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昊昱

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诗早熟早衰观的面貌、成因，发现这一观点是基于比较视域下的对中国诗歌发展面貌的简单总结，其仅在一定条件下成立。中国诗抒情诗风表面上看早熟早衰，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隐含着中国诗歌发展需要满足普通民众审美诉求的期待。

关键词： 比较视域 抒情诗风 中国诗 早熟早衰

钱钟书先生在给美国人讲演时谈道：“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谈道：“论诗与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1]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很早就达到了峰极；然而，就中国许多文学评论家的观点看，中国诗歌在中晚唐便已开始走向衰落。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诗“早熟”与“早衰”呢？

一、比较视域下抒情诗风“早熟早衰”成因探析

1.中国抒情诗风的早熟。就抒情诗风的形成而言，直到文艺复兴，西方许多著名大诗人，诸如雪菜、拜伦等，才创作出了不朽的浪漫主义抒情诗。而中国抒情诗风的“早熟”早在先秦，这一点可以从《诗经》到《楚辞》的转变中看得一清二楚：《离骚》中处处透露着浪漫主义气息，如“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移”。从开篇到结尾几乎都以想象行文表情达意，而纪实文字则显得寥寥。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出现，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纯粹的抒情诗”。同时，将中国诗歌的起点一下子提到了半空中，一下子提到了西方诗歌还要发展很久才能达到的水平上。加之古中国广袤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并不能滋养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史诗的生发，所以中国诗体发展到抒情诗，在旁人看来便是一蹴而就的。后世中国诗人从这个起点出发，愈发高远。这就是中国诗“早熟”的原因。

2.思想决定了艺术。与中国哲学“早熟”存在很大关系。中国哲学极早就达到了顶峰，甚至比诗歌的顶峰出现的时间还早。在《诗经》中仍能看到一些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篇目，如《邶风·二子乘舟》、《大雅·荡》等。这些诗歌与西方早期史诗在题材选择上并无悬殊的差异。但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昏暗、社会动荡、思想混乱的局面后，特别是在儒、道二家的哲学思想兴起并盛行后，中国诗风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来看，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士志于道”；而老庄则更致力于跳出世俗的禁锢，返璞归真，一心求道。在这样的价值观的影响下，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关注焦点已经开始脱离基础的物质生活，转向更高层面的精神追求。这种思想的转变必将体现在其所创作诗歌的风格上。具体来说，便是由表现最基本的喜怒哀乐的现实描写，转向浪漫主义的想象驰骋，表达更为复杂而深幽的思想感情。

二、中国诗歌诗体与诗韵的渐熟现实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诗的早熟更多的是内容上的早熟，即没有按西方诗歌“史诗-戏剧诗-抒情诗”的发展规律，这并不代表中国诗在形式上也是早熟的。事实上，中国诗歌形式的发展历程并不逊于西方诗歌厚积的过程。中国诗歌形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它的字数上，也就是四言、五言与七言之分。从这一区别出发，后来又发展出了格律。

1.四言到五言的嬗变。中国诗歌最早是从四言诗开始的，如五帝时代的《击壤歌》、《尚书》中记载的《卿云歌》，这种四言传统在《诗经》中体现得最明显。四言的优点在于句势严整，气势恢宏，正如北京紫禁城通过磅礴的宫殿群而营造出的宏大的美。此外，即使句数增加，四言短句的特点也使全篇看上去不致太过冗长。古人说话往往爱引用诗助长语势和完足语意。所以五言诗出现的早期并未触及四言诗的正统地位。据严羽《沧浪诗话》中讲：“五言起于李陵苏或云枚乘。”[1][2]但在西汉，以韦孟的《讽谕诗》为代表的四言诗仍居于主体，且李陵的五言诗被指为后人伪托[1]。到了东汉，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五言诗已经发展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但它仍然未能撼动四言诗的根基。在正式场合，人们还是惯用四言而非五言，如魏武帝脍炙人口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组诗，陈思王的《应诏诗》、陆机的《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等。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东晋南北朝。到了大小谢的时代，我们已再难找到一首四言诗了。至此，中国诗歌形式终于完成了最精彩的一次飞越。这次飞越对于中国诗的意义，一点不亚于马克思评价“商品-货币”这一惊险的飞越之于人类劳动生产史的意义。

