澧四水涛涛北上，八百里洞庭在此汇流，一条银色巨龙蜿蜒东去。大约几万年以来，洞庭湖就是这样大吞大吐，不辞辛劳，不舍昼夜。雍容大度，汪洋无际！李白在城楼上流连，震撼，激动，激荡着一种生命精神、一种宠辱皆忘的人生境界。”李白的《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抒写了自己精神上的升华，同时又第一次把之前的“谯楼”“南楼”称为“岳阳楼”“第一次把在岳阳楼上观赏大江大湖景色写得如此邈远开阔、如此浑然天成”。

三

《岳阳楼记》的始作俑者和作者，都是岳阳之外的文化名人。他们成为一个高峰。他们联手对几千年来作为南方蛮夷通过江湖接纳来自中原文明的成果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总结和表达。他们同时也是一个枢纽：他们之后，岳阳本土文化具备了和中原对话的能力，其标志就是岳阳本土文化名人的层出不穷，从夏原吉到左宗棠、郭嵩焘、刘璈、吴獬、苏舆……他们通过江湖走出本土，他们的对话成果最终又通过江湖反哺本土，岳阳文化由此熠熠生辉！

这正是我们在《江湖之远》的后半部中看到的文化景观。

如果说，该书的前半部是写来自北方的文化人物或为南巡或遭贬谪而飘落到遥远而陌生的江湖的话，后半部则正好相反，是写本地文化人物带着满怀的抱负远离江湖。远在江湖与远离江湖，正是“江湖之远”的双重含义。他们带着江湖赋予他们的秉性，从江湖出发，走向远方，在那里，他们打拼，建功立业，经邦济世，或成功或受挫，最后或者彻悟人生，回归江湖故乡，或者无怨无悔，带着江湖的性格，永向远方。

郭嵩焘、吴獬、苏舆，在历经一番远方的波澜起伏后，最终归隐故乡，他们带回了新的文化基因，他们否定之否定的人生历程，促进了岳阳文化的螺旋式上升。

左宗棠、李元度、刘璈，同样有远方的风光与挫折，同样有强烈的归乡情结，左宗棠一直挂念着他的柳庄，在离别24年后重回故里，其时已是65岁高龄，李元度甚至有过一段赋闲居家的经历，但他们老骥伏枥，听从了远方的召唤，左宗棠在柳庄只呆了6天，便启程江宁，李元度同样在65岁之时接任贵州布政使兼按擦使，最终均因劳累，死于任上。刘璈客死遥远而寒冷的黑龙江，虽是被迫害的结果，但我们依然可以想见，如果不是身体疾病，如果能等到当地守将穆图善将军为刘璈平反成功，刘璈也一定会像李元度一样，不汲汲于个人得失，为镇守东北边陲死而后已。至于那个生长于岳阳楼附近街巷的不知名的美丽的徐家媳妇，虽是被外敌要挟离开江湖幽禁杭州，作为一个弱女子，她只能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持自己人格的清白，“从今后，魂断千里，夜夜岳阳楼”，一首《满庭芳》作为岳阳的文化符号抒写在遥远杭州的那幢豪华的大宅里。

四

江湖作為水的形态，生生不息，永远处在变易之中；江湖作为交通驿站，永远是一个枢纽，在这里发生的是往来，是交流。由此，相对于其他静止的、封闭的环境，这里的文化因为多了一份变化而变得难以把握。

也因此，《江湖之远》并不是一部岳阳文化的判词或者说明书。正如该书的内容简介所说，该书揭示的只是作为中国精神重要元素的“忧乐文化”的炼成过程。对过程的关注，是作者的智慧，抑或是一种无奈。但不管怎样，该书为我们探寻岳阳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岳阳文化从来就不是一种可以简而言之的文化。它是丰富的，不断变化的。《离骚》作于汨罗，但它不只是汨罗甚至岳阳的，《岳阳楼记》的意义也远远超越了对岳阳楼本身的宣扬， “上下求索”与“先忧后乐”是岳阳文化精神但更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岳阳有没有更为内在的文化精神？如果我们从中国最长的江和最大的淡水湖的交汇而成的“江湖”这一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来思考，接纳包容与开放进取就自然会进入我们的视野。

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江湖之远》虽然每一篇都在试图寻找一个新的角度，每一篇都力求表达一种新的认识，但远在江湖的接纳包容与远离江湖的开放进取就像一根隐藏的红线贯穿始终。这是作者笔下文化名人的行走轨迹，是文化的演进形式。在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当这种轨迹和形式反复出现而成为一种定式，它就有可能获得一种形而上的意义，成为文化本身。很显然，《江湖之远》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但它给了我们某种暗示和启示。

在这里，我还要指出的是，在几千年的文化演进的历史中，岳阳因为其通江达海的江湖地理，在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江湖之远》的意义不只是为我们探寻岳阳文化提供启示，它同样是我们研究了解湖湘文化的重要参考。

五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任何一种文化，它产生于民间社会实践，而最终也必须扎根民间社会实践，才有活力，才能发挥其巨大的能量。文人对于文化的表达、阐释、创造，只是文化形成的一个方面。没有民间参与的文化只能是一块轻飘飘的文化招牌。

《江湖之远》的部分篇什涉及到了文化名人与底层的血肉关系。《左宗棠与柳庄》描述左宗棠穷困潦倒做上门女婿的故事就十分精彩，最令人感动的还是《终识人间有此君》中缪冬生冒雨收敛郭嵩焘遗骨的故事：大跃进时代，有人砸开了郭墓，忽然乌云滚滚，大雨倾盆，掘墓人纷纷四散，一位叫缪冬生的年轻人，冒雨收敛了郭的遗骨，因为缪的爷爷曾经是郭家的佃户，爷爷多次跟他说过郭翰林的故事，满肚子学问，待人又仁义，出于一种对前人的尊敬，一种与人为善的本能，缪用一个陶罐盛好郭翰林的骨殖，掩埋在自己的父母坟边，此后每年清明为父母扫墓时，也不忘为郭翰林献上一片心香。从这个真实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作为文化名人的郭嵩焘与作为农民的缪氏爷孙的精神的交融。

可惜的是，也许是因为资料的原因，也许是因为作者主要着眼于文化名人的心灵史，这样的接地气的文字在书中并不多见。这不能不是本书的一个小小遗憾。但我们对岳阳民间文化中江湖特质的演绎充满了期待。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 佘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