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玉

摘要：卞之琳是中国新诗史上现代派的杰出诗人代表，他融古化欧，在接受了以后期象征主义为主的诗歌的影响，又将这种影响通过接受与变异之后，与中国古典传统诗歌相融合而巧妙地汇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取众家之长，在不断地探索和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独具智慧与哲理的诗风，在30年代的中国诗坛上独树一帜。

关键词：卞之琳；诗歌传统；象征主义；诗风

卞之琳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其诗风融古化欧，他上承新月派，中出现代派，下启九月诗派，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现代新诗的产生包含了诗人相当复杂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乏将西方的象征主义和中国的诗歌传统相融合的诗人。那么卞之琳便是这一过程中“中西融合”的体现，古典诗歌传统与西方象征主义在卞之琳的诗歌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李广田也曾指出这一点，他说：“作为一个诗人，卞之琳在其思维方式上，感觉方式上，不但是承受了中国的，而且也承受了外国的，不但是作品内容上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1]但不同于同时期（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戴望舒、何其芳等创作的主情派诗歌，卞之琳创作的是主智派诗歌，注重诗歌的理趣和哲思。

首先从卞之琳的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来看，卞之琳在回归我国诗歌关注现实的传统，同时也具有宋诗的理趣。

卞之琳早期的诗歌，较多表现当时社会现实，寄情于同归没落的社会下层平凡的小人物，以及描写城镇“灰色景物”的诗。如《一个闲人》中那个把手中小核桃磨得滑亮的闲人，在诗人看来正是一天天地磨掉自我的生命。“啊哈，/你看他的手里，/这两颗小核桃，/多么滑亮，/轧轧的轧轧的磨着，/磨着，/唉！/不知磨过了多少时光？”卞之琳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北平市民的空虚、萎缩的精神状态。又如《叫卖》中，“小玩艺儿，/好玩艺儿，/唉！/又叫人哭一阵。”早期的卞之琳总是擅长从凡人小事入诗，从平常的生活画面挖掘深刻的哲理。再如《苦雨》、《过节》等作品，既有对平凡小人物的空虚可怜的人生的同情，也有对他们无奈的生活态度的批判和讽刺的态度，但其实诗人却是通过这些作品来表达对超越现实的当下社会和人生的冷峻幽深的哲理沉思。其实写平凡小人物是我国诗歌早有的现实主义传统，远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早已开辟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道路。

宋代理趣诗的一大特色就是情理合一，但诗歌中情感的表达方式并非直抒胸臆，直接宣泄，而且融情于理，是隐藏的，这与卞之琳的诗歌是相似的。此外，宋诗与卞之琳的诗歌都喜欢运用典故，来阐述道理，并且这些典故大多来自于我国古典诗歌传统，卞之琳对这些典故进行了新的创造，使其具有新的内涵。如《距离的组织》中，“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 这一句运用了“独上高楼”这一典故，在中国古典诗歌之中，“独上高楼”最早出现在晏殊《蝶恋花》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后也不断地被引用，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传统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故。“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好累啊！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这一句中的“盆舟”又是化用《聊斋志异》里记白莲教徒的典故，由此传达出丰富的内涵。对于《距离的组织》一诗，诗人自认为“整首诗并非将讲哲理，也不是传达什么玄秘思想，而是沿袭我国诗词的传统，表现一种心情或意境。”[2]由此可以印证卞之琳沿袭我国诗歌传统的意象的特点。

宋诗由于受到杂剧艺术的影响，出现“以剧入诗”的戏剧化特征，这与卞之琳的戏剧化追求和艺术手法是相通的，当然，杂剧艺术对宋诗的影响是内在的，并没有使宋诗真正杂入戏剧因素，而卞之琳的诗歌却是有意识的运用戏剧化手法，是诗歌的戏剧化和小说化。[3]如《酸梅汤》，可以说是一首戏剧独白诗，整首诗都在以“我”的口吻在说话，“我”的所见所闻，行为动作都通过独白的方式表达出来，用一种戏剧化的独白来表现人情冷漠的一种没落情绪，通俗又直白的语言里蕴含着对于社会现实，对于人生的深沉的思考。由此观之，卞之琳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闻一多、徐志摩的影响，师承新月派。他说：“我在写诗‘技巧上，除了从古、外直接学来的一部分，从我国新诗人学来的一部分当中，不是最多的就是从《死水》吗？例如，我在自己诗创作里倾向于写戏剧性处境、做戏剧独白或对话、甚至尽量小说化，从西方诗里当然找得到较直接的启迪，从我国旧诗的‘意境说里也多少可以得到间接的领会，从我的上一辈的新诗作者當中呢？好，我现在翻看到闻先生自己的话了，‘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等等。”[4]不难看出，卞之琳注重刻画典型的戏剧化手法，与宋诗的戏剧化艺术有共通之处。

