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颖

和大多数从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人一样，我的母亲对食物非常敬重和珍惜。在她的记忆年轮里，一粥一饭，不仅仅是一粥一饭，而可能是一条命。

在她童年时期的饥饿岁月里，她看过太多吃者生不吃者死的例子。这些记忆，深深地镌刻入她的基因里，以至于在她成长岁月的每个时间段，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要讲的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物质供应虽然也紧张，但已不至于饿死人了。这时的母亲，已有了两个儿子，大的我五岁，小的弟弟一岁多。

这个时段的母亲眼里，食物是对她的儿子们最实在最真切的爱。她像很多母亲一样，宁肯自己少吃，也不要儿子饿着。不！准确地说，是宁愿自己饿着，也不让儿子们吃得不满意。

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每当家里吃肉，母亲总是选个没肉的骨头一直啃，就像经典故事“妈妈只爱吃鱼头”里那个老是抢着没肉的鱼头啃的妈妈那样。这里面的奥秘，直至我多年后当了父亲时，才恍然大悟。

但偷嘴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段。

那一年，我母亲打零工的雪茄烟厂来了一位新同事，这位被叫作青姨的阿妈因为和我家住在同一条街上，自然与母亲同路上下班，故事就发生在她们同行的第三天。

工厂在小城的东北方，家在小城的西北方，运行路径，恰好是穿城而过。

那时虽然没有小贩或个体户，但县城仅有的几家国营商店，都在她们必经之路上：米粉店里冒着酸香味的臊子米粉，小食店里辣子汪汤宽的合脂粉，综合食堂高耸至屋檐的蒸笼里的牛肉和肥肠，工农茶馆门口香糯澄黄的油茶上面的馓子和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