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

摘 要： 孟子以“善辩”著称，这主要得益于他对论辩方法灵活多样的运用。其论辩方法有直言法、移花接木法、设彀法、譬喻法、变通法。

关键词： 孟子 善辩 论辩方法

孟子，是孔子以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其以“好辩”著称。究其原因：一是孟子为了坚持和宣传他的观点和主张，不得不经常展开激烈的争辩，其曾有“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之语[1]（《孟子·滕文公下》，以下只注篇名）即是佐证；二是孟子之为人，本不像孔子那样深沉庄重，而自傲自负，锋芒毕露，动辄与人言辞交锋，必欲争胜[2]。当然，孟子不仅“好辩”，更善辩。苏洵在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便认为孟子“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

孟子长于辩论，除了其自身所具有的“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二》）外，更得益于他对具体论证方法灵活多样、富于变化的运用。笔者试对其论辩方法加以探析，略作归纳，论述如下。

一、直言法

直言法即直截了当地摆出自己的观点，使听者明晰事理的正确性、合理性、必然性，从而接受观点的方法。

如著名的“孟子见梁惠王章”（《梁惠王上一》），记录的是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次谈话和论辩。一开始是梁惠王发问，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在孟子看来“利”与“仁义”是难以调和的，所以机智地以“利”为突破口展开了论述。他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痛批“利”的危害，阐述“仁义”的好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未有仁而遺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孟子指出王、大夫、士、庶人，如果都说“何以利吾身”，就会产生“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可怕结局，甚至会导致“千乘之家”弑“万乘之君”，“百乘之家”弑“千乘之君”的悲惨下场。孟子在此即直指“言利”只会带来弑君亡国的危害，惠王闻之，触目惊心，深为叹服。这种大胆的精神，鲜明的观点，明快的风格为司马迁所赞叹。他在写《孟子列传》时，开篇便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梁惠王曰章”（《梁惠王五》）也是如此，梁惠王在先后为齐、秦、楚所败，大儿子战死的情况下，感到莫大的耻辱，他向孟子问策，希望能振兴魏国，一雪前耻。此处，孟子还是直言其观点，他向梁惠王讲了当前应采取的措施，即“施仁政于民”。随后又点出魏如“施仁政于民”，则“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及齐楚秦诸国不施仁政，“夺其民时”的恶果，一正一反，两相对比，使惠王清楚地意识到倘“施仁政于民”，则“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二、移花接木法

孟子在游说或论辩时，难免遇到对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会迅速转换话题，以确保游说或论辩的成功，此即移花接木法。

如“齐桓晋文之事章”（《梁惠王上七》），一开篇，齐宣王就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此句意思是：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迹，您能讲给我听听吗？齐宣王此问是有原因的，因他处于齐国的强盛之时，一心想以武力征服中原，称霸天下，所以想让孟子给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这两大春秋之霸称霸天下的事迹。而众所周知，孟子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双方的观点可谓尖锐对立，如果孟子此时直言不愿谈，双方必然不欢而散，那么劝宣王“弃霸道、图王业”的游说也随之会失败。孟子深知之一点，旋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作答。也就是说：孔子的弟子们没有谁提到过齐桓公、晋文公的故事，所以后代就没有流传下来，当然，我也没有听说过。如果您一定要我说的话，我就说说以仁德的力量一天下的“王道”吧。其实，孟子所言非实，他曾经自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理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离娄下二十一》），从中可知，他熟知齐桓、晋文之事。孟子之所以推说不知，就是为了避免正面交锋，缓和谈话的紧张气氛，从而巧妙地把话题以“霸道”转入“王道”，以确保游说的顺利进行，直至成功。

“庄暴见孟子章”（《梁惠王下一》）也是如此，孟子见齐王：“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孟子的话一出口，齐王就“变乎色”，很尴尬，不得不声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可见当时谈话的气氛有多不融洽。如果孟子顺着齐王的话题谈“先王之乐”和“世俗之乐”的雅俗高下，谈话的气氛必然更为紧张，劝说齐王“行仁政”的目的就无法达到，所以孟子适时地转换了话题：“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以此缓和气氛，并且将话题由音乐引入政治领域，为游说成功做好铺垫。

三、设彀法

彀，即圈套之意，所以设彀法即预设机巧，引人进入圈套的方法。其往往表现为：远处着眼，迂回前进，有收有放，先纵后擒，最终折服对方。

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章”（《滕文公上四》），孟子在一开始并不急于驳斥农学家，“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观点，而是先就许行之衣食起居向陈相一连提了八个问题：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奚冠？”曰：“冠素。”“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这八问看似和反驳对方观点毫不相干，但其实已诱使陈相上钩，并且一步步向圈套靠近，因为从两人的一番问答中，已确认了许行的帽子、锅以及农具都非自给，而是与各种工匠交换而得这一事实。紧接着孟子又问陈相为何许行要如此不怕麻烦地和各种工匠做交换，陈相答“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此时，陈相不知不觉间已落入彀中，因为既然许行实在不可能一边耕种一边做各种工匠的事，那么君王又怎可能一边耕种一边治理国家呢？至此，农学家的观点不攻自破。

四、譬喻法

譬喻法，即比喻法。孟子善用比喻，对此，东汉赵岐在其《孟子题辞》中称赞道：“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据今人统计，《孟子》一书中各类比喻竟达159个。所以，比喻是孟子论辩的一大特色。

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以“缘木求鱼”，形象地说明了齐宣王想以“霸道”统一天下的不可能性；以“为长者折枝”来形容事情的轻而易举，以“挟泰山以超北海”来说明事情的困难，合在一起，指出对齐宣王来说行仁义并不困难，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齐宣王的不行仁义是“不为”而不是“不能”。此外，他谴责惠王的施政是“率兽食人”（《梁惠王上四》），把百姓盼望贤君出现喻为“大旱之望云霓”（《梁惠王下十一》），用“水之就下”（《梁惠王上六》）的属性比喻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这些贴切而精妙的比喻不仅使行文形象生动，以少胜多，而且由于喻义多藏，语近旨远，往往能发人深思，受到启迪。

《孟子》中还有一些比喻，由于具有了简单的情节，所以便上升到了比喻的高级形式―一寓言。如“梁惠王曰章”（《梁惠王上三》）中的“五十步笑百步”：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比喻形象地說明了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通过此喻，孟子委婉地告诫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

五、变通法

变通法是指在谈辩过程中，既坚持某些经典性观点的正确性，又承认特定条件下处事的变通性的方法。如“淳于髡章”（《离娄上十七》）：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淳于髡首先明知故问，其真实意图在于为下一问设置障碍。而孟子予以了肯定回答，因为“男女授受不亲”是儒家所提倡的“礼”的重要内容。孟子的回答正中淳于髡下怀，他自认为时机已到，紧接着提出一个两难问题：“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如孟子答“援”，则违背了“礼”；如答“不援”，则违背了儒家的“爱人”之主张。危急之时，善辩的孟子凭借变通法，化险为夷：认为男女授受不亲，这是正常的礼制；而“嫂溺，援之以手”则属变通之策，二者并不矛盾，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孟子能够灵活地运用直言法、移花接木法、设彀法、譬喻法、变通法，所以才能做到善辩。当然，这些论证方法也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孟子.孟子[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31.

[2]章培恒.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