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晔

众声喧哗应当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意味着复杂、多元、新奇的文艺生产方式和文学批评形态的生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刚刚过去的2016年，省外“湘籍作家”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盛情演绎，实现着自我在创作与评论上的双重狂欢。

2015年，当我们首次聚焦省外“湘籍作家”时，对这一群体的概念和特点做了清晰的说明，这里不再重复。只是，今年入选“湘籍作家”名录的由14位变成了13位，他们分别是：韩少功、黄永玉、易中天、李少君、陈启文、熊育群、彭学明、蒋子丹、郑小驴、田耳、薛忆沩、盛可以和周瑟瑟。从总体上来看，较之2015年，2016年许多“湘籍作家”在创作的内容和文学样式上都有新的尝试和改变，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特征，续写着属于他们的文学情缘和壮丽篇章。他们的创作对湖南本土文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助益，为当代湖湘文化的异质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全国的文学版图上增添了新的色彩。

一、用小说之笔思考多维现实

“湘籍作家”群体2016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韩少功、田耳、郑小驴等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共同努力，他们用小说的神来之笔建构宏阔的艺术世界，立足当下，反思青春、思考现实人生。

著名作家韩少功2016年的文学创作成果主要体现在：散文《守住秘密的舞蹈》载《十月》第二期，同时被《散文海外版》第三期、《中华文学选刊》第六期、《新华文摘》第七期全文转载；短篇小说《枪手》（中文版）载《收获》杂志第四期，并被《中华文学选刊》第十期和《小说选刊》第十一期同时转载；中篇小说《赶马的老三》（英文版）载12月份的《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杂志；长篇随笔《革命后记》（韩文版）载11月份的 《Geulhangari Publisher》杂志；另外，在《中国翻译》杂志第二期发表了重要的学术访谈文章——《只有差异、多样、竞争乃至对抗才是生命力之源》等。创作全面，硕果累累，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成熟作家的活力与核心创造力。这里，我们重点探讨其短篇小说《枪手》的叙事艺术。

《枪手》的故事从“油印体工序”开始，作者用万余字的篇幅讲述了“我”和夏如海、夏小梅兄妹之间发生的一段真实、离奇而又荒唐的故事。在那个舞刀弄枪的动乱年代，“我”被“枪手”夏如海误伤，但并无大碍。多年以后，我作为一名知青下乡插队，没想到在插队的日子里，多年前的那次意外竟然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和夏小梅的求助……这一连串破碎、杂乱的生活场景看似偶然，却意外拼接成了“枪手”夏如海、夏小梅的悲剧人生。一方面，《枪手》篇幅短小，却内涵沉重。透过文本，我们发觉，似乎疯狂、无序、荒唐、杂乱、悲伤这些沉重的字眼都可以跟它扯上关系，谁也无法否认那个年代的典型表征：无序和贫穷。如果没有“无序”，就不会有擦枪走火；如果没有“贫穷”，就不会有走火误伤的持续发酵，最终也就不会有夏家兄妹的命运悲剧。这是《枪手》所透露出的叙事逻辑。另一方面，《枪手》巧用叙述手段展现精致故事。按理来说，《枪手》所涉题材的“宏大叙事”至少得用一个中篇的篇幅来承载，何况“宏大”之中还多了几分沉重。但作家仅以区区万余字之“身躯”穿越十余年时光隧道承载起如此厚重的内容，足见其构思的缜密和叙事能力的高超。如果没有缜密和机智的叙事能力，就没有故事的精致，有的只是一个故事甚至是故事的梗概而已。《小说选刊》编辑转发这部短篇时，在“稿笺”上的一段话对《枪手》的叙事逻辑和内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他說：“一段无序特殊状态里的风云际会与萍水相逢……三个少年像是在那个时代的蜡纸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不一样的刻痕，在本应阳光灿烂的青春里，枪声、劳作，与寻找、拯救交织往复……剥离出一段个体命运的沉浮，绘制出了岁月的斑驳和支离破碎。夏如海用传奇和热血、夏小梅用柔情和锲而不舍，‘我用这则隐晦的寻人启事，完成了致青春！时代吞噬了一些人，消隐了一些人，却让往事与回想更加清晰、萦绕不去，难以磨灭。”那个年代有时代印制的疯狂与荒唐，更有无序、贫穷导致的凌乱而错位的青春。一切都像是油印一般，带给人震撼，却始终无法忘却。

