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文祥

况周颐，字揆孙，号蕙风，又号玉梅词人，广西人，世家子弟，生于公元1859年，卒于公元1926年。光绪五年（1879）举人，光绪十四年后，历任内阁中书、会典馆纂修。盛年后曾入晚清大僚张之洞、端方幕。清亡，以遗民自居沪上。

在清末四大词人中，对词涉猎最早、在词论上成就最大，首推玉梅词人况周颐。他继承和发扬了常州派讲寄托、倡含蓄的词学传统，推出“词心”说和“拙、重、大”的词学主张，将常州派的词学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其词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所著的《蕙风词话》一书。本文试就况周颐的词学理论作些解读。

一

诗馀之“馀”，作“盈馀”之“馀”解。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往往声希节促，则加入和声，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遂成为词。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馀于诗，故曰“诗馀”。世俗之说，若以词为填诗之剩义，则误解此“馀”字矣！（《蕙风词话》卷一）

解读：词曰“诗馀”，传统解释皆为诗之“馀剩”也，即诗之附庸，不为独立之文体，不登大雅之厅堂，只配歌筵酒宴传唱，“递叶叶之花笺，文抽锦丽；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是也。传统士大夫不屑为之，词之地位低下，由此见出。时至晚清，列强环伺，国运飘摇，于是仁人志士，如常州派之词人，倡导词之比兴寄托，作词亦如作诗，当寄慨家国情怀，以此抬高词之地位，诗有史，词亦当有史，此即常州派的“词史”论。蕙风的“诗馀”新解，即基于此。

二

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此。

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蕙风词话卷一》）

解读：重者，浮薄之反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