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以瑾

教师“惩戒权”可能没那么重要

文 | 张以瑾

舆情分析的最终落点是利益分析。从教师群体的日常舆论表现来看，他们的利益诉求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教师待遇，二是维护师道尊严。第一个好理解，也好执行，只要政府愿意给教师加工资就可以了。但第二个却比较麻烦。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了“师道尊严”的社会共识，即便在教师中间，对于自身的尊严是否可以依据某种“道统”来确立，也存在很大分歧。

近几年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前年发生在上海某小学的“打伞门”事件。一个小男孩在活动中给老师打伞的照片被发布到网上，因为女老师“威严”“傲慢”的表情，引爆了网络舆论。当事者、学校、地方教育部门，以及很多参与讨论的评论人士和专家，都被卷入了舆论漩涡。一方认为，不管学生是不是主动给老师打伞，这个女教师都是在滥用自己的权力；另一方则认为，学生主动给老师干点事情，甚至老师让学生帮着做点私事，恰恰是师生关系融洽的表现，无可厚非。

这事吵了很长时间，并没有一个共识性的结果。但至少提醒了很多教育中人，现在教育面临的舆论和社会环境是很复杂的。教育工作者需要在充满“相对性”的条件下，判断某种教育行为的正确与否。

与“师道尊严”相关的争议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教师是否应该拥有“惩戒权”。在很多教师看来，现在“管”学生是个风险极大的事情，弄不好就会惹来家长抗议和舆论声讨，甚至引发“校闹”，让为师者尊严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