中年作家田耳是“70后”的重要代表，迄今已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六十余篇，文章多次被各种选刊、年选转载，曾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2016年是田耳小说创作的突破之年，共有三部重要的中短篇小说与读者见面。它们分别是发在《北京文学》第十二期的中篇小说《附体》、发在《江南》第一期的短篇小说《给灵魂穿白衣》和发在《作家》杂志第五期的《婴儿肥》。《附体》讲述了“我”到韦城学厨在表哥家住宿，被失去独子的表嫂当成自己儿子灵魂的附体的故事。故事情节简单，逻辑也不复杂，但在表嫂满怀希望、理所当然的“附体”背后，闹出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风波，让“我”尴尬、无奈，进退两难。其实，“我”和表嫂的遭遇反映了当下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生活的艰辛与无常，有时候会让人失去独立面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我”在家里面临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只能选择沉默，丧失读大学机会的“我”只能一个人出门远行学艺讨生活；表哥、表嫂本应拥有美好的婚姻生活，但“丧子之痛”几乎将一切幸福与美好瞬间葬送，表嫂用沉闷与封闭远远地将丈夫拒之门外，同时也拒绝了整个世界，直至“我”的到来。“附体”成了表嫂摆脱痛苦的唯一办法，但小说结尾“我”的远离又似乎告诉人们，人间的有些痛苦是无法进入，更是无法沟通和解决的。一个人内心强大与否的标志是是否能承受失去。如果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健康，甚至失去了生命，我们还能做什么？通过《附体》，我们看到，表嫂是无法承受生命的偶然与意外失去的，而“我”因无法理解这种失去的痛苦而茫然无措。这篇小说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为我们揭示了人类情感的最薄弱处；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思考如何面对生命中的偶然与意外。也许，就像作家自己所剖析的那样：“随着年岁的增长，对喜和哀都呈现一种温和的面目。即使相信偶然，等待意外，依然不可避免地随我们这个时代变得麻木，并以此为自我保护。《附体》这样的题材，按现在的理解写成这样，十年之后又会怎样？能不能朝别人的痛苦走得更近？”作家只能“附体”于此时的笔尖，写下现阶段的体认，我们期待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的“附体”，立此存照观焉。

另外，短篇小说《婴儿肥》用第一人称视角为读者讲述了有着共同“婴儿肥”特征的几个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生活牵扯。在作者看来，“我”的“婴儿肥”让自己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恋爱的对象，女主人公夏丽的“婴儿肥”让我一眼难忘，萌生了情愫。在与曾昶带有暗示性的交流与对话中，“我”终于明白夏丽早已被亲哥出卖的残酷事实，于我，夏丽只能成为过客。我想，田耳在构思这一情节时，没有批判，没有控诉，没有责备，他只是在客观地呈现这类人生活的全部细节和全部情感，在这立体的呈现中思考当今时代的女性如何掌控自己的命运。《给灵魂穿白衣》是一部略带幽默的讽刺小说。全篇围绕小丁爷爷久病未逝这一情节渐次铺开，刻画了一幅病床前的众生相。与爷爷的生命由道士的宣告决定一样可笑的是，这幅众生相恰巧被小丁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小赵的摄像机全面记录下来，让我们看到“给灵魂穿白衣”的全过程。是“久病床前无孝子”，还是在利益与情感的博弈中人们更多选择了前者？这是这部小说带给我们的全部思考。无论是体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是反映弱势群体生活的真实切面，作家田耳总能以小见大，于细微处揭露人性，表现真情。

青年作家郑小驴，本名郑朋，1986年生于湖南隆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山花》《花城》等刊物发表小说一百余万字，部分作品译介至日本、美国。著有小说集《1921 年的童谣》《痒》《少儿不宜》，长篇小说《西洲曲》等。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第26 届湖南青年文学奖、第5 届毛泽东文学奖、上海文学新人佳作奖、首届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新锐作家提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之星”。2016年，郑小驴创作极其活跃，成果丰富，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先后在《十月》《作家》《长江文艺》《芙蓉》等全国各大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6部，分别是《倒立人》《天鹅绒监狱》《天高皇帝远》《红气球》《光》《蓝色脑膜炎》，其中首发《芙蓉》杂志的中篇小说《天高皇帝远》被《中篇小说选刊》第四期转载，并入选吴义勤主编的《2016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丛书；2016年8月，由多部优秀中篇小说结集而成的新书《蚁王》（作家出版社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并举办了隆重的个人新书发布签售会；《大罪》获2014-2016年度《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除此之外，还在《南方周末》《方圆》开设了个人专栏，交流创作的经验和看法，并相继参加了4月份在香港科技大学、浸会大学和7月份在美国举办的文学交流访问活动。

有人说，郑小驴的小说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作品本身也透露出他的年纪本不应具备的成熟和老练，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天高皇帝远》中的茅溪乡风景优美，民风纯朴，却也是个闭塞、落后、贫穷、愚昧之地。这个偏僻村庄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琐碎、混沌的时光中打发自己，难有作为。刘小京们忙忙碌碌，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一切依然如故；韩光明被黄莲村的贫穷所震惊，用长篇通讯报道了这一落后面貌，受到网民广泛关注，但结果也仅仅是关注；韩书记的离开让娃娃鱼项目彻底落空，让茅溪乡人们为此买单……躺在病床上的刘小京终于明白，在这样的地方，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我们都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比皇帝更远的其实是理性与现实之间那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天鹅绒监狱》是他致敬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的同名作品，试图用小说的文体，来探讨当今中国式“镣铐美学”的价值和意义。天鹅绒岛屿听起来是一个美妙而诗意的存在，但实际上它是一座艺术家的监狱，艺术家们只有按照老板的意愿工作，才能获得尊重和自由。作者认为，它如此契合中国当前的现状，以至于涌生了用小说阐述的冲动，也有了写作生涯中最为笨拙的一次书写。“这是一篇不合时宜的小说。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在于它的无法发表。透过当今中国文学繁荣的表象，也许我们的‘发表才是一种真正的‘镣铐美学。”总之，郑小驴笔下的人物多是些难以融入社会的边缘人或有挫败感的青年弱势群体。社会、家庭、伦理、体制在不同人物身上的投射，无形之中使他们的命运发生着偶然或必然的改变，这种改变背后夹杂着无尽的心酸和无奈，深刻地揭示出这个时代种种矛盾的普遍性和尖锐对立。

二、借诗歌之魂诠释大美生活

诗是语言的艺术，诗人是语言的天才。“湘籍作家”李少君和周瑟瑟是這一群体中诗人的杰出代表。他们用灵动的文字、充沛的情感，诠释着对生活和诗歌的热爱。

“自然诗人”李少君，1967年生，湖南湘乡人。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诗歌读本：三十二首诗》《蓝吧》《在自然的庙堂里》《文化的附加值》等，主编《21世纪诗歌精选》，诗作入选大学教材及百年诗歌大典等数十种选本，并被翻译成英文、德文、韩文、瑞典文、塞尔维亚文、越南文等，多次应邀参加国际诗歌节。他所提出的“草根性”已成为二十一世纪诗歌关键词。现为《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一级作家。2016年，李少君出版了诗集《神降临的小站》（作家出版社2016年6月）；在《星星》《花城》《扬子江诗刊》《中国诗歌》等发表组诗《荒漠上的奇迹》《疏离感》《常熟记》等；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发表多篇诗歌评论。这里，我们先主要探讨其比较重要的几首诗作。

诗人李少君以自然风物、实地实景入诗，风格清新自然，语言典雅精炼，想象大胆独特，更重要的是能有感而发，以景达情，让读者在明白晓畅中感受一份奇妙的诗意。《神降临的小站》记录的就是诗人在零下40度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所思所感。在辽阔、寒冷、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我隐约看到了“三五间小木屋，一两点灯火”，荒野上的我是如此渺小，小得如同一只蚂蚁。我被缩成了一个蚂蚁般大小的特定的“点”，从这“点”开始看世界，我的视野开阔起来，看出了许多平时所忽略的场景：远处空旷的马路、亮如白光的额尔古纳河、简洁的白桦林和那闪烁的星光、温柔的夜幕……我的内心从未如此安宁和温暖。最后，我还发现这就是“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心灵从未有过的神圣和广大，在这片神居住的神奇的土地上，我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和灵魂的上升！梁宗岱说：“诗人是两重观察者。他的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对内的省察愈深微，对外的认识也愈透澈。”在这首诗里，当诗人将自我无限地缩小，越过自身的狭隘、感受自我的谦卑时，诗人的内心世界变得异常丰富与开阔，自然世界的明净与澄澈也一览无余，这是大草原给予诗人的馈赠，更是大自然呈现给领悟者的巨大礼物。《常熟记》写江南小城，《荒漠上的奇迹》《河西走廊的雪》写河西走廊，《神之遗址》写九寨沟，这些诗作名篇都携自然入文，为大地作传，写出了新意，揭示了意义。比如，《常熟记》写出了江南小城的玲珑多姿，《河西走廊的雪》写出了历史的风云变幻和波诡云谲，《神之遗址》写出了现代人对一种具有超越精神的存在的还念和召唤，等等。在李少君看来，一个优秀的诗人，“要努力为读者提供一个审美的典范，一种情感的安慰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在《荒漠上的奇迹》组诗当中，《布景》《冲决雾霾囚狱的潜艇》由自然界的雾霾联想到人精神意识的雾霾，令人震撼。在被雾霾充斥的都市，人们普遍茫然，甚至有一种深深的幻灭感。在这座巨大的人间毒气室里，诗人多么想拥有一艘百毒不侵、勇往直前的潜艇来“冲决囚狱”“撕开黑幕”。自然是中国人的神圣殿堂，诗性的自然观念在中国古典诗歌里具有极大的价值。如今，在这样一个污染严重、雾霾横行的时代，诗性自然观遭到了极大的挑战，李少君在对自然的赞美与吟唱中表达了想要重建这一根本价值理念的强烈欲望，这是他的成功之处，也是其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