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萍萍

摘要：作为“寻根派”代表之一的阿城，以他对传统文化的独特观照，在创作代表作《棋王》时浸入了儒家思想，在其作品中实现了儒道精神的融合，体现了他对文化之根的探寻。然而，阿城却不仅仅在弘扬以儒道思想为支撑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这里面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隐含的批判。

关键词：寻根；“三王”；传统文化；背离

从价值立场而言，寻根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应普遍持一种积极的、肯定的认同态度，也就是说，应当寻找的是一种可供发扬光大的文化“优根”，而不是腐朽不堪的文化“劣根”。作为宣言，寻根文学倡导者阿城对此是毫无异议的，但具体到创作时，这种确定性就变得十分暧昧与可疑。在对“根”的问题上，他采取了形是实非的价值态度，这也构成了特别鲜明的反讽性特征：建构意义与消解意义互为表里。“有一日，阿城来到上海，住在作家协会西楼的顶层。……他很郑重地向我们宣告，目下正酝酿着一场全国性的文学革命，那就是‘寻根。他说，意思是，中国文学应在一个新的背景下展开，那就是文化的背景，……阿城的来上海，有一点像古代哲人周游列国宣扬学说，还有点像文化起义的发动者。回想起来，十分戏剧性，可是在当时却真的很自然，并无一点造作。”[1]

表面看来，崇尚道家、向往自然、亲近乡野的《棋王》是地道的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但事实并非这样简单。阿城的这些小说固然有着浓郁的“文化回归”色彩，但作者对传统文化绝不是完全拜倒其脚下的。比如在小说《棋王》结尾处，作者赞叹了“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的顺其自然的人生观，但这并不说明他对老庄思想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这段话之后作者接着说道：“可囿在其中，终于不太像人。”这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调侃，而是显示《棋王》文化态度非常重要的一笔，这就是说《棋王》虽然有回归传统文化、向往自然的人生情怀，但却并不满足于此。

另外，小说原来的结尾还有重要的一笔。据李陀回忆说，原来的结尾是：“我”从陕西回到云南，刚进云南棋院的时候，看王一生一嘴的油，从棋院走出来“我”就和王一生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下不下棋？王一生说，下什么棋啊，这里天天吃肉，走，我带你吃饭去，吃肉。……但是这个结尾由于“基调灰暗，在当时认为有倾向问题”被删掉了。在被删的结局里，王一生不再下棋，回到了物质生活，不再是“棋王”而是成为了一个俗人。如果保留这个结尾《棋王》也就不是今天的《棋王》了。因为吃与象棋是小说反复描写的两个意象，在“吃”的方面，王一生表现得极俗，这种“俗”来自他物质生活的贫乏，仅仅是摆脱贫乏、吃饱饭就能使他知足，没有更高的追求。而在“下棋”的方面，王一生也与脚卵、冠军等人不同，他没有把象棋当作一项高雅的活动，甚至很难说象棋对他而言是否有某种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只是把象棋当作一种消解生活中不满足的方式。饥饿时痴迷象棋，有肉吃时却不下棋了，可见精神再好，比不上吃肉实在，物质生活最终战胜王一生的精神生活，这不是对传统思想的讽刺么？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阿城在十几年后的一次访谈中宣称《棋王》有同性恋意向：“王一生难道就只像文坛评家说的那般：小人物执著于下棋的超俗吗？阿城这一次仿佛要来点儿所谓‘拨乱反正了，其实《棋王》里的同性恋意向，是评家从来没有看出来的，是没有能力看出来……”[2]将同性恋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那更是不可思议的讽刺。由此可见，在阿城大谈传统文化的背后，其实深烙着五四以来反传统的精神印记。

还有，阿城虽然旨在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其实并没有从西方的审美文化传统上全身而退，返回到中国的审美文化傳统中，他不仅仍然程度不同地受着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的影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作品本身就是很典型的现代派文学。阿城的小说，似乎很得中国传统小说之精髓，但其冷静的低调叙述，以及反精英主义的倾向，显然是来自于西方现代派的。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阿城的文化寻根有独特的魅力，阿城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传承”，也有隐含的“背离”，这也体现了阿城的在处理文化方面的批判自觉意识：对待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只一味弘扬，要有取舍。

当现代化大潮正在冲刷传统文明的记忆时，文学却捍卫着记忆的尊严；当种种脱离实际的空论在迷惑着人们时，文学却显示了理性的力量。因此，在谈论“中国文化”、“中国民族性”、“中国文学的民族性”这些话题时，应当提起的是，阿城以他独特的知识构成，为文化之根的寻找做了应有的努力。

参考文献：

[1]王安忆：《“寻根”二十年忆》，上海文学，2006.

[2]林燕，乌尔沁：《“文学失足青年”—阿城如是说》，中国新时代，199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