从卞之琳的诗歌与西方象征主义的关系来看，尽管波德莱尔、魏尔伦等诗人也影响过卞之琳初期的创作，但是卞之琳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诗歌主要还是受到了后期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艾略特等人的影响。在追溯自己的创作道路时，卞之琳说：“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有所写作，不无共鸣。”“写《荒原》以及前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对于我前期中间阶段的写法不无关系。”[5]可见，卞之琳的确是受到了后期象征主义艾略特等现代派诗人的影响，由此走上了主智派的诗歌道路。因此在研究卞之琳的诗歌时，对于艾略特等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对其的影响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

与前期象征主义的自我表现相比，后期象征主义更喜欢的是让自我消失，主张“诗的非个人化”，这就要求创作时要以一种客观、冷静、理性的态度，这也是卞之琳与同时期的诗人戴望舒、何其芳等人走上不同的诗歌创作道路的原因，同样受到了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戴望舒等人在诗歌之中融入自己的情感，因而走向主情派的道路，而卞之琳却因为这种“冷的理性”而走上主智派。“冷血动物”是卞之琳对自己创作态度的概括，他说“我写诗，而且一直写得是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已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6]”这种客观、冷静的心态决定着卞之琳诗歌的创作风格，而后期象征主义的诗歌具有“哲学化”特点，对卞之琳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者们把卞之琳的这种智慧与辨证的特色与玄学派相提并论。卞之琳在叶公超的指引下接触了艾略特的作品，卞之琳说：“他（叶公超）特嘱我为文学创刊号专译T·S·艾略特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亲自为我校订，为我译出文前一段拉丁文motto。这些不仅多少影响了我自己在30年代的诗风，而且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7]由此观之，卞之琳的确是受到艾略特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融入到诗歌之中，艾略特提出了一种诗的原则：诗人能“像闻到玫瑰花香一样立刻感受到他们的思想”，从而提出客观对应物的理论。卞之琳便是以艾略特的这种诗的原则进行创作，从刹那的感觉中提升起哲理与智慧，让读者去欣赏，去感受诗人的思想，却又将趣味融入象征主义的理性之中，如《断章》中，“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首诗涵蕴的人生哲理相当丰富，为人们的欣赏提供了诸多可能性。短短四句便表明了世间人事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从而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思考，形成了“哲思”，道出了“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都是有联系的，变化的，是你中有我，我中存你的”辩证关系。在中国现代新史诗上，卞之琳是第一位真正具有自觉的哲学意识的诗人，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对这种“哲学意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投》讨论命运观，《断章》表明了主客体的相对性，《水成岩》描述时间的体验，这些都属于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话题，都体现出卞之琳诗歌中所包含的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思考的内容。

在诗歌的语言上，我们不难从卞之琳的诗歌之中看出艾略特等人对他的影响。艾略特的《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曾在卞之琳的诗歌中多次被化用。如其中的一句“连绵的街道像冗长的争论，/带着阴暗的意图，/引诱你向一个不可抗拒的疑问……”，曾被卞之琳巧妙地化用在《归》中，“像一个天文家离开了望远镜，/从热闹中出来闻自己的足音。/莫非在自己圈子外的圈子外？/伸向黄昏去的路像一段灰心。”这两句中，艾略特将“街道”比作“冗长的争论”，而卞之琳将“路”比作“一段灰心”，二者同样都是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再如艾略特的《序曲》第四节中，“他的灵魂被紧张地扯过，/那一排楼房后隐没的天空，/或者被固执的脚步践踏着，/在四点、五点和六点钟；/还有装烟斗的短粗的指头，/还有晚报和那些眼睛。”而卞之琳似乎是受到了艾略特的启迪，对于这一节中的“在四点、五点和六点钟”颇有偏爱，在其诗歌中也得到体现。如在《距离的组织》中，“友人带来雪意和五点钟”，在《墙头草》中，“五点钟贴一角夕阳，六点钟挂半轮灯光”，都将艾略特的“五点和六点钟”巧妙地融入诗歌之中。

卞之琳将西方后期象征主义的技巧与中国古典传统诗歌的意境巧妙融合在一起，可谓是“融古化欧”，他在不断地探索与发展过程中将中西方诗歌文化交流、融合、碰撞从而产生出独具个人特色的新的哲理诗，从而为二十世纪30年代中国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對中国新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广田.诗的艺术——卞之琳的《十年诗草》[A].李广田文学评论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2]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7.

[3]王泽龙、王晨晨.卞之琳理性诗歌与宋诗理趣.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4.

[4]卞之琳.完成与开端：纪念闻一多先生八十生辰[M].卞之琳文集（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55.

[5]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6]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卞之琳《赤子心与自我戏剧化：追念叶公超》，引自《地图在动》第二八六、二八七页，珠海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四月第一版.