2.诗韵的渐熟。从四言到五言，虽然只是每句添了一个字，却着实是中国文艺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它标志着文人士大夫呆板的排比造就的气势，转而偏向灵活的形式带来的淡雅的美感，正如汉魏大赋向六朝抒情小赋的转变，中国诗歌开始由关西大汉连珠炮似的高喊，转向江南女子吴侬软语的呢喃。从后世格律的角度看，四言的节奏点只能“二二”断开，“一三”或“三一”的形式都是偏颇的，但就五言诗而言，这种平均分配的断法毫无意义。于是，“三二”和“二一二”甚至“二二一”的断法都是可行的。如果把平仄加入其中，四言只有“平平-仄仄”或“仄仄-平平”两种格式，而五言则可衍生出“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再加之句与句之间不同的排列组合，使诗的语言一下子变得灵动起来，后来五言再发展为七言，并逐渐形成格律，可谓水到渠成。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评论：“‘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可缺一。”[2]中国诗已具备内美与修能，走向顶峰。

三、诗体代兴推动中国诗歌早熟早衰

1.诗体代兴推动某一体式的衰落，隐含另一体式与内容的勃兴。关于诗歌的衰落，王国维先生论其原因为：“盖文体通行即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2]诚然，中国的农耕文明使其子民养成服从天性，使得后世诗人作诗时一不留神就会滑进前人的套路里，这确实造成了后世诗作难以出新的困局。但要说诗歌衰落“皆由于此”，则显得不妥，原因有二：其一，更换文体并未能让后世文人摆脱前人的影子，如苏轼那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头两句直接化自太白之诗，而其望月怀远的内容，在唐诗中早已有广泛的体现。可见其在内容与意境上并未与唐诗泾渭分明；至于另一首《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则更是直接改编自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可这首词在当时可比原诗“出名”得多。所以，并非文意上的脱胎换骨让词取代了诗。其二，后世诗人在诗作中有独到之处。如“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买杏花”这样的诗句，其独创性非常鲜明，且辞藻与意境均不输于唐诗。但诗歌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可见，并不能把诗歌衰落的原因单纯地归结为前人的窠臼。

2.传播与受众需求下的诗体发展。唐朝有“旗亭画壁”的典故，那时唱诗已经非常普遍。但到宋代，宋人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再也不说能歌太白之诗了。而这歌词内容改变的背后，恰恰是词盛诗衰的现象。五言取代四言，正因为五言的语言更适合传唱，而正是唐朝社会上下的大规模传唱，才造就了一个真正的诗歌盛世，这恰恰是词能取代诗的地位的最终原因。诗歌的传唱加速了配乐的引进与改良，而在配乐变得多样化后，句式整齐的诗却不再能与之适配，这才出现了长短句——词。而词错落的格式更易被普通百姓接受，故其在民间广为流传，乃至最终取代了诗，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文体。而诗歌则在“极盛”之后迅速走向了“早衰”。

3.早熟早衰背后隐含的民众土壤。从诗到词再到曲，我们看到了一个文体的轮回——“由民间到庙堂再到坟冢”。而在这个轮回中，中国的文学形式和內容越来越趋向普通民众。明清也有诗，但早已不能与唐诗同日而语。大概是文人们已经习惯了更通俗的文体，到操作诗的时候，就像把敝帚插进青花瓷瓶中，显得不伦不类了。

诗的兴盛在于它满足了民众已经存在的审美需求；而诗的衰落也恰恰在于它没能满足民众发展的审美需求。我们今天谈复兴传统文化，谈普及传统诗词，不仅是要把它们印在教科书上让学生背诵，更重要的是将它回归人民群众，回归现代大众审美，重新赋予古诗新的生命力，如把这些名篇谱上现代歌曲传唱，如《明月几时有》、《床前明月光》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让中国传统诗歌深深嵌入人民的生活起居中，才能维护中国诗歌长盛不衰的景象。

参考文献：

[1][南宋]严羽，著.陈超敏，评注.沧浪诗话评注[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3-44.

[2]王国维，著.周锡山，编校.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18-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