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极限之辩:“增长的极限”与气候变化
2017-04-22约什·伊斯廷瑞尼尔·格伦德曼阿西姆·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4期
关键词:技术
约什·伊斯廷 瑞尼尔·格伦德曼 阿西姆·普拉卡什
摘 要:本文对当前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论辩和早前20世纪70年代关于“增长的极限”的论辩进行比较研究。我们特别关注的是这两个案例中的同与异,进而比较其中的政策困境及其需要吸取的经验教训。这两场论辩尽管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观点不同,但它们在公共政策上都倾向于技术专家治国论,因此招致相似的缺陷。在这两场论辩中,关于未来灾难的耸人描述起了关键作用。我们认为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研究,需要密切关注的应当是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维度,而不是过分关注减排目标。我们还认为,对市场机制提供减缓全球变暖的技术的过分信任,十分可疑。有鉴于此,我们切实考察了排放目标的政治意蕴及其时间表,并对如何推进政策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气候变化;“增长的极限”;减排;市场机制;技术
一、前言
诺德兰(Nordlund)强调迄今为止未来主义的研究对于IPCC的研究与评估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2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要求并肩作战的呼吁,我们相信像诺德兰一样,未来学家们会积极投身于“……涉及我们的共同未来的当前规划”3。在回应这个呼吁时,我们吸收了早先的未来主义学者,即罗马俱乐部以及它们关于“增长的极限”(即LtG)的原创成果,以便确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所面临的关键挑战与機遇。4
当前的经济危机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担心,经济问题或许会限制对环境